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白發(fā)卿相”，即以古稀、杖朝之高齡仍躋身高位，參與國家政務之老臣。這在清代政壇是極具普遍性的政治現(xiàn)象。清帝對其倚重的“白發(fā)卿相”榮寵有加。數(shù)十年政壇浮沉與經(jīng)驗積累，使“白發(fā)卿相”具備晚生諸臣所難以企及的政治眼光和治國韜略，是一種珍稀寶貴的政治資源。然而，他們也有著難以褪去的歷史局限性和保守性。

【關鍵詞】白發(fā)卿相 倚任 致仕 【中圖分類號】K249 【文獻標識碼】A

在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稱官員退休為“休致”（亦稱“致仕”或“致事”）。至于“休致”時間，則多沿用周禮中“大夫七十而致事”的傳統(tǒng)，即以七十歲為基準退休年齡，清代亦如此，且對年齡的審核更為嚴格。然而，“白發(fā)卿相”的現(xiàn)象，在清代官場卻是常態(tài)，而且相沿不絕。所謂“白發(fā)卿相”，即以古稀、杖朝之年仍躋踞高位，受到最高統(tǒng)治者的信任與重用，仍參與國家大政。

清帝對其倚重的“白發(fā)卿相”榮寵有加

有清一代，在朝為官者，難以計數(shù)。如以官勢最熾的軍機大臣和官位最崇的內(nèi)閣大學士（包括封疆大吏之領袖的總督大學士）為例，乾隆朝出任軍機大臣者47人（內(nèi)生卒年不詳者15人）。其中，年過七十者13人（含年過八十者6人），占41%。光緒朝出任軍機大臣者36人。其中，年過七十者13人（含年過八十者3人），占36%。乾隆朝出任大學士者60人（內(nèi)生卒年不詳者17人），其中，年過七十者24人（含年過八十者10人），占56%。如以地方總督大學士者12人（內(nèi)生卒年不詳者5人）計之，其中，年過七十者4人（含年過八十者1人），占57%，二者相差不多，但均已過半。光緒朝出任大學士者34人（內(nèi)生卒年不詳者6人），其中，年過七十者17人（含年過八十者4人），占61%。而如以地方總督大學士（即有大學士閣銜，但不入閣辦事，仍留地方為總督者）者5人（內(nèi)生卒年不詳者1人）計之，其中，年過七十者3人，占75%。

這里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乾隆、光緒兩朝，雖時代背景不同，但“白發(fā)卿相”所占比重之大卻如出一轍，且日漸突出。二是從兩朝軍機大臣中“白發(fā)卿相”的民族成分來看，乾隆朝有滿洲7人，蒙古1人，漢人5人，漢人占比為38%。而光緒朝有滿洲3人，漢人10人，漢人占比飆升至77%。可見，從乾隆到光緒，清廷對“白發(fā)卿相”的倚重，尤其是對漢族老臣的倚重愈益明顯。三是同一時期，出任大學士（包括總督大學士）的“白發(fā)卿相”均多于出任軍機大臣者，這主要是兩種職位的功能有別，因為軍機處是清帝的秘書班子，它對大臣身體和精力的要求更高罷了。四是清帝對其所倚重的“白發(fā)卿相”向來榮寵有加。如福建漳浦人蔡新（1707-1799），值上書房四十二年，乾隆帝以其“究心根柢，操履端謹，深敬禮之”。乾隆三十八年，賜其紫禁城騎馬，并賜圓明園澄懷園寓所。四十八年，賜其御書“黃扉宿彥”匾額，并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五十年，帝辟雍講學，御制詩內(nèi)有“蔡新或備伯兄行”之句，自注曰：“今之群臣，孰可當三老五更之席者。獨大學士蔡新長予四歲，或可居兄事之列。”未幾，蔡新上疏乞休，帝許之，加太子太師，并三賦詩以餞。五十五年，乾隆八十壽誕，蔡新詣京師祝嘏，帝賜其宴同樂園及人參一斤。及歸，帝命歸途所經(jīng)，有司具舟車護行。嘉慶元年，蔡新年九十，賜額曰“綠野恆（同‘恒’，編者注）春”，并賜以文玩珍物。由此可見，清帝對其倚重的“白發(fā)卿相”榮寵到何等地步。

