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書寫”的關聯(lián)，本是古已有之的。據(jù)說孔子修《春秋》，便以“書法”見稱。而“書法”一詞，也長期為經(jīng)史專用，一般讀書人皆不陌生；到其也指毛筆寫字的法則甚至藝術，似乎已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了。后來尋常寫字改用鋼筆、圓珠筆，甚至不再用筆，“書法”也就漸成毛筆寫字的“專利”。涉及歷史記載的“書法”，現(xiàn)在連史學專家也不那么了然啦。 　　

近年“歷史書寫”忽然成了流行名詞，專業(yè)和業(yè)余表述中是否使用這一詞語，常被作為入流與否的判斷。從司馬遷到司馬光，現(xiàn)在都被冠以“歷史書寫”的高名了，盡管那意思與孔子修《春秋》的“書法”不同。我自己對此新詞，總感覺理解不充分。某次在學術研討會上請教一位發(fā)言中多次使用該詞的朋友，結果被其視為“別有用心”，乃正色曰：這是正式場合，是朋友也不能搗亂。其實當此“日日新”的時代，誰也不愿太落伍，我是真心想弄明白?？戳死铠櫣认壬秶业闹袊_始：一場革命》（下引此書只標頁碼）的大作，終于茅塞頓開，悟出歷史確實可以“書寫”。 　　

小學時候，作文老師就提醒我們，最簡單的句子就是最好的。后來學英語時，老師也這么說。乃悟此或是外來的知識，因為我們中文的“散文”，本由韻文發(fā)展而來，句子從來就短，似無須有此提醒。但文法既然西化，這一提醒便很有必要。我自己進入所謂學界后，又多少看了點邏輯書，便總欲表述得周全，不知不覺中句子就長了起來?，F(xiàn)在想要返璞歸真，常做不到。李書的特點，句中多用逗號，每一分句字數(shù)不多，有時少于四五字，多亦不過七八字，超過十字的，就是長句了。這樣的書寫方式，最符合“簡單就好”的要求。 　　

自從高考作文的評分為“公平”而細化，表述的創(chuàng)新，漸有些如入無人之境；標點符號也不再是拘束文字的規(guī)范，而成為表現(xiàn)節(jié)奏的創(chuàng)新利器。句子可斷可不斷，時斷時不斷，也是本書的“書寫”特色之一。這從書名就可看出。所謂“國家的中國開始”，相信很多未曾跟上時代的人，是有些不知所云的。與此相類，書中也還有些“半個中國決裂清廷”一樣風格的句子，大概也是對常規(guī)句法的“穿越”（借用一個時髦的詞語），特別能體現(xiàn)我們已是怎樣一個“創(chuàng)新型國家”。不過，以標點表現(xiàn)節(jié)奏，雖出于完全不同的立意，其實甚合古意，或也算是溫故知新。 　　

書背的提要說，本書是“以新聞方法寫史”。作者想以本書回答的一個問題，是“新聞的方法論能否對歷史的發(fā)現(xiàn)與敘述有所貢獻”。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且兩者也是相通的：歷史現(xiàn)場有著各種駁雜的信息，后世研究者與讀史人的基本功，則是返回歷史現(xiàn)場，尋找、發(fā)現(xiàn)并再現(xiàn)其復雜甚或矛盾的各種事實。所謂史實重建，其理路亦在此。但是，重建歷史現(xiàn)場的努力，其目標僅僅是還原現(xiàn)場，則遠遠不夠。由現(xiàn)場入手，讀史而知史，功用在于能否從現(xiàn)場里尋覓關鍵證據(jù)——促成辛亥革命成功的核心要素，由核心要素而深入，則能建立歷史邏輯的框架，并據(jù)此提供歷史解釋。所謂的深度新聞報道，其方法即如此，歷史研究又何能例外？（4—5頁） 　　

既然這就是新聞方法，與史學的確沒什么兩樣。作者并云：用新聞手段書寫歷史的路徑，即“回歸歷史現(xiàn)場，尋找現(xiàn)場里豐富而未必為人所知的細節(jié)”。針對歷史作品“被譏為碎片化”的流行說法，作者明言其“就從碎片著手，去完成一個豐富性的過程”（264頁）。對于這樣的史學見解，個人也心有戚戚焉。尤其他指出了歷史事實本是“復雜甚或矛盾的各種”，這是很多崇尚簡明扼要的史家一向不重視的。 　　

至于進一步“建立歷史邏輯的框架，并據(jù)此提供歷史解釋”，則更是很多史學從業(yè)者漸已淡忘的要素了。而本書作者則明確了他想要“理解并為歷史提供解釋”（19頁）。據(jù)作者說，所謂新聞方法，即“理解并解釋任何事件或事實，需要三個維度里予以考察：沖突、人物與舞臺”（5頁），而他又特別贊賞讀史的“格局”。 　　

