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從美國的視角和邏輯出發(fā)，不等于認同美國的觀點。
這里，我想向大家推薦澳大利亞Deakin大學中國學者潘成鑫的近作：《國際政治中的知識、祈望和實力：西方如何描述中國的崛起》[Knowledge, 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UK: Edward Elgar, 2012]。
潘成鑫通過深入研究西方思想史，認為西方關(guān)于中國“威脅” 和“機遇” 的觀念(threat & opportunities)，反映的主要不是中國是什么，而是西方自身，即社會話語的所謂“自傳性”(discursiveness): 這可以解讀為“一種社會話語表面上是在描述其他對象或現(xiàn)象，但字里行間卻是對描述者自身的表述和構(gòu)建”。潘教授引用了《猶太法典》的一句話：“我們怎么看別的東西不取決于那些東西是什么，而是根據(jù)我們自己是什么。” 由于中國在西方觀念中的“不確定性”，西方對中國的認知往往建立在恐懼(fear)和幻想(fantasies)的基礎(chǔ)上。而這些恐懼和幻想所體現(xiàn)的主要不是中國本身，而是西方的自我。
對于潘教授的新著，我有兩點評述：一是潘教授的新著，是迄今為止中國國際關(guān)系學者中(無論是國內(nèi)，還是國外的中國學者)，對美國和西方思想體制和觀念最為深度的解析，讀起來有薩伊德的《東方主義》的風格。5 二是潘教授在研究西方政治文化和哲學理念時， 全力投入，博覽群書，又拒絕盲從，這在海外的國際關(guān)系和政治學界的中國背景的學者中極為罕見。一般情況下，中國在海外從事政治和國際關(guān)系領(lǐng)域的學者，很多都置身于西方學界的各類理論范式(paradigms)，感覺良好;當然，這無可非議。此外，海外相當多的中國學者是在“幫助”西方研究中國。不管是出于興趣、發(fā)揮特長，還是迫于生計。
潘成鑫顯然大大超越了西方的范式。
在座很多人都已經(jīng)或者有機會去美國或西方研學，希望各位能夠把研究美國和西方作為己任，深入研究對方。
深入研究對方本身并非最終目標;要能鉆進去，跳出來;在更高的層次上審視、以致超越美國的美國研究。這不是空想，而是有跡可循的。研究美國最好的書是法國人德奎維爾(Alex de Tocqueville)寫的《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180年后，研究美國的美國人，還在讀這位法國人寫的書。他提出的“多數(shù)人暴政” 的觀點(tyranny of the majority)，至今仍是美國政治文化的主線，尤其是在美國人的對外政策方面。研究日本最有影響的書是美國人類學家Ruth Benedict《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對西方學界中的種族主義(academic racism)，揭露最徹底的是美籍巴勒斯坦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
結(jié)束語
再補充兩點：
一是要象美國研究中國那樣研究美國。美國關(guān)注中國的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前前后后，事無巨細;盡管往往“見木不見林”，但還是下功夫的。所以中國要下大力研究美國的政治結(jié)構(gòu)、決策過程、政治文化、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軍政關(guān)系，尤其是決策者的作用 。
當然，有些東西是不要向美國學的，比如，美國的“外國研究” (foreign studies)有一個別稱，叫“敵人研究”(enemy studies)：如果世界上哪個國家成了美國的敵人，美國一定會下大力研究。美國是一個需要敵人的國家。反之，如果一國不成其為美國的敵人，美國的興趣就大為降低。前蘇聯(lián)轉(zhuǎn)型后，美國政府和民間對蘇聯(lián)和俄國的研究興趣和投入驟然降低，俄語也不再是五角大樓的所謂“與美國國家安全有關(guān)的外語”(foreign languages of national security)。
今天，美國對中國研究如此傾注，就是美國對中國的“非敵非友”狀態(tài)捏拿不準，一直在恐懼和夢幻之間搖擺，即fear & fantasies;中國在美國的心目中，總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a problem to be solved)、或是一個另類(a deviating case)。對美國的中國研究中這種“一定要把中國研究成敵人”的非理性的偏執(zhí)，我們應(yīng)盡量避免。研究美國最基本的目的是要把美國的事情搞清楚。
當然，中國對美國的觀念，或廣義的discourse , 一般是偏向另一個極端，即把美國和美國的各種“符號”，情不自禁地作為理想的化身和追求的目標。前面談及的幾個例子，都是如此。
