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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管理方式最新動態(tài)

核心提示: 當前,新加坡的社會生態(tài)已經(jīng)進入新常態(tài),希望更多的民主、平等、自由、幸福。新加坡政府面對新常態(tài),適時而變,其經(jīng)濟管理從強調(diào)各取所值到注重積極分享;政府管理方式從發(fā)號施令到與民協(xié)商;社會管理從強大政府到做大社會,并取得國家治理的預期效果。

【摘要】當前,新加坡的社會生態(tài)已經(jīng)進入新常態(tài),希望更多的民主、平等、自由、幸福。新加坡政府面對新常態(tài),適時而變,其經(jīng)濟管理從強調(diào)各取所值到注重積極分享;政府管理方式從發(fā)號施令到與民協(xié)商;社會管理從強大政府到做大社會,并取得國家治理的預期效果。

【關鍵詞】新加坡 積極分享 與民協(xié)商

【中圖分類號】K339 【文獻標識碼】A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簡稱行動黨)黨徽因有閃電標志而俗稱“閃電黨”。新加坡人說,閃電不會在同一個地方閃擊兩次,但行動黨這個“閃電黨”自1959年在新加坡“閃亮”登場并執(zhí)掌政權后,就一直“閃”到現(xiàn)在。不過,2011年大選結果讓人們對該黨似乎可以無限期執(zhí)掌政權的“神話”產(chǎn)生了動搖。大選之前的2010年,新加坡廉潔狀況被“透明國際”認定為與另兩個國家并列世界第一,其GDP較前一年增長14.5%,名列世界第二。但是,領導新加坡取得上述成就的行動黨在2011年大選的得票率為60.14%,成為1965年建國以來歷次大選的最低;反對黨則史無前例地贏得一個集選區(qū),共獲6個議席,創(chuàng)下了建國以來反對黨贏得議席的最高紀錄。

上述情況表明,新加坡的社會生態(tài)已經(jīng)進入新常態(tài),即人們再也不滿足于已有的溫飽甚至繁榮、安居甚至豪宅,而希望更多的民主、平等、自由、幸福。面對新常態(tài),行動黨放柔身段,適時而變,其政府管理方式實現(xiàn)了多重轉型,并取得了預期效果。

經(jīng)濟管理:從強調(diào)各取所值(偏右)到注重積極分享(偏左)

建黨之初的人民行動黨是以民主社會主義為依歸,注重的是積極分享。該黨執(zhí)政之后,其經(jīng)濟政策也從較多社會主義轉變?yōu)楦嘧杂芍髁x(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強調(diào)的是各取所值。強調(diào)各取所值和遵循市場機制有利于增強競爭力和做大蛋糕,但也拉大了貧富差距。新加坡2011年基尼系數(shù)為0.473,薪金占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比(Wage/GDP Ratio)也從2001年的46%下降至2010年的42%。薪金占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比降低意味著新加坡國民并沒有從薪金中充分分享到經(jīng)濟增長的成果。

新加坡政治職位的高薪是強調(diào)各取所值的具體表現(xiàn)。2011年大選期間,有民眾打出了“部長薪水幾百萬,做滿一屆花不完。人民只得苦命干,手握鐵錘跟他算”的詩句。為平息民眾對于部長高薪的不滿,新加坡國會于2012年通過了以《一個能干并具奉獻精神的政府的薪金》為題的政治職位薪金改革方案?;t是薪金收入的重要部分。過去,政治職位的花紅稱為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GDP)花紅,其花紅的多少完全取決于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的高低。這種以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為標準的花紅容易使得政府傾全力提高經(jīng)濟增長,從而富了最高收入人士,苦了中下層人民。在新薪金架構下,部長花紅將與新加坡公民收入中位數(shù)、低收入階層實際收入的漲幅、失業(yè)率和國家經(jīng)濟表現(xiàn)(GDP)掛鉤,從而讓薪金制度更為貼近中下層民眾,也更有利于經(jīng)濟發(fā)展成果的積極分享。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2013年國慶群眾大會上提出了“建國一代配套”計劃,并在隨后加以推行。建國一代的定義是:生于1949年12月31日或之前,并在1986年12月31日或之前成為公民,在本地生活或工作的第一代新加坡人。根據(jù)政府政策,建國一代將在三方面獲額外經(jīng)濟援助——更低廉的終身健保雙全保費、更多專科及普通科門診費用津貼,以及更多保健儲蓄填補額。由于幾乎每家每戶都有建國一代人士,其惠民政策也就幾乎讓每個家庭都能分享。2013年年末,行動黨的黨大會決議重申民主社會主義的初衷,但又強調(diào)不搞意識形態(tài)。其政策從偏右回歸到中間偏左,但防止走向極左,注意在陰陽平衡中前進。