在作者看來，“晚清故事，跌宕起伏，恍如過山車。若無綱領性把握，各種歷史事件，皆如碎片，難免散落一地，無可收拾，亦無法結構性認識”（14頁）。記得楊國強兄曾慨嘆清季士人的思緒，“化作了一地碎散的文辭”，不好收拾。本書的意思，若識得格局，有了綱領性的把握，就可以收拾散落一地的碎片了。這可是不低的抱負，而作者也以能識歷史舞臺的格局而自詡。 　　本書的主體是辛亥革命，作者以為，“歷史事件中的各色人等種種行為，其來有自”；所謂歷史舞臺，“其變化沒有那些戲劇性事件醒目，但卻是種種事件積累而成”。重要的是“真正深入歷史”，以“把握其間脈絡”，才有可能“認清舞臺格局”。要理解辛亥何以巨變，“必須拉開足夠距離”，對晚清七十年的走向，有基本的認識。甚至“如果欲究慈禧對清一朝意味著什么，我們須再度拉開時空距離，來認識清一朝君主到底擁有什么樣的權力”（6、29頁）。 　　

孟子早就說過，“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然而何為觀“瀾”之“術”？《文心雕龍》的提示，是“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后來蒙文通將此落實，以為任何學問史事，皆“百年積之”，而后“一朝偶致”，故其討論歷史事件，總是往前推一二百年以上。梁啟超也主張，“凡研究一個時代思潮，必須把前頭的時代略為認清，才能知道那來龍去脈”。他自己研究“近三百年”的學術史，便把宋元明三代六百年作為“前頭的時代”。可知這本是一些高段史家提倡的取向，惜曲高和寡，今日史學中人多就事論事，少見追隨，卻在新聞界還有知音，實在難得！ 　　

受錢穆影響，本書認為，“中國政治之傳統(tǒng)，不脫人事與制度兩端，而且先人事后制度”（52頁）。在上述三要素中，作者對人物情有獨鐘。他雖也引用梁啟超所謂二十四史皆“家譜”的早年說法（其實梁氏后來觀念已變），但仍提出，“如果不深入家族史亦即‘家譜’，我們又如何得識中國歷史之真相？問題只是，讀史與述史者，有無穿越家族傳奇與恩怨之能力。由人事糾纏進至制度結構，繼而進入環(huán)境變遷，由三者之關聯(lián)尤其是相互作用而稍得史識”（29頁）。 　　

在作者看來，歷史本是“那些活生生的人創(chuàng)造的”。用新聞手段書寫歷史，最當關注的就是“在歷史現(xiàn)場里，那些創(chuàng)造歷史的人，在如何創(chuàng)造”（264頁）。故本書特別強調(diào)，若失去了“促成傳統(tǒng)中國進入現(xiàn)代國家的那些核心人物”，則“歷史將無可論與敘”。換言之，歷史必須以人為本，也只能以人為本，并盡量展現(xiàn)出活生生的能動狀態(tài)。自從梁啟超的家譜說流傳以來，這樣透辟的見解，在史學界已久違了。不意在新聞方法中尚存，能不讓我們這些歷史學人再三贊嘆！ 的確，這就是一本以人為本的書。全書除緒論外凡七章，其中五章的題目都以人物為核心，其余兩章，看似說事，其實也是以人說事，不過是以新聞方法“記錄這場沖突中的人與事”而已。作者選擇的最主要人物，依次為孫中山、康有為和袁世凱。在其具體的論述中，則也側重慈禧太后、攝政王載灃以及革命黨一邊的宋教仁。難得的是，一般歷史學者在論述這段歷史時，很少使用末代皇帝溥儀的回憶，而本書則特為引用。盡管那時宣統(tǒng)皇帝實在年幼，后來的回憶錄也是在特殊的氛圍中寫出，不免說些言不由衷的話，然而有些家庭的觀感，仍是別處無法得見的。 　　

本書對不少人物的把握，以及通過人物認識相關史事，大體不錯，并時有所見。例如，書中說孫中山與留學生這一新興團體的合流，使“革命力量得知識分子之助，由邊緣而核心，超越從前”（16頁），基本把握到了歷史的主線——盡管當年讀書人對革命黨的提升主要不是什么留學生，而更多是適在日本的章太炎、劉師培一類菁英讀書人。其余傾向于革命的留學生本非什么人物，他們能與當時名滿天下的康、梁論戰(zhàn)，其地位才從nobady變成了somebody，大大上了一臺階。 　　

書中關于戊戌變法轉(zhuǎn)折前“袁世凱的三十個小時”的辨析，可以說捕捉到了史學論述的新進展。在“輕易為袁世凱開脫，不智”的判斷下，得出“袁世凱做了什么，目前仍是謎”的結論（84頁），甚有分寸。而作者一再惋惜張之洞改革地位的被埋沒（100、106、108頁），盡管其所本的論述尚多誤會，仍表現(xiàn)出難得的眼光，已超過了目前史學界流行的認知。 　　

