摘要 廣義而言，權力無非就是支配力。擁有支配性權力的人，本能上不喜歡實話實說。在帝制時代，君主或多或少能夠納直言，對權力的行使有所規(guī)范，客觀上是因為他們的權力受到一些有形和無形的限制。君主的專制程度越高，人們說實話、說真話的空間就越狹窄。通過對傳統(tǒng)政治的考察，我們看到，權力只要絕對化，就必定是“無法無天”的。今天的國人，除了繼承古之士大夫“修齊治平”的道德責任感之外，還應著力修建我們制度的堤防，防止人性中惡的成分在不適當?shù)臅r候溢出。

關鍵詞  權力  實話  道理  制度  人性

權力擴張的邏輯及其限度

廣義上的權力是無所不在的。從這個角度理解，權力無非就是支配力，只要有能力支配他人，就意味著擁有權力。本文講的權力，僅限于政治領域，只討論由于強力或者政治制度規(guī)定了的支配和被支配關系。

中國有2000多年的帝制歷史。如果加上此前的王制時期，中國3700多年的歷史，就是帝王將相的歷史。古語雖然有“民”、“氓”、“黔首”等稱謂，但民眾在歷史里只是一團模糊的身影。歷史，就是支配者的歷史。也就是說，歷史的敘事，只是權力支配的敘事。今天的人們比較喜歡說權力異化這個概念，但權力其實沒有“異化”這回事，支配者使用權力時如果沒有顧忌和障礙，百分之百都是趨于無限擴張的，最終，都讓人受不了。

中國歷史上歷代統(tǒng)治者的權力來源都是強力，或者說暴力。“馬上打天下”是一個通則，任何人不能例外。即使通過宮廷政變奪天下，背后也是武力，沒有武力的支撐，就沒有逼宮，更沒有政變。但是，馬上打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也是一個統(tǒng)治的通則。以武力運作的方式統(tǒng)治，無一例外都是短命的。即使像中世紀蒙古這樣世界公認的強大軍事力量，按武力模式統(tǒng)治，也就維持了不到百年。五代十國軍閥統(tǒng)治時期，五個朝代，總共51年，平均每個朝代10年左右?；实蹖氉鶄鞯絻鹤?，屁股沒坐熱，政權就傾覆了。被支配者民眾的活動，在平時沒有多少記錄，可一旦民不堪命、民變蜂起之時，模糊的“民”就成了主角。

也就是說，權力可以用武力奪取，但如果權力的使用不講道理，沒有節(jié)制，那么，“二世而亡”就是迫在眉睫的現(xiàn)實。反過來，恰是這個嚴峻的現(xiàn)實使得權力的擁有者懂得，使用權力要講道理，要有所節(jié)制。

講道理，有兩個層次的內容，第一是大道理，按孔子的說法，是仁政，孟子解釋說，之所以要行仁政，是因為“民為邦本”。就是說，民是統(tǒng)治者的最大資產，沒有了這個資產，就成了窮光蛋，孤家寡人，也就沒本錢統(tǒng)治了。第二是有什么說什么。首先是把事情應該怎么辦的道理原原本本說出來，不打埋伏，實話實說。其次是不隱瞞實情，不對上級搞信息封鎖，尤其是不能蒙蔽皇帝。所以，講道理，實際上就是說實話。

沒有一個皇帝喜歡被人蒙蔽，沒有一個皇帝嘴上不說“喜歡臣子說實話”。而且，只要實話說得比較多，王朝就興旺，實話沒有人說，謊言充斥，王朝就注定衰亡。但是，現(xiàn)實的王朝政治，實話實說，還真是個難事。犯顏直諫，在史書上絕對是美德，但現(xiàn)實中卻非常稀少。固然，像秦二世那樣，被蒙蔽到鹿馬不分，對外界的真實情況一無所知，或像明熹宗那樣，只顧埋頭嬉戲或者做木工，外面的事情不聞不問，應該屬于極端狀況。但是，完全不被蒙蔽的皇帝，還真的就不存在。盡管韓非子教了好些不被蒙蔽的權術高招，帝王們也如實地照搬施用，同時，用雷霆之怒、嚴酷的刑責懲罰欺蒙者，但還是消弭不了被欺蒙的可能。不僅皇帝如此，每個上級，也都如此。一級蒙一級的可能性，永遠都存在。