政治管理:從發(fā)號施令(家長式)到與民協(xié)商(朋友式)

一般認為,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的領導方式是家長式,第二任總理吳作棟的領導方式是兄長式,第三任總理李顯龍的領導方式是朋友式。例如,在李光耀時代,新加坡政府與民眾關系多被比喻為高低不同的家長與子女的關系;近些年來,行動黨政府則更愿意將此比喻為更為平等的夫妻關系。

家長式領導方式是發(fā)號施令,朋友式領導方式是與民協(xié)商。新加坡政府在2012年10月啟動、時間持續(xù)1年,共舉辦約660場、超過4萬人參加的“全國對話會”,就是與民協(xié)商的典型案例。最后,全國對話會委員會將收集到的所有民眾意見進行仔細探討,并與各個政府部門一起進行反思,為政策制定和檢討提供參考。

社會管理:從遮風擋雨(強大政府)到修枝剪葉(做大社會)

新加坡政府對于社會的管理往往全面細心。它就像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榕樹,可以為民眾遮風擋雨,但也擋住了地面的陽光。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將作為靈魂的新加坡元素區(qū)分為國家和公民生活兩部分。就國家層面而言,新加坡已建立起服務世界的公務員體制、國民服役制度、中央公積金、保健儲蓄計劃、建屋發(fā)展局等;就民間社會層面而言,新加坡國家強盛,家庭穩(wěn)定,但介于國和家之間的社會生活層面的民間社會卻依然薄弱。沒有強大的民間社會,就無法塑造完整的新加坡靈魂。原外交部長楊榮文說,現(xiàn)在的問題是,“榕樹底下寸草不生。國家機構無處不在,民間組織難以繁榮。所以,必須修剪榕樹枝葉,騰出空間,讓其他植物生長”。新加坡政府“照顧人民無微不至,人民變得軟弱了”。當然,“新加坡需要多元性,但不可過量。否則過猶不及。換言之,修剪時要小心翼翼”。

楊榮文的上述觀點,在李顯龍的行政理念中也有所體現(xiàn)。例如,李顯龍在2011年國慶群眾大會上,在說完“無論是‘部長抓貓’還是‘總理救狗’,我們都有責任。我們都有責任處理人民關心的大事和小事”之后,又不無糾偏地說:“希望大家體諒的是,有些問題、有些糾紛,政府未必管得了,也未必做得好。在未來,我希望政府能夠少管一點事,人民能夠多辦一點事。一般來說,人民的主動性越強,社會的應變力就越強,使我們更有信心,應付國際競爭,克服各種困難和挑戰(zhàn)”。

(作者分別為深圳大學管理學院公共管理系教授、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新加坡研究中心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 柯欣穎:《總理贊揚:溫馨故事 宣傳居者有其屋建屋局宣傳短片感人!》,《新明日報》,2014年11月5日。

②李慧玲、阿莎拉迪夫主編:《榕樹下的沉思——楊榮文言論集》,八方文化創(chuàng)作室(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屬機構),2015年6月版,第69-70頁。

責編/劉瑞一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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