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是依賴研究方法對研究問題展開學術分析與建構的過程。隨著學術研究科學化層次的不斷提高，學術方法的重要性日益突顯。從工具意義上看，學術方法即是一套研究者用于解釋現象、建構理論的工具性規(guī)則體系。學術研究的水平高低既取決于研究者所提出的研究問題是否具有廣泛性的重要意義，也與研究者運用研究方法論證研究結論的能力密不可分。好的學術研究要有嚴謹的學術方法作為論證支撐。從認識論上看，學術方法實際也是一種認識世界的角度，從不同的方法出發(fā)研究者對同樣的問題可能產生不同的研究結論。由此看出，研究方法既是一種工具體系，也體現一定的價值偏向。因此，在實際的研究工作中，研究者一方面要在開展學術研究的各個階段樹立方法論意識，增強利用科學嚴謹的研究方法支撐學術研究的理念。另一方面，研究者也要注意各種具體研究方法的效用與局限性，善于運用合適的研究方法服務于研究目的。對于研究者而言，做好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工作至少需要掌握以下四種基本的學術方法。

一是文獻分析方法。文獻是開展學術研究的基本素材，它主要包括經典著作、文件規(guī)章、成文資料、檔案記錄、歷史材料、活動紀要等。研究者要善于敏銳地把握文獻資料中的問題，并對文獻中所展現出來的研究問題的發(fā)展脈絡及其背后所蘊含的學理邏輯進行分析。如在馬克思的經典文獻中，國家理論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而馬克思對國家理論的認識則經歷了一個發(fā)展變化的過程。青年黑格爾時期的馬克思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和《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中，還習慣用“普遍理性”“工具”“奴仆”“偶像”等黑格爾式的概念來批判威權專制國家，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馬克思完成了向歷史唯物主義國家觀的轉變，進一步指出了國家作為一種“虛幻的共同體”的存在本質。而在隨后的作品《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的國家觀念進一步升華。他發(fā)現，國家存在市儈化的發(fā)展傾向，國家作為一種“虛幻的共同體”采用“不統(tǒng)治的統(tǒng)治階級”的代理委托模式更有利于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統(tǒng)治。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通過分析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文件、領導人講話等文獻資料動態(tài)地考察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到“執(zhí)政黨”的理念認識變遷過程，從而體悟出中國共產黨進行自身建設和國家治理的角色轉換及其背后的政治現代化發(fā)展邏輯。同樣的，我們所經常接觸的“第三世界國家”“欠發(fā)達國家”以及“發(fā)展中國家”等不同稱謂，實際上代表了不同的理論流派及國家利益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理論認知，這也值得我們深入分析這種概念表達差異背后的深層次原因。由此可見，文獻分析的方法實際上是從可以直接獲得的材料出發(fā)，通過搜集、鑒別、整理信息，來考察特定概念的規(guī)范性含義或觀念的認識演變過程，依此形成科學理論的過程。

二是實證研究方法。相對于文獻分析法而言，實證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主動地通過社會調查、參與觀察、數理統(tǒng)計或類實驗分析等方式獲取經驗資料，根據研究需要進行資料處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科學認識。實證研究主要分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和定性定量相結合三種研究方式。定性研究主要依賴社會調查、內容訪談、問卷調查、參與式觀察的方式實施單個案例或多案例分析。在此方面。恩格斯所著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就是一個典型。恩格斯在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期間利用在英國居住的機會，對英國工人階級的實際工作、生活、居住、精神狀況進行了細致入微的調查，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削本質，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提供了可靠的經驗基礎。毛澤東也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作用，他身體力行深入中國農村調查中國的階級結構與社會狀況，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等優(yōu)秀文章，為發(fā)展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奠定了基礎。定量研究則通過搜集數據、設計變量、建構模型等方式檢驗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這種研究方法將數理統(tǒng)計方法運用到社會科學研究中來，力求實現研究結論的客觀性與精確性。定量研究方法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是未來學術界方法論研究的新興增長點。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為克服定量和定性研究的局限性與弊端，發(fā)揮彼此優(yōu)勢，達到方法論整合與提升的目的。當下比較流行的模糊集方法和定性比較分析就是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