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歷程。 [①]在1989年之前，中國最重大的政治問題是要不要改革。保守還是改革，這種爭執(zhí)非常尖銳，導致了兩屆總書記的非正常離職。1992年之后問題變?yōu)椋阂裁礃拥母母?，學者們糾結爭論的問題是“左的還是右的?”。正是在個時候，發(fā)生了體制內外的斷裂。在體制內保守派和激進改革派，特別是主張政治改革的力量都被清洗、或者邊緣化了。體制內實現了短暫統(tǒng)一：團結一致向前看，先搞市場化。這個時期形成了三個主要派別，一個是體制內的市場改革派，是主流。他們基本退出了意識形態(tài)領域，埋頭政績，很少關注體制外的爭論。體制外則分裂為要求政治改革的自由派和反對市場化經濟改革的新左派，他們基本只是活躍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對主流的市場改革派的行為和實踐作出評價。

主流的市場改革派的共識并不穩(wěn)定，當時這些改革派大多在內心中相信先經濟后政治的改革路線。后來的歷史并沒有沿著這樣的邏輯前進，而是發(fā)生了逆轉。于是產生了今天的分化：一部分人依然堅信政治改革的前景，只是認為應該更穩(wěn)妥些;而另一部分人認為中國正在創(chuàng)造新的政治模式，沒有必要實行政治改革。產生這種變化的一個背景是，從2008年以來改革本身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就體制內而言，其改革共識開始破裂，精英們開始爭奪改革的主導權?；蛘吒孤室稽c說，他們是要爭奪改革的勝利果實了。就體制外而言，許多人認為，如果把改革看作朝向某一個方向的有意識地、不斷地變動的話，改革已經死亡，已經被維穩(wěn)取代，維穩(wěn)就是要維持現有秩序的穩(wěn)定，承認既有的利益和秩序格局是合理的。

但在現實的政治分析中，人們還在延用舊的分類方法談論中國的政治派別，“保守、改革”、“左右”。這些分類方法已經不能反映今日中國政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它常常會帶來混亂。比如：通常被認為是左派的人，既包括支持經濟壟斷和政治強權的人，也包括同情底層、吶喊革命的人，而右派既包括支持自由市場的人，也包括支持勞工運動，維護弱勢群體的人。也有人用XX黨和X派這樣似是而非的分類方法來認識中國的政治。這種分類的錯誤在于將短期的權力聯盟，看成長期的政治分歧。事實上，即使在XX黨內，也有不同的主張，而X派的主張是什么?誰也不知道。顯然，這樣的派別只是權力派別，不是政治派別。他們的爭斗只與權力的份額有關，并不會對政治的發(fā)展走向產生真正影響。

因此，我們需要用新的分類方法來重新描繪中國的政治思想版圖，本文主要談論的是精英之間的政治分歧，這也是當下中國真正重要的政治分歧。在本文中，民眾只是作為一種被動的政治力量而加以考慮。

筆者將中國當下的政治思想派別分為四種，主流社會分為兩個派別：溫和國家主義派 [②]和自由市場派，此外，還有兩種比較邊緣的思想派別：政治民主派和社會革命派。

關于本文還有一點需要說明，那就是如何看待利益與觀念的關系。利益如同一把冰冷的剃刀，它斬斷了束縛著我們的種種意識形態(tài)、道德枷鎖，釋放出了人的欲望，從而創(chuàng)造了30年的經濟繁榮。但它也斬斷了人和人之間的有機聯系，并通過重新塑造精英和大眾的心靈、氣質以及政治態(tài)度，逐漸開始改變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資源的形態(tài)及其分布。因此，離開利益談論政治和思想，在當下的中國無疑是幼稚天真的。但這并不意味著運用經濟決定論、階級分析法來描繪當代中國的政治思想版圖是恰當的，事實恰恰相反：階級分化和階級斗爭并沒有隨著城鄉(xiāng)差別、貧富分化而加劇，在中國階級意識仍然非常淡漠。這是因為，利益成為個人價值的核心，每個人通過捍衛(wèi)自己的利益來表達和捍衛(wèi)個人權利。利益使個體更加獨立，而不是使他們更為凝結。因此，單單依靠利益本身，社會并不能自發(fā)整合，也不可能產生政治派別。必須借助觀念的塑造，這一過程才能展開。因此，我們在分析當代中國政治思想時，應當注意到利益與觀念之間的相互塑造，并且逐漸整合的過程，而不應簡單地以為它們中的一個決定了另一個。