不過，對人物的理解和認識，有時真需要看人說話。例如，康有為本是一位學涉中西而眼觀八方之人，又有過俗所謂“發(fā)神經(jīng)”的經(jīng)歷，其感覺與常人或異，而又容易“跟著感覺走”。對這樣的人，似不宜總以小算計的眼光看他。不幸這是一個“博弈”詞語流行的時代，仿佛不算計一下別人就沒本事；所以書中的康有為，也不時在衡斷當時的權貴，而擇其有權有勢者親近之。我不敢說康有為沒有這一面，但這可能更多映照出今日的世風，以及作者自身所受時代的影響。觀康有為一生的著述行誼，還真不像一個喜好小算計之人，更不是一個工于小算計的人。 　　

閱讀此書，觸動我一個想了很久的問題，即社會的歷史知識與歷史專業(yè)的研究，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這個念頭，產(chǎn)生于多次與其他領域的學者進行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對話，發(fā)現(xiàn)很多其他學科的一流學者，其歷史知識基本來自中學課本；另一些已對歷史本身產(chǎn)生了學術興趣的學者，也常產(chǎn)生一些想象力特別豐富的見解，為史學同人所不敢想不敢言。我也不時在想，那些非歷史專業(yè)的人，甚至史學范圍里不在同一專業(yè)的人，他們平常都看什么樣的史學論著呢？ 　　

本書的作者顯然看了不少與這段歷史相關的書，書的最后一章似乎就是介紹他寫此書時所讀書籍的感觸。從其正式的引用可知，作者對晚清歷史的基本觀念，就建塑在其所提到的三本教科書（即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綱》、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以及李劍農(nóng)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三位作者皆已作古）之上。其余各書提供的，大體都是一些修正和補充。作者最喜引用各書的推測、評價和感慨，頗可見其選擇的眼光。 　　

就我而言，那幾十本書有的僅是多年前曾寓目，有的則從未讀過?？戳诉@本書，才知道原來世間早有這許多驚人之語，頓生大開眼界之感；亦頗嘆過去讀書不認真，錯過了不少灼見。更發(fā)現(xiàn)了“閱讀”本身的重要——讀者對書，真正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正如本書所言：對于歷史，“你有什么樣的視野與格局，便能接近多少‘真相’”（262頁）。我的進一步領悟是，有些專業(yè)書籍，也像通俗讀物一樣打動著讀者，并讓有心的讀者記住了這些相似之處。 　　

本書很多精彩的見解表明，好幾十年前寫出的教科書，似不比現(xiàn)在的教科書差。如果這樣，就有兩種可能，一是以前的教科書寫得實在好，無需怎么修訂；二是我們這方面的研究沒什么進展。對于前者，至少沒寫教科書的人或愿承認；對于后者，曾在或正在這一領域里“打拼”的人，顯然不同意，而且會“不高興”。 　　

套用前段時間流行的話，即使“不高興”，也且慢“說不”。還有第三種可能，即研究雖也有進展，但并未充分反映在新的教科書中。本書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幾十年的研究確有進展，這些新的認識還應當改寫成非專業(yè)學者甚或非學者愿意也能夠參考的形式。專業(yè)學者若自說自話，“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就怨不得一統(tǒng)之外仍有百舸爭流。 　　

作者是認真思考問題的，且時有所見。其最具啟發(fā)的見解，是指出了孫中山的《革命方略》，在進入“憲法之治”前，有歷時九年的“軍法之治”和“約法之治”；而清廷的預備立憲，最初也是定為九年。過去多表揚孫中山而指責慈禧太后，然而“兩相比較，對真實中國國情的理解，是否也包含在雙方都選擇的九年的培育期里呢”？更值得反思的是，兩個九年培育期的選項，“皆被歷史之輪輕輕掠過，無影無形?；蛸澔蛞郑詿o可言”（156頁）。 　　

這是一個了不得的睿見。清末民初主編《東方雜志》的杜亞泉早就指出，“改革政體、實行立憲”，本是清末革命運動的最終目標。實際的結果是，革命轉(zhuǎn)換了國體，卻未能實質(zhì)性地改變政體；故民國建立，“革命之偉業(yè)雖成，而立憲之前途尚遠”。我想，造成此結果的一個主要原因，就在于時人心目中的“憲法之治”非泛指而為特指，指向的是一種全新的外在制度；而要實施這一在中國史無前例的新體制，沒有一定時間的“預備”，確實難以成形。 　　

本書作者的本職工作也與當年的杜亞泉相類，在認識歷史方面，新聞學的眼光確不遜色。作者曾說，新聞角度的“歷史寫作，史料都有，找書總是容易的”。可知在新聞視角里，寫歷史的書就是“史料”。由于“史料俱在”，成果眾多，“按新聞從業(yè)者的角度觀察，即信息已經(jīng)極其豐富”，接下來的，一是“對你閱讀能力的考驗”，二是“如何尋找敘述結構”（264-2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