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的后世有緣人》是著名報告文學家陳祖芬女士發(fā)表在《中國文化報》（8月14日4版）上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形式很別致，集報告文學、散文、隨筆，還有政論等多種文學體裁特質于一爐，文章描繪的真人、真事、實景、實時，讓人感到祖芬女士筆下的人與事可親可敬又可信；文章結構時空錯雜，人物紛呈，事件繁多，而線索不斷，中心不亂，把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點發(fā)揮到極致；特別是作者行文過程中有感而發(fā)的感嘆、議論，恰如畫龍點睛，又似萬綠綴紅，為文章添色敷彩，直至在濃烈的主體抒情中完成文章主題的升華。讀佳文如同品美酒，越品越有味。讀祖芬女士這篇文章即是如此，感覺到收獲的不僅是有關陳寅恪家族幾代人命運沉浮的相關知識信息，更是思緒的激蕩、心靈的震撼和思想的升華。

陳祖芬女士是著名文化學者劉夢溪先生的夫人。夢溪先生是陳寅恪及其父祖陳三立、陳寶箴研究專家，出版有多種陳氏家族研究專著和論文。在文化觀上，夢溪先生尤其重視傳統(tǒng)文化及其現(xiàn)代轉換，向來認為“敬”是中華文化的終極價值，倡導“自性的莊嚴”。作為學者和思想家，劉先生的這種文化觀點與價值追求會很自然地影響到祖芬女士身上，并投射到她的筆下。《陳寅恪的后世有緣人》這篇文章，祖芬女士是懷著敬重的心情和禮贊的筆調來完成的，文中所指的“有緣人”，其實就是指將“敬”視為人生要義和價值追求、且值得我們謳歌、宣揚和仿效的那些人們。祖芬女士這篇文章是通過文學作品的形式，詮釋了夢溪先生推崇“敬”、倡導“敬”、踐行“敬”的價值追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夢溪先生與祖芬女士夫婦各擅所長，分別從理論上與創(chuàng)作上來倡導和宣揚中華文化的核心“敬”，真可謂是珠聯(lián)璧合、相得益彰，其所散發(fā)出的魅力和影響力，也必將借助現(xiàn)代傳播媒介的廣為傳布而顯得更為無窮和深遠。

細品這篇文章，“敬”字充溢于字里行間，也激蕩在讀者心中。請看：世界文化巨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爾“仰慕”陳三立，來華拜會，是敬；英國倫敦舉行國際筆會，邀請陳三立與會，是敬；學貫中西、當時“難有出其右者”的陳寅恪在父親面前“斷然不敢坐下”，只是“端立”背后，是敬；文化大家傅斯年評價陳寅恪的學問是“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是敬；陳寅恪雙目失明后仍然口授完成史學巨著《柳如是別傳》，是敬；李白一生五次登臨廬山、電影院二十多年循環(huán)放映電影《廬山戀》，是敬；雖經(jīng)七年戰(zhàn)亂，民國期間江西省政府仍將寄送不出的學費如數(shù)交給陳寅恪，是敬；陳封懷不懼宋美齡權勢堅決護樹，而宋美齡亦未倚仗權勢強行移樹，是敬；黃永玉為陳寅恪能安葬廬山仗義奔波、鄭翔為英靈安息殫精竭慮，甘冒風險，是敬；鄭翔在通往陳寅恪墓地的坡下立碑“景寅山”，把登上墓地的臺階削掉兩級，“不能和先生一樣高”，墓地前的空間不放椅子，要求在先生面前“不敢造次，不可端坐”，是敬；年屆九旬的陳三立孫女陳小從堅持不在祖父墓前坐椅子，參加會議的陳家三代七十幾人一律地“規(guī)規(guī)矩矩開會”、“整整齊齊下山”，是敬……，我沒有細數(shù)文章中列舉了多少的人和事，但是能夠鮮明地感受到“敬”的存在與力量，對學問的敬，對先賢的敬，對尊長的敬，對真理的敬，對光明的敬，對良知的敬，對國家和民族的敬，還有對仁義禮智信中華文化精華的敬，“敬”無處不在，“敬”充塞心中，充盈天地。唯其懷著“敬”的態(tài)度，才能禮贊之、同情之、堅守之、呵護之、傳承之，也才能使我們這個民族的民族精神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與“敬”相對立的，自然就是不敬。祖芬女士在文章中沒有回避這一點，或以直筆、或以曲筆，表達對“不敬”的撻伐與指斥。慈禧狠毒賜死陳寶箴，蔣介石派人“約見”陳三立，宋美齡倚勢欲移大樹，陳氏資料歷經(jīng)劫難如千金般散盡，陳寅恪骨灰因種種人為原因三十四年不能歸葬等等，這或明或暗、或隱或現(xiàn)的種種“不敬”，造成了多少歷史遺恨，制造了多少人間悲劇，又留下了多少興亡嘆息！“人家是著作等身，我們是寫信等身。”文章這樣引用陳寅恪三女兒陳美延的一句苦笑，與其說是道出陳寅恪歸葬之路的艱難，倒不如說是對社會“不敬”的無奈與控訴。“一個沒有偉大人物出現(xiàn)的民族，是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和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郁達夫悼念魯迅的話，引用過來，不就是對歷史和當前社會種種“不敬”言行的有力指斥么？

讀這篇文章，除了為“敬”的力量深深觸動外，也對陳寅恪提出并始終信奉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與感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陳寅恪畢生堅守的人生信條和做人處事準則，也是這篇文章所要宣揚的精神內核，故此祖芬女士多次在文中直接提到陳氏這一名言，即使是對歷史故事的陳述，對眼前風物的描繪，對民族未來的懷想，也都深刻地蘊涵著這一精神，更不用說不時發(fā)出的深刻而發(fā)人深省的精到評論了。

無獨有偶，7月29日《人民日報》副刊版刊登了一篇李泓冰、曹玲娟撰寫的踏訪黃炎培故居“內史第”的游記散文《天地有正氣》，該文如同祖芬女士這篇文章一樣，充滿了對先賢、文化與歷史的無比敬畏與感念之情。特別是文中引用著名學者熊月之感慨黃炎培命運的一段話，可以與陳文相表里、相闡發(fā)：“中國社會陵谷變異，許多是非標準已有很大變化，無數(shù)歷史名人面目被一再涂飾，昔之為神，今之為妖，忽焉在天，忽焉在地，讓人難得其真，而先生的形象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益雄峻挺拔，令人高山仰止。此間道理何在？”細思之，熊月之先生“此間道理何在”的感慨顯然是一個大命題，需要哲人們深入挖掘探求，但是我想，從某種程度上，祖芬女士的這篇文章不正是從另一個角度解答了熊先生的疑問了嗎？

想起劉夢溪先生曾經(jīng)說過，中華文化立國之大本和立人之大德，無非誠信二字。而誠、信的價值基點就是“敬”，只有做到“執(zhí)事敬”、“修己以敬”、“行篤敬”，我們才能在物欲橫流、道德缺失、誠信淪喪的經(jīng)濟社會站穩(wěn)腳跟，端正內心，崇敬向善，贏得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祖芬女士的這篇文章，是有“大作用”于世了。（王維家）

來源：中國文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