可以觀察到的是，利益與主張的結合，在今天日益成熟。因而政治的分歧也從純粹的思想分歧，落實為非常具體、切實的利益斗爭。這將會使思想的斗爭會越來越激烈、越來越真實，而不再只是知識人茶杯里的風暴，或者私下的牢騷。換句話說，利益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外衣，思想找到了自己的肉身。在本文中我們只是呈現兩者初步結合以后的結果。

隨著利益越來越凝固化，中國社會的政治化進程也會逐漸加快。在這個進程中，中國的思想自由或許會面臨更為嚴酷的社會環(huán)境：每個人都被迫要在這種思想格局中選定自己的角色，甚至不得不選擇你并不完全信服的某種立場。

一、溫和國家主義者

這種思想的倡導者，是以國有壟斷企業(yè)為代表的利益集團與一部分官僚集團、特殊的高層政治集團的結合。從1992年以來，這個聯盟在利益上逐漸坐大，并開始形成穩(wěn)定的主張。但他們始終遭到整個社會的普遍抵制。雖然他們握有巨大的資源，是中國真正的統(tǒng)治者，但他們沒有話語權、沒有擁護者，只要在公共領域稍一露頭就會遭到嚴厲的抨擊。不過，他們成功利用了人們對改革過程中不公正的不滿，對整個社會依照金錢的力量來重新等級化的不適應，以及市場、利益關系對中國人熟悉并倍感親切的人倫關系的傷害，成功扭轉了自己在公共輿論中的頹勢，并進而在權力格局中擠占了自由市場派的地位，開始占據政治舞臺的中心，雖然他們自己也是那些他們批判的現實的制造者之一。在今天他們開始嘗試闡述和傳播自己的主張，并對其進行有意識的系統(tǒng)化和理論化。

詭異的是，他們的群眾基礎和思想基礎，竟然是來自在整個改革過程中受到最嚴重剝奪的階層，以及一些曾經嚴厲批判市場化改革的“左派”。與批判市場化改革的“左派”結盟，使他們大大改善了自己在公共輿論中的被動局面，而這些左派的政治主張也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從最激進的底層利益維護者變?yōu)樽畋Ｊ氐膲艛嚯A層利益維護者。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中，他們最有可能收獲改革成果。這種政治主張與也官方所宣傳的意識形態(tài)契合程度最高。

他們的政治主張，主要包含以下一些內容：想往偉大國家，從內心中憎惡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認為中國將成就一種超越古今中西的新文明類型。這種文明類型將汲取傳統(tǒng)中國和社會主義中國的優(yōu)勢，將更多地從傳統(tǒng)中國2000年的文明中尋找政治和文明的合法性。他們鼓吹民族優(yōu)越論，程度不同地肯定傳統(tǒng)中國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父慈子孝的家庭關系、仁義禮智信的倫理價值、溫良恭儉讓的人倫關系，乃至認為以文化認同為核心的天下主義將為整個世界提供新的國際關系結構、以自然和諧為核心的天人關系將為人類提供新的人和自然關系。他們強調國家利益，認為個人利益應該服從國家利益，并以為國家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為榮，批判市場和個人價值，鄙視個人利益、金錢關系。反對冷冰冰的法治，強調在統(tǒng)治者與群眾之間建立血肉聯系。

在經濟上，他們強調國有經濟的作用，認為國有企業(yè)保證了強大國家的經濟基礎，對國有企業(yè)的壟斷地位應該加以保護和支持。并經常以此為由反對外資企業(yè)與民營經濟，認為前者危害民族利益，后者是地方保護主義和黑心資本家的溫床。同樣，他們支持一個強大的、有效的集權式中央政府。與經濟政策上的右傾相比，他們的社會政策則相對左傾。他們認為應該給下層提供更多的福利，以及強有力的保護。在收入分配中更為傾向底層，但反對弱勢群體的自我壯大和成長。同時，他們正在嘗試建立統(tǒng)治者與民眾之間的直接關系，用一種較為溫和的手段動員民眾，并以此來削弱法律和市場對整個社會的重構。這種動員主要表現在宣傳手段和文化主張上，強調對勞動大眾生活的反映和對他們的價值觀的重視，并試圖用提供保護，來換取他們在輿論上的支持，以壓制其他的精英階層，尤其是中間階級和民族資本。他們也呼吁在利益分配上向底層的傾斜。

