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沙夫說，每個波蘭人都知道，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上帝、尊嚴和祖國。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無神論者的沙夫都這樣講，可見此言不虛。從這個排序當中我們可以知道上帝對波蘭人有多么重要。那么宗教為什么會處在一個超越的制高點上？它的道德形象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

沒有犧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

眾所周知，天主教是波蘭的民族象征，90%以上的波蘭人都自稱自己是天主教徒，宗教是波蘭的民族之魂，它在波蘭是大眾的精神追求，長期以來宗教具有的道德優(yōu)勢無人能夠比擬。民眾對宗教的這種信任感是靠它們的犧牲精神換來的。換言之，宗教的這種超然于政黨、主義、發(fā)展模式之上的公信力不是僅靠爭奪話語權和灌輸就能建立的，而是靠實踐、靠犧牲、靠奉獻做出來的。在抗擊外國入侵——蒙古、奧斯曼土耳其、瑞典、德國、奧匈帝國和俄國的歷次斗爭中，天主教都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他們變賣教會資產資助抗擊外敵的斗爭，更有大量的神職人員慷慨赴難，他們用自我犧牲的圣徒精神體現(xiàn)了波蘭民族爭取獨立的信念。波蘭亡國以后在俄屬波蘭、普屬波蘭和奧屬波蘭三大分割占領區(qū)，教會以其對獨立的追求、亡國期間的民族堅守、戰(zhàn)爭中的犧牲、極權體制下對人性的吶喊體現(xiàn)了波蘭民族的不屈精神。

從1874年普魯士因波蘭教會成為反抗宗主國的據(jù)點而逮捕波茲南大主教開始，教會的抗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它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沒有犧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受難形象，要求教會人士必須比普通百姓做出更多的奉獻，以耶穌的受難精神作為榜樣，如果一個民族注定要遭受苦難肩扛黑暗的話，那教會人士就應該是第一批赴難者，“基督教意味著在宇宙中每個生命戰(zhàn)勝了死亡”，提倡“拯救需要個人參與”。在二戰(zhàn)中波蘭的死亡率高達22%，比蘇聯(lián)（10%）和中國（7%）都高得多，而教會人士死亡率又遠遠高于民眾死亡的平均值，達到1/3，正是這種慷慨赴難的特征贏得了整個民族的尊敬。

波蘭人說，波蘭的歷史幾乎就是天主教的受難史，在失去祖國的日子里，面對信奉新教的德國統(tǒng)治者與信奉東正教的俄羅斯統(tǒng)治者，波蘭人把天主教與自己的民族意識聯(lián)系在一起，因為唯有宗教可以守護，宗教便成了“沒有希望的希望所在”。時至今日天主教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波蘭等同的。每當國家陷入困境的時候，人們總是第一時間想到向宗教尋求幫助，所以它所具有的氣場是任何黨派無法比擬的。老百姓說，戰(zhàn)后的斯大林體制是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建立在人們的心坎上，教會人士往往是為了波蘭而犧牲的，而共產黨除了內部殘酷的斗爭以外，即便犧牲也是為了一個黨派的利益，它的出發(fā)點不是祖國，不是國民，而是為了官僚的利益，血緣統(tǒng)治在東歐是不爭的事實，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是誰的國家民眾心知肚明，這二者自然無法同日而語。

按理說做了那么多犧牲的宗教，是最應該具有霸氣和自傲的，因為它有這個資本，但是偏偏波蘭宗教具有寬容精神。與共產黨總是尋找“替罪羊”，人民不過是“歷史規(guī)律的墊腳石”不同，波蘭天主教往往高調行動身先士卒，但并不強迫他人犧牲。事實證明，教會的長期犧牲精神和心懷救贖的行動是他們建立起道德形象的重要因素，由于它的影響力和責任感成正比，因而占據(jù)了道德制高點。

宗教熱情與宗教寬容并重

在波蘭，宗教的寬容精神已成為一種很重要的民族資源。當然宗教寬容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曾有過迫害異教徒的行徑，既處死過無神論者和新教徒，也驅逐過阿里安教徒，但總而言之，波蘭人在發(fā)展的歷程中，非?？粗貙捜莸钠返拢敧q太人成為十字軍運動的犧牲品時，是波蘭人收留了他們，在法律的保護下世界上幾乎一半的猶太人在波蘭-立陶宛安家。1573年波蘭簽署了宗教寬容的《華沙公約》，比俄國的宗教寬容早了331年，俄國一直到1904年12月12日沙皇才頒布詔書，表示要“實行宗教寬容的原則”，波蘭是歐洲很少幾個沒有規(guī)?；漠惗藢徟?、沒有遭到宗教戰(zhàn)爭蹂躪的國家。