對于中美對之對方的這一“極不對稱”的觀念，我覺得也可以用男女關(guān)系來解讀：中國對美國，好像是小兩口在度蜜月, 充滿柔情與期望;美國對中國，就像是兩口子打離婚，競相發(fā)掘?qū)Ψ搅有?。兩種狀態(tài)都失之偏頗，都欠理性。其實，中美之間最需要的是某種正常的、激情之后、又在絕情之前的常態(tài)“婚姻”狀態(tài)，即between honeymoon and divorce，雙方之間既有真情，又不抱幻想，更要務(wù)實地處理雙邊關(guān)系之間“柴米油鹽”或事務(wù)性問題，避免這些問題的政治化。也許我所描述的這一“正常”狀態(tài)，也只是一個美好的理想; 但中國的美國研究(America discourse) 至少應(yīng)避免“蜜月”和“離婚”這兩個情緒化的極端。
最后，我想對前面談到的“去中國化”問題作一修正：“去中國化”主要是對學術(shù)研究而言;在政策研究方面，尤其是中美關(guān)系，“中國因素”不僅不應(yīng)排除，而且必須作為側(cè)重。盡管如此，一個好的政策研究，必須也只能建立在對事物的客觀描述和分析基礎(chǔ)之上。但政策研究有自身特點：既要有深厚的學術(shù)沉積，也要對現(xiàn)實問題高度敏感;學術(shù)與政策研究，既互有貫通，又頗為不同;政策研究既要減少學究氣，又要避免媒體的淺薄。
值得一提的是， 在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兩份外交政策雜志上，即《外交季刊》和《華盛頓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 “京派”的王楫思老師6 和“海派”的吳心伯老師7 各占有一席之地。多年來，兩位老師用美國和西方人讀得懂的語言和思維方式，在這兩部主流外交政策刊物和其他美國和西方的政策平臺上，發(fā)表了一些非常有見地和影響力的政策性文章。
這里，我也希望在坐各位大力支持中國的外交政策雜志的發(fā)展和成長。一年前, 北京的韓雪女士創(chuàng)辦了《外交觀察》季刊，她今天也在坐，希望大家支持和投稿 。
當然，在“京派”和“海派”中，還有很多其他優(yōu)秀學者， 這次與會的時殷弘老師和袁鵬老師的文章，還有沒來的幾位，如金燦榮、沈丁力等，在國內(nèi)外都影響廣泛。我本人也受益匪淺。
中國的美國學界需要更多的王楫思、吳心伯，更多的潘成鑫。我堅信在座各位的中青年學者中，定會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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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楫思教授2001年在美國《威爾遜季刊》上把中國精英對美國的看法劃分為兩種：美國內(nèi)政是“美女”，但美國對外政策則是“野獸”。Wang Jisi, “Beauty-and Beast,? The Wilson Quarterly Vol. 25, Issue 2 (Spring 2001), pp. 62-65.
2 見鳳凰衛(wèi)視《世紀大講堂》，2008年10月27日，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26372.html)。
3 見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Schelling的“非理性中之理性” 的理論，使其在2005年獲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
4 見Yang Yao, “The End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Can China’s Model of Authoritarian Growth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2, 2010),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5947/the-end-of-the-beijing-consensus.
5 本書正在由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譯成中文。
6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Sept/Oct., 2005;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March/April, 2011.
7 Wu Xinbo: “The End of the Silver Lining: A Chinese View of the U.S.-Japanese Alliance,” 29:1 (2005) 119-30; “Understanding Chinese and U.S. Crisis Behavior,” 31:1 (winter 2007-2008) 61-76; “To Be an Enlightened Superpower,” 24:3 (2001) 63-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