這是因為，擁有支配性權力的人，本能上不喜歡實話實說。人性的弱點，就是目好色，耳喜恭維之聲，說白了，就是喜歡聽好聽的話。文明程度越高，這樣的弱點就越是明顯。人人都知道，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大權在握之人，聽得進逆耳的忠言，卻往往都是被迫的。中國歷史上，漢唐并稱盛世，簡單地說，就是這兩個朝代對實話的容忍度高一些。但這個高容忍度的前提，是因為這兩個朝代前面的朝代都是二世而亡。殷鑒不遠，不容他們不謹慎。

實話實說背后的君權制約機制

在帝制時代，君主或多或少能夠納直言，聽得進意見?；蛘哒f，按照實話的邏輯，對權力的行使有所規(guī)范?？陀^地說，是因為他們的權力受到一些有形和無形的限制。第一種限制，是大道理的限制。中國大一統(tǒng)帝國的建立，憑借的是法家思想。但是，法家思想利于打天下，鞏固江山卻不靈。后世皇帝“獨尊儒術”的選擇，等于承認在最高權力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道理的存在。在政治上，“皇權接受一個更高的意識形態(tài)的指導制約，士人官僚的‘規(guī)諫’構成了制約皇權、調節(jié)政治的重要機制”。①大道理不僅要放在廟堂之上，而且需要通過士人官僚不斷地實話實說，才能對君主的權力構成制約。

第二種限制，是制度。王朝的制度，都是經君主同意確立的。權力的行使，要按制度的軌道走。這里本身就蘊含著對權力的制約。漢文帝時發(fā)生在廷尉張釋之身上的一個故事，非常耐人尋味：“頃之，上（指漢文帝，作者注）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于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駕，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②皇帝可以自己執(zhí)法，把驚了他的馬車的人殺掉，但如果交給廷尉（漢初主管司法的官員），那么就是進入了司法和制度軌道，就得按法律和制度辦。這就是制度的制約。后世史家公認漢唐的制度有其優(yōu)越性。其優(yōu)越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集體決策機制，任何重大決策，必須經過朝廷重臣的集體討論，朝議和廷爭之后才能拍板。在這個過程中，參與者可以實話實說，不必擔心受懲罰。即使形成了決策（詔令），某些專門的機構，比如門下省，也可以封駁，即打回去重議。而御史臺的諫官也可以提意見，讓皇帝回心轉意。

當然，對皇帝權力最大的限制是士大夫官僚群體。自漢朝之后，官僚基本上由儒家士大夫擔任，而儒家士大夫一向以儒家倫理的闡釋者自居，有“修齊治平”之志。為帝王師，是他們生活事業(yè)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說，他們自以為有引導、規(guī)勸君主的使命。反過來，君主一般也以“與士大夫共天下”為信條。接受指導、接受規(guī)勸，是一個“明君”的基本形象。就情勢而論，大一統(tǒng)的帝制國家，皇帝必須依靠官僚們來統(tǒng)治天下，如果沒有官僚的協(xié)助，他將寸步難行。所以也就必須接受官僚體系的制約。

顯然，這三種限制之所以能成為限制，關鍵是皇帝本身還有所忌憚，擔心自己做了亡國之君，擔心祖宗江山亡于頃刻，也擔心因自己的行為不當留下萬世罵名。如果他像隋煬帝那樣，覺得即使是跟士大夫們比才學，他也該做皇帝，覺得自己無所不能，如果他像秦二世和明熹宗那樣，根本沒有長大，心智停留在兒童狀態(tài)，一味貪玩，專心胡鬧，那么，他在理論上就可以“無法無天”了，任何限制對他都不起作用。

人性的弱點，威力巨大。作為君主，就本心而論，他們其實更樂意不受限制，不聽規(guī)勸，任著自己的性子來。選擇接班人，是皇權政治的頭等大事。皇帝選擇接班人，按規(guī)矩是一回事，論喜好則是另一回事，即不講道理的胡來。從漢朝開國皇帝漢高祖開始，就喜歡這樣胡來。原本已經按規(guī)矩，定下了皇后生的長子劉盈為太子，但他晚年偏愛寵妃戚夫人，非要廢掉劉盈，立戚夫人生的兒子為太子。御史大夫周昌是個結巴，聞訊只會結結巴巴地抗議，“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詔”。③但能說會道的儒者叔孫通則說：“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而立奚齊，晉國亂者數(shù)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共）苦食啖，豈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誅，以頸血污地。”最后打動了劉邦，收回成命，縮了回去，說換太子不過開玩笑而已（“吾特戲耳”）。④顯然，如果不是出于害怕亡國的擔憂，以及秦亡的陰影作祟，即使聰明如漢高祖劉邦，也一樣會任著性子，聽自己喜歡女人的耳邊風，擅自改動繼承人，而且一干到底，不管大臣們的勸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