同樣，他們強調在自由環(huán)境下，人們不可能通過標榜信教來謀取權力，獲得世俗利益，因而信仰動機比較單純。不會因政治氣候變化而見風使舵，或像候鳥一樣為了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斷“倒戈”，這種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信仰逐漸融入進民族性格當中。另外，宗教界與世俗權力的競爭關系也形成了多元的法律體系，這既對王室的力量形成制約機制同時有利于城市自治的發(fā)展，迫使世俗政權不得不去爭取民眾的信任。

后來這種對宗教熱而不狂，信仰與理性兼容，宗教熱情與宗教寬容并重成為波蘭民族的傳統(tǒng)。波蘭人的亡國經歷，一次次以失敗告終的抗爭，使他們更具有寬大的胸懷。他們反對不擇手段、非理性攻擊，對那些自認為是絕對真理的代表、自認為是正統(tǒng)而排擠他人的流派持謹慎的懷疑態(tài)度。在波蘭人看來，凡是容不下其他信仰的人，證明的恰恰是虛弱，而不是自信和強大。這種“打著維護基督教純潔性的幌子”靠打壓異己保證自己存在的派別只不過是霸道的宗派主義，所具有的不過是“宗教審判官”專橫和排他性，如果只承認自己的自由而否定別人的自由，通過壟斷真理而占居主導、施行暴政，對這樣的“超正統(tǒng)”不但要時刻警惕還要給與揭露。在波蘭中的宗教中，上帝是自由的，并且給與所有人自由，上帝不是統(tǒng)治者而是解放者。如果宗教的內核遠離了精神自由，它便走入了唯我獨尊的原教旨主義死胡同，無論什么教派以集體否定自由的時候就已經完全為背離初衷，就會走向自己的反面，這便預示著基督教的危機。

團結工會的“神助力量”

宗教是處于個體之中的人共享的，而不是凌駕于個體之上。因此，它是個體的粘合劑而不是個體的奴役者。它的存在為波蘭保留下來一定程度的社會空間。天主教會在現(xiàn)實中的獨立姿態(tài)和這種道德壓力的氣場一直就蓋過共產黨，它可以越過斯大林的制度在政治上整合波蘭社會，于是形成了波蘭的“紅皮白蘿卜”現(xiàn)象。1953年波蘭政府按照蘇聯(lián)的規(guī)定要求所有的神職人員向政府宣誓效忠時，紅衣主教斯蒂凡公開表示拒絕，說上帝不允許與惡勢力同聲相濟。他說，“我們不被允許將與神有關的東西置于暴君的祭壇之前，萬萬不能！”為此導致大量的教堂被關閉、神職人員被捕和教會財產被剝奪，但是斯蒂凡抗爭精神起到了表率作用，沒有一個主教公開表示愿意宣誓效忠。波蘭人說，任何力量靠強迫要求和管制的約束，“只能削弱自身在人民中的聲望”。

按理說，宗教和近代民主化的歷程是隔膜或矛盾的。但是由于教會在波蘭歷史上長期承擔著同情弱者反抗強權的角色，使得它在波蘭政治劇變中扮演著“幕后推手”作用。法國社會黨的拉方丹曾用“心在左邊跳動”來解釋左派的概念，說左派代表社會苦難的關懷，代表社會良心。波蘭人認為，這個概念只有在自由選舉的國家才有意義，在蘇式體制下只有有權者和無權者的對立、官方與民間的對立，除了執(zhí)政的一方，任何獨立的派別都無法自由的表達自己的理念，超越其上而較少有世俗考慮的宗教反而在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社會公正、個人自由和人道主義，成為斯大林體制最大的潛在對手。

1979年6月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第一次訪問波蘭，極大的鼓舞了工人的士氣。事先，蘇聯(lián)人堅決反對教皇訪波，勃列日涅夫要求波蘭統(tǒng)一工人黨總書記蓋萊克阻止教皇訪波，認為宗教只不過是動亂的學說，這注定會掀起一場不利于蘇聯(lián)的民族主義的浪潮。蓋萊克自知自己的威信無法與教皇相比，如果迫于蘇聯(lián)人的壓力把教皇拒之國門之外，不但挫傷了整個民族的感情，更可能會大大動搖共產黨的合法性，所以對蘇聯(lián)人的勸告置之不理。在教皇精神的感召面前，波蘭黨和政府意識到，自己在意識形態(tài)上已經明顯處于下風。