清帝為何屢屢突破制度的限制，任用年逾古稀的老臣

清代官制對官員“休致”有著嚴格的規(guī)定。那清帝為何又屢屢突破制度的限制，而任用諸多年逾古稀甚至耄耋的老臣，使其躋踞要津、安享富貴呢？

毋庸置疑，封建統(tǒng)治者的任何制度和政策，都是以維護該王朝的最大利益為出發(fā)點的。所以清廷重用“白發(fā)卿相”的目的，不能簡單地看作是清帝籠絡大臣，宣示皇恩，還要從統(tǒng)治者維護封建中央集權體制和大清王朝的長治久安來考查，從清帝重視儒家文化和漢族知識分子的治國經(jīng)驗來理解。滿洲貴族以少數(shù)民族身份入主中原，面對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問題層出不窮的廣土眾民，亟需富有深厚文化素養(yǎng)和治國才能的漢臣輔佐。而“白發(fā)卿相”的古稀之人，數(shù)十年政壇浮沉與經(jīng)驗積累，常使其具備晚生諸臣所難以企及的政治眼光和治國韜略，實是輔佐清帝治國理政的“百科全書”，是一種珍稀寶貴的政治資源。同時，清帝對這些“老成忠懇，補袞陳善”的耆臣給予遠超常規(guī)的榮寵，既可以發(fā)揮他們的余熱，起到“表率百官”的效應，又能達到“以漢治漢”從而穩(wěn)定天下的目的，可謂一舉多得。

我們先看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張廷玉（1672-1755）的例子，他是有清一代唯一一個配享太廟的漢族大臣，曾仕宦康雍乾三朝?？滴跬砟辏瑥埻⒂窭圻w至刑部侍郎。雍正即位后，“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四年，授文淵閣大學士，仍兼戶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八年，首任軍機大臣，每日必召入對，參與機密。史載：“廷玉周敏勤慎，尤為上（雍正）所倚。十三年，世宗疾大漸，與大學士鄂爾泰等同被顧命。遺詔以廷玉器量純?nèi)?，抒誠供職，命他日配享太廟。”乾隆二年，命與鄂爾泰同進三等伯，賜號勤宣。尋諭：“廷玉年已過七十，不必向早入朝，炎暑風雪無強入。”直至乾隆十四年，張廷玉方以七十八歲高齡休致?！肚迨犯濉氛撛唬?ldquo;軍機處初設，職制皆廷玉所定。庶政修舉，宇內(nèi)乂安，遂乃受遺命，侑大烝，可謂極心膂股肱之重矣。”

再看乾嘉兩朝的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王杰（1725-1805），王杰是陜西韓城人，乾隆五十一年出任軍機大臣、上書房總師傅，尋任東閣大學士。嘉慶五年，杰以年老體衰乞休，帝溫語慰留，許其拄杖入朝。七年再請，終允休致，時杰已七十八歲高齡。王杰在朝四十余年，忠清勁直，老成端謹，既不結黨營私，也不趨炎附勢。時權臣和珅弄權，滿朝為之噤聲，王杰獨不然。“遇有不可，輒力爭。”嘉慶帝親政之始，即命翦除和珅，王杰積極查辦此案，終令和珅伏法。又嘉慶初年，白蓮教大起義此伏彼起，如火如荼，成為困擾清廷的軍政要務。王杰為此上疏獻計“去鄉(xiāng)勇之名而為召募之實”，并主張懷柔政策，最終撲滅了蔓延五省、歷時九年的農(nóng)民大起義。八年，王杰致仕返鄉(xiāng)。行前，嘉慶帝賞其先帝御前陳設的玉鳩杖一枝、內(nèi)府人參一斤，并賦詩二首，以寵其行。詩曰：“名冠朝班四十年，清標直節(jié)永貞堅。樞庭久值宣綸綍，講幄昔從授簡編。”“屢蒙恩旨掌文衡，藝苑群瞻桃李榮。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其中，對王杰的倚任與贊賞不言自明。