溫和國家主義者認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貧富矛盾，試圖將民眾憤怒的禍水西引，指向精英群體的另一部分，以便自己取得主導者的地位。

支持他們的民眾有兩種心理動機。一種是在整個市場化、法制化進程中遭受到的挫折感和被剝奪感。受這種心理動機支配的人往往是對政治不是特別感興趣的民眾，只是希望獲得復仇的快感，看到昔日高高在上者倒霉。這些民眾對于政治并沒有太明確的目標，他們也并不真正的支持某種特定的政治主張，他們很有可能是最不懷好意的看客和圍觀起哄者。

另一種心理動機則更為深厚：相信一個至善的統(tǒng)治者的存在是可能的。大多數民眾不自覺地或多或少受到這種心理動機的影響，他們對于超越法律之上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深懷希望，希望得到他的保護。他們對于獲得“特權”比對于“普遍權利”更有興趣，他們認為應該有一個強有力的、可以明辨是非、洞悉民生疾苦的超然領袖、黨派可以給“好人”以“好報”。因為生活經驗告訴他們，那些抽象的法律條文、精密的政治制度，對他們而言是過分遙遠的，無法祈求的。而強人和政府的保護是實實在在的，具體的。

這個派別的影響力正在不斷上升，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中國政治“臺上派”中的主流派。但他們要面對的現實或許會使他們的主張大打折扣。因為：1、這種主張需要的動員力量，特別是中等階層和官僚系統(tǒng)的支持，是當下這個溫和、唯利是圖的社會所不能提供的。特別是經過30年理性化、技術化轉型的官僚集團，對于過份理想化訴求有著天然的排斥心態(tài)，或許不久的將來，官僚集團對這種主張的抵制和疑慮就會顯現。溫和國家主義者懷有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黨人的雄心，卻很可能要面對意大利式的社會狀況。2、雖然支持這種主張的政治精英曾經深入底層，但與第一代共產黨人不同。他們并不真正打算動員民眾、服從民眾，和民眾站在一起。他們懷著一種統(tǒng)治者的心態(tài)，自以為深悉民眾的各種弱點，也懂得如何毫不手軟的利用這些弱點。底層民眾僅僅只是他們手里的工具，而不是歷史的方向，他們不會用自己巨大的力量為底層民眾的未來開道。他們這一次很可能只是對第一代共產黨人的失敗模仿，就像拿破侖三世模仿自己的叔叔，不太可能開創(chuàng)出拿破侖一世那樣的政治新局。3、好大喜功，過分自信，會造成他們的輕率盲動，這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天然弱點。長期以來他們對在內政和外交上無所作為的執(zhí)政者心存蔑視，早想一展雄圖。更何況他們天生的熱衷大戰(zhàn)略、崇拜英雄和強者。4、在他們的政治主張與經濟主張之間有著巨大分歧，國營經濟體系顯然不能作為偉大國家的基礎;更為致命的是，在他們的上層精英和群眾基礎之間，也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如何滿足嗜利的群眾分享國有經濟體系好處的愿望?這不僅需要巨大的利益調整，更需要復雜的制度變遷。5、統(tǒng)治階層雖然因為既得利益或者自滿心態(tài)，會滿足于現有體制。但因為利益的分割，即使在統(tǒng)治階層內部，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不同的行政和黨務部門之間、不同地域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都有著相互沖突的利益和觀念訴求。試圖用建設偉大國家的理想，來重新塑造這些利益主體，抹平他們的利益差異，這種想法有些過于浪漫。

但是，這個派別在兩個很重要的方面，有效地回應了當下中國面臨的問題：1、從內部講，隨著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整個社會有一種瀕臨崩潰的危機感，官民之間的沖突不斷增加。這種主張成為除了民主化之外，最鮮明、也最建設性的一種克服官民矛盾的可能，并且獲得了一些成功的經驗。2、從外部講，中國國力的增強、再加上百年來的歷史恩怨所激發(fā)的民族情緒，使得中國人尋求文化認同和民族自豪的需求急劇上升。此外，隨著中國和外部世界交往的深入，兩者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頻繁、日常，如何在這些矛盾中捍衛(wèi)國家利益、提升中國的國家地位。這種主張的回答最為清晰、最富吸引力。