約翰·保羅二世一到波蘭就明確表示支持尚在萌芽狀態(tài)的獨立工會，那時工人的任何橫向聯(lián)系都被視為是非法的，罷工的工人往往會以“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流氓罪”被逮捕。教皇說：“組織工會的權利是人所固有的，是上帝給的，不是國家給的”。“在任何情況下，波蘭工人階級的大多數(shù)從傳統(tǒng)上都喜歡自治”，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波蘭工人對自治工會的追求。在工人們看來，蘇式體制下的國家官辦工會只不過是黨國體制的應聲蟲，這種如同雞肋一般的工會被工人拋棄。作為虔誠天主教徒的瓦文薩承認，教皇給與他們的勇氣“如同神助一般”。教皇來訪使波蘭人產生了渴望沖破禁錮的強烈愿望。教皇宣稱的“上帝的意志”成為工人成立自治工會最有力的理論依據(jù)。

但教皇同時也要求天主教徒熱愛祖國，擁護政府，保持社會秩序，要相互諒解和妥協(xié)，不要給外人以可乘之機，他也希望波蘭政府尊重波蘭公民的信仰和公民權利。教皇的訪問使天主教的威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相比之下統(tǒng)一工人黨和政府的權威性頓時掃地，合法性受到質疑。在教皇第一次訪波以后的1980年，格但斯克造船廠建立的“罷工委員會”，迫使政府與工人組織簽署了包括工會問題在內的二十一條協(xié)議。這是華約國家中第一個獨立的工會組織。1983年6月約翰·保羅二世第二次訪問波蘭，教皇向一千萬前來迎接他的教民表達了應該讓團結工會“合法化”的愿望，同時他在與雅魯澤爾斯基的長談中，提議政府與反對派進行協(xié)商、溝通、體察民意，避免社會對立情緒滋長，尋求和平解決問題的渠道。后來在歷時19個月的“軍管”當中，是教會一直給予地下狀態(tài)的團結工會以物質和道義援助。瓦文薩在1989年時承認，團結工會在面臨困難局勢時，是“教會給予我們巨大的幫助，如果沒有教會，我們或許達不到現(xiàn)在的地步”。

政治和解道路上的不可或缺角色

到1980年年底，團結工會的會員發(fā)展到1000萬人，占全國職工的80%，大量基層企業(yè)工會成建制加入使得官方工會瀕于瓦解。1981年9月團結工會召開一大，通過改革決議，年底發(fā)動全國總罷工，走上了與當局對抗的激進道路。團結工會的罷工此起彼伏，工人們的政治浪漫主義達到高潮，步步挑戰(zhàn)政府的控制能力，社會的失控狀態(tài)日益嚴重。而這時來自蘇聯(lián)方面的壓力迫在眉睫，已經有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先例，波蘭能否避免上述兩國的悲劇，考驗著所有人的智慧。又是教會表現(xiàn)出超越黨派之上的民族和解精神，疏通各個黨派之間的分歧，尋找擺脫危機的共同出路。宗教界唯恐再次重演匈捷的命運，國家被蘇軍占領，教會上層人物不斷奔走相告，在各派之間穿針引線，要求各方面克制，避免矛盾激化，強調最令人不安的是無政府主義，它可能搞垮我們，使國家陷入內戰(zhàn)。

紅衣主教斯·維辛斯基屢次向教徒宣講約翰·保羅二世的手諭，希望教徒在非常時期保持和平、鎮(zhèn)靜、理性精神以及本著對整個波蘭民族的責任感來看待當前的民主政治運動。由于對立的雙方都能夠接受教會的調停，致使波蘭的民主運動能夠在良性范圍內運轉，而斯·維辛斯基卻積勞成疾于1981年5月26日逝世。他鞠躬盡瘁的犧牲精神對朝野雙方都有很大的震動。統(tǒng)一工人黨總書記雅魯澤爾斯基兩次會晤繼任的紅衣主教約·格萊姆普，就防止蘇軍壓境和建立民主協(xié)商陣線達成一致意見。從此后在波蘭的政治和解過程中都有天主教的身影。他們的這種“中間人”角色，即超脫又有一定的道德感召力，它通過對各個政黨勸說和施加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沖突雙方劍拔弩張的緊張感，并打造出一個暢通的信息溝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