晚清時，洋務運動的領袖、總督大學士湖南湘鄉(xiāng)曾國藩、安徽合肥李鴻章、湖南湘陰左宗棠、直隸南皮張之洞，并稱為“中興四大名臣”。其中李鴻章（1823-1901），更是被慈禧太后稱為“再造玄黃之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與俾斯麥、格蘭特并稱為“十九世紀世界三大偉人”。不論這些贊美有多過譽，但年逾古稀的李鴻章，直至晚年仍叱咤晚清政壇，歷經(jīng)中日甲午戰(zhàn)爭和庚子八國聯(lián)軍侵華戰(zhàn)爭。在其離世的光緒二十七年，其仍以七十九歲的高齡，身兼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及督辦政務處大臣等要職，對晚清王朝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可以說，張廷玉輩，仕宦于清前期，正值清王朝蒸蒸日上之際。諸多典章制度、政策法規(guī)，均屬草創(chuàng)。正是在他們的輔弼下，清王朝實現(xiàn)了政治的大一統(tǒng)、文化的集大成、經(jīng)濟的大變革，奠定了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基礎，繼而走向世人稱羨的“康乾盛世”。王杰諸人，仕宦于乾嘉之際，正值清王朝盛極而衰的歷史時期。面對吏治的腐敗、經(jīng)濟的衰退和社會的動蕩，他們以畢生的政治智慧，為君主建言獻策，力挽“嘉道中衰”之狂瀾。李鴻章等人，遭逢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肩負著“御侮”和“求強”的雙重使命，憧憬著“同光中興”的帝業(yè)大夢，于內(nèi)政外交的紛繁事務中折沖樽俎。終其一生，雖難扶大廈之將傾，卻為積貧積弱的中國走向近代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這些從黑發(fā)到白發(fā)的卿相大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均給后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業(yè)績。

“白發(fā)卿相”導致高級官僚階層老齡化

“白發(fā)卿相”，位極人臣，以一身之先，為群臣所不能為之事功，享群臣所不得享之榮寵?；潞３粮?shù)十載，功績與榮寵相埒。但這并不意味著“白發(fā)卿相”在歷史大潮中總能占盡先機，成為順應潮流的弄潮兒。恰恰相反，在諸多方面，他們有著難以褪去的歷史局限性和保守性。給后人留下的負面影響，也是既深且巨的。

以“白發(fā)卿相”在朝之隆望，朝野上下爭趨附焉，易生朋黨之患。若唐代的“牛李黨爭”，以對方之是為非、以對方之非為是，互相攻訐。既削弱皇權，影響決策，又浪費了大量的政治資源。對朝臣結黨一事，清代諸帝深惡痛絕。雍正二年七月，御制頒發(fā)《朋黨論》，對此大加撻伐。不料，雍正帝倚為股肱重臣的鄂爾泰、張廷玉，卻在乾隆初年漸呈鄂、張黨爭之勢，“分朋引類，陰為角斗”，每每僨事誤公。對此，乾隆皇帝深惡痛斥，直到十年鄂爾泰病逝，十四年張廷玉休致，此患方除。

以漢官為主體的“白發(fā)卿相”，在歷史的滾滾大潮面前，往往表現(xiàn)出較多的局限性和保守性。他們或?qū)δ承╅_創(chuàng)事業(yè)抱持一種阻撓的姿態(tài)，或在國家危難關頭，不識大局，不知進取。前者如事關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平準戰(zhàn)役中，先是康熙帝“力排眾議”，堅持派十四子胤禎驅(qū)準保藏；后有乾隆皇帝在解決內(nèi)亂中的準噶爾勢力時，“在廷諸臣，惟大學士傅恒與朕協(xié)力贊畫，余無不意存畏葸”。這其中必有不少“白發(fā)卿相”狃于久安，不復振作。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光緒朝體仁閣大學士徐桐，作為帝師和理學家，他反對維新變法，惡西學如仇讎，聲稱“寧可亡國，不可變法”，“凡門人言新政者，皆屏不令入謁”。但此人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和禮遇，“以其耆臣碩望，朝見時令近侍扶掖以寵之”，“大事皆決于桐”。結果在徐桐等人的鼓動下，慈禧下詔與八國列強同時開戰(zhàn)，釀成了對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影響巨大的“庚子事變”。

“白發(fā)卿相”現(xiàn)象的普遍存在，必然導致高級官僚階層的老齡化。滿朝文武，泰半皆是年逾古稀甚至耄耋之齡。一方面，阻滯了新生代人才的進身階梯，不利于官僚群體的新陳代謝。另一方面，行政機能的老化、僵化，勢必導致行政效率的低下。曹振鏞（1755-1835），仕宦乾嘉道三朝，顯達于道光朝，其晚年恩遇之隆，令朝臣側目。門生問其故，曹某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不僅如此，其門生后輩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興！”這種貪戀高位、無所作為的“白發(fā)卿相”，無疑也是歷史的絆腳石。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馬維熙對本文亦多有貢獻）

【參考文獻】

①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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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秦國經(jīng)：《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

④昆岡：《欽定大清會典（光緒朝）》，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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