二、自由市場派

這個派別大約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最為持久的一個了。他們的基本主張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沒有太大變化。雖然這種主張從未得到官方認可，但它始終承擔著為改革提供方向和評價標準的功能，甚至在政治領域。這種主張從20世紀80年代的全民信仰，現在基本演變成為民族資產階級的旗幟。近年來，它的政治地位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zhàn)。

他們的思想主張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簡單地說主要包括：在政治上實現自由化和民主化，通常非常重視選舉民主，特別重視法制，主張社會自主發(fā)育，反對政府過度介入社會本身。在經濟上主張市場化，非常激烈地反對國營企業(yè)的壟斷地位。在文化上他們重視個人價值，反對任何形式的強制。他們主張對每個個體的尊重，特別是對每個人的利益的尊重。在對外關系上，通常比較親西方。

但對于以上這些主張，他們通常都不能決絕地貫徹。雖然不滿專制，對于專制的現實，卻有很高的容忍度。因為他們卻從不認為自己有義務、有能力改變現實，還經常出賣他們當中的激進者，劃清自己和他們的界限，從而導致了那些激進者從他們當中溢出，成為政治民主派。雖然主張法制，但每當自己的利益遭到侵犯的時候，往往會動員各種資源，尋求特殊保護。雖然主張保護產權，但對于別人的利益保護，卻并不那么在意，有時甚至還加以蓄意侵犯。

在20世紀80年代，這種主張推動了中國的改革：它與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反思形成了良好互動，并為改革派提供了巨大的輿論支持，助長其成為中共的主流派。在90年代以后，這種主張深入大眾，尤其是在媒體上獲得了巨大成功。它在體制內的影響力也不斷增強，大部分官員在私下都會高度肯定這種主張的正當性。在他們處理具體的行政、司法事務時，都會盡可能地效仿西方的成例，并以此作為改良他們工作的方向。

雖然媒體與體制內官員都受到這種主張的影響，但二者之間并未成為同盟，他們在思想上一致，在政治立場上卻尖銳對立。這種情況從90年代后期開始，并逐漸加劇。主要表現為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的對立，媒體對體制的批判日益犀利，1989年以來知識精英的對立情緒也無法消除，只能部分緩解，而政治精英逐漸地對知識精英與媒體也喪失了政治信任。經過長期對峙，二者漸行漸遠，結果是：前者喪失了影響政治的能力，后者喪失了輿論的支持。

進入新世紀以來，官僚集團內部出現了分歧，一部分官僚接受了溫和國家主義派主張的官員，開始反思自己先前對于自由市場的過份信任，并努力尋求新的合法性依據，探索新的出路。主張市場改革方向的官員往往首當其沖地成為指責與反對的對象，有時甚至會腹背受敵。他們無力開拓新的改革領域，卻要為改革的所有問題買單。這一派別從改革伊始，就始終遭到來自體制內的質疑，因此，體制內的質疑并不能削弱他們，反倒會激發(fā)他們的斗志。對他們最大的打擊，或許來自于民眾的不信任，媒體的批判。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主張本來就是與自己的集團利益相悖的，是為了百姓、未來中國的。而且，長期以來來自民眾的道義支持是他們最大的資本，今天卻遭到唾棄，所受到的打擊可想而知。或許正是因為民眾支持的弱化，使得他們極為現實地尋找新的支持點——民族資產階級，這樣一來其主張與利益之間的重合度反而大大提高。

總體來說，這種主張由于其在行動上的軟弱、主張上的僵化，在主流精英中，成為被攻擊、詰難、乃至嘲笑的對象，逐漸處于守勢。他們往往口頭上非常激進，在行動上卻非常克制。這一方面使得反對者覺得他們色厲內荏，另一方面，擁護者則覺得他們虛偽、自私。他們也許很快就會從改革的主導者，成為旁觀者。這種主張的支持者，在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仍然廣泛存在，甚至在權貴階層中也不乏支持者，但已經過了自己的上升期，其動員力開始下降。在處于上升期的時候，它未能實現組織上的整合， [③]使得今日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呈現出一幅無可奈何、任人宰割的悲慘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