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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雪峰:農民真正需要的是土地調整權

【土地制度改革系列訪談二】

近日,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首次向社會公布了其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交的“383”改革方案總報告全文。報告明確提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進土地利用方式和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轉變。土地制度成為八個重點改革領域之一,甚至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和推動力。就此,光明網記者專訪了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xiāng)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賀雪峰教授。

要點摘錄:

●對于農民而言,擁有多大的土地權利并沒有意義。土地私有化既不能保護農民利益,也不能提高農業(yè)生產效率,甚至會損害農民利益,中國土地制度不能走私有化道路。

●農民真正需要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權,而是調整權,也即合法進行土地流轉的權利。

●給失地農民的補償,應在目前憲法秩序范圍內,而不能無限度地提高。

●中國特色的土地制度支撐了中國經濟快速發(fā)展,并成為中國模式的一個核心要素。

●中國特色的土地制度現在還富有生命力,應繼續(xù)堅持和完善。

●中國并沒有出現多數發(fā)展中國家城市化進程中的貧民窟現象,其原因就是我國農民有退路,這是中國穩(wěn)定的基礎。

●土地換保障政策本身沒錯,關鍵是一要看農民意愿,二要控制數量,不能搞成一窩蜂,追求短期效益。

●搞農村研究要告別浮躁,深入農村基層調查研究。

土地私有化既不能保護農民利益,也不能提高農業(yè)生產效率

光明網:很多人認為土地制度改革只有走土地私有化道路才能解決農村和農業(yè)出現的各種問題,土地私有化是必然趨勢。對此您怎么看?

賀雪峰:許多經濟學家,尤其是海外華人經濟學家吹捧土地私有制,認為土地私有化可以提高效率,保護農民的利益,進而推斷土地私有化是解決中國現存土地問題的良丹妙藥。

目前,我國大部分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務工所得和農業(yè)生產收入。農民擁有的土地數量不多,但塊數不少,不利于機械化的耕作和現代化水利灌溉的推廣,這就需要農民在農業(yè)生產和管理過程中進行協作。對于農民而言,擁有多大的土地權利并沒有意義。因為70%的土地還是要用于農業(yè)生產,農民土地權力增加并不能提高土地的生產效率。甚至反過來,倒有可能影響土地生產率的提高。這是因為,農民土地權利越大,那么村社集體的土地權利就越小,村社集體就更加難以調整土地利益,農業(yè)生產協作更加無法進行,農民利益就會受到了更大損害。即如果農民土地權利增加,那么其反對協作的能力也就隨之增強。

事實上,農民真正需要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權,而是調整權,也即合法進行土地流轉的權利。當前農村土地經營權實際上一直在以自發(fā)、小規(guī)模、不規(guī)范的方式自由流轉,基本局限在村莊內部農戶之間的土地流轉。農民的土地不是有了更大的權利就可以有更多收益。目前,農村土地關系錯綜復雜,土地權利越明晰,交易成本就越高??梢哉f,農民土地權力越大,農民利益受損就越大。甚至產生一個龐大的土地食利者階層。

因此,土地私有化既不能保護農民利益,也不能提高農業(yè)生產效率,甚至會損害農民利益,中國土地制度不能走私有化道路。

光明網:有沒有農民想要更大的土地權?

賀雪峰:有,城郊農民要求更大的土地權。

城郊等特殊位置的農民就可以憑借更大的土地權在土地非農化進程中獲取巨額土地收益,實現一夜暴富。但這部分農民數量只占全國農民的5%,也只是處在特殊位置的城郊極少數農民。這些少數的農民一旦分享到如此巨大的土地非農使用增值收益,必然會形成一個新的土地食利階層。新中國憲法在制度安排上消滅了土地私有,農民只具有土地的承包權和經營權,而沒有所有權。也就是說,新中國的土地制度已經消滅了土地既得利益集團存在的法律依據。

如果土地所有權本來就是農民的,國家征收農民的土地給農民的補償,即使讓農民一夜暴富也無可厚非?,F在問題是,中國的憲法秩序明確規(guī)定中國土地不是私有制的,農民也認同這一秩序的。因而,給失地農民的補償,應在目前憲法秩序范圍內,而不能無限度地提高。農地非農化使用必須經由國家征收并給予補償,城郊農民要求分享更多土地非使用的收益,也只能在中國土地憲法秩序內提要求,不能從土地所有權及發(fā)展權方面提要求。我在全國各地農村的調查結果顯示,幾乎所有農民都希望自己承包的土地被國家征收從而獲得土地補償。但事實上,中國絕大多數農民的土地都是用于農業(yè)生產,而不是被征收用于建設,他們因此無法獲得土地被征收的補償。我們應該考慮的是全國農民,而不是少數農民。

對城郊農民的征地拆遷過程中必然涉及農民、政府、開發(fā)商之間的利益博弈等種種矛盾,這在房屋拆遷中表現的更為激烈。對被征地農民的補償問題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不應回避。總體而言,現行法律已經足以保護農民利益,對于出現的問題應在發(fā)展中予以解決。

中國特色的土地制度現在還富有生命力,應繼續(xù)堅持和完善

光明網:現在土地制度是否還適合中國發(fā)展實際和需要?

賀雪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獲得了快速發(fā)展的秘密有兩個,一是中國高素質的廉價勞動力及其產生的比較優(yōu)勢,二是中國特色的土地制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的土地制度支撐了中國經濟快速發(fā)展,并成為中國模式的一個核心要素。

正是得益于中國特色的土地制度,當國家征用名義是集體所有實際也是國有的土地時,價格才相當低廉,中國可以以較低的成本擴展城市和建設基礎設施,從而可以為中國經濟發(fā)展提供基礎條件。目前,中國特色的土地制度現在還富有生命力,應繼續(xù)堅持和完善。

光明網:如何評價各地城鎮(zhèn)化進程中土地換社保/戶籍的實踐?

賀雪峰:就調查結果而言,土地換社保、戶籍,農民是比較歡迎的。特別是那些通過自己的辛苦打拼,已經在城市獲得了穩(wěn)定的就業(yè)與收入條件的農民,可以在城市維持體面地生活,不愿再回到農村。這一部分人當然也愿意以土地換保障。

但這個問題要綜合考慮,不宜簡單地搞一刀切。就實際而言,城市為進城農民提供體面的工作機會不多,多數還是低水平就業(yè),大部分農民并不能在城市獲得穩(wěn)定的就業(yè)和收入條件,他們年輕的時候全家可以打工,年老之后就不得不還鄉(xiāng)。

如果農民放棄賴以生存的土地,沒有新的收入來源和就業(yè)技能,卻只換來低水平的保障,不足以保證農民維持在城市相對體面的生活,就會造成各種嚴重問題。而且,目前土地換社保的實踐往往存在政府依靠行政命令強制推動的傾向,違背農民利益,缺乏長遠規(guī)劃。對于這樣的土地換社保,我認為還是慎重為好。

世界上很多發(fā)展中國家在城市化進城中都會遇到嚴重的城市貧民窟的問題,這種城市化是激進的、以大規(guī)模貧民窟為代價的城市化。中國沒有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中國推行的是穩(wěn)健的城市化,進城農民在進城打拼失敗以后還可以返回農村。也就是說,中國農民在城市化進城中有退路,在心理上有安全感。如果農民失去土地,退無可退,就必然會出現大面積的貧民窟。中國人民不受宗教信仰的約束,受道德約束的程度也較小,一旦中國出現大規(guī)模的貧民窟,將嚴重影響中國穩(wěn)定的基礎和現代化進城。中國并沒有出現多數發(fā)展中國家城市化進程中的貧民窟現象,其原因就是我國農民有退路,這是中國穩(wěn)定的基礎。

簡單的說,我認為土地換保障政策本身沒錯,關鍵是一要看農民意愿,二要控制數量,不能搞成一窩蜂,追求短期效益。 

搞農村研究要告別浮躁,深入農村基層調查研究

光明網:如何才能做好農村問題研究?

賀雪峰:搞農村問題研究首先是要告別浮躁,深入農村基層調查研究。目前,學界存在一種較為明顯的浮躁傾向,很多研究者浮于表面,未能真正深入農村,深入基層。如果研究者沒有大量的實地調查資料的積累和政策經驗的積累,在研究農村問題時直接套用或過度迷信各種理論概念,就不會真正了解農村和農民呼聲。

其次,要冷靜客觀。學界和媒體有一種好人主義和道德說教傾向,無原則地站在某一邊說好話,在土地問題上寄予了太多的理想化色彩,似乎土地私有化就可以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中國所有問題的癥結都在于土地制度不好。這種認識缺少對當前中國土地制度合理性的基本理解,具有很強的烏托邦色彩。

再次,要注重理論聯系實際。許多經濟學家喜歡脫離中國具體語境來抽象討論土地制度,以為經濟學原理都是普適真理,喜歡用“違反現代經濟學基本常識”這類話語。其中許多人并未來過中國,不了解中國國情和實際,他們的研究是建立在輿論報道和自己建構的中國,當然會脫離實際。(光明網記者 蔣正翔采訪整理)

[責任編輯:武潔]
標簽: 雪峰   所有權   而是   土地   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