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方面所作出的上述判斷無疑是有根據(jù)的，但是，如果將上述判斷作為美國在越南升級戰(zhàn)爭的依據(jù)，并且不顧此后中方的多次警告而企圖將戰(zhàn)爭推行下去，則又是致命的戰(zhàn)略誤判。

戰(zhàn)略誤判的代價

20世紀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后期，美國在亞洲基于對華戰(zhàn)略誤判而進行的三次不同程度的軍事干涉都歸于失敗，美國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些干涉也給其他相關國家造成重大損失，使中美關系遭受嚴重破壞。

在中國，美國戰(zhàn)略誤判的代價是與新中國的關系從一開始就是對立的，這種對立的關系迅速走向對抗和沖突也是美國在朝鮮和越南的干涉招致失敗的重要原因。梳理二戰(zhàn)后期至1949年美國對華奉行的從支持蔣介石到“扶蔣反共”政策的歷史，不難看出，美國與新中國的關系以對立開端是美國對華戰(zhàn)略誤判必然付出的代價。當時，“不論美國政府內部曾經多么認真地考慮要從中國內戰(zhàn)中脫身，實際上在阻撓中國革命取得最后勝利方面，美國始終是步步為營的。美國人的言行毫不掩飾地流露出自以為是的優(yōu)越感和對中國革命運動的蔑視，其結果難免導致與新中國對抗。”

在朝鮮，據(jù)估計，朝鮮戰(zhàn)爭中美軍有3.3萬人陣亡，10.5萬人受傷；韓國有41.5萬人喪失，42.9萬人受傷。朝鮮戰(zhàn)爭讓兩大陣營從“冷戰(zhàn)”暫時轉入“熱戰(zhàn)”，不僅加劇了美國與共產主義世界之間業(yè)已存在并且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而且也加深了美軍與共產黨勢力在亞洲爭奪勢力范圍的鴻溝。美國一招不慎，讓中國也卷入了戰(zhàn)爭，在兩極對峙的格局下，雙方之間這種劍拔弩張、互不相讓的態(tài)勢愈演愈烈。這直接導致中美兩國的長期隔絕、敵對，甚至在越南戰(zhàn)場上的沖突。

在越南，據(jù)估計，越南戰(zhàn)爭中，美軍陣亡人數(shù)達5萬8千多人，負傷數(shù)十萬人。戰(zhàn)爭加劇了美國國內的各種矛盾，人民反戰(zhàn)運動達到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美國報刊承認，越南“戰(zhàn)爭是美國過去一世紀歷史上最悲慘的一章”。

回顧這一時期亞洲發(fā)生的大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朝鮮戰(zhàn)爭和越南戰(zhàn)爭，不難看出美國在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半個世紀后反思這段歷史，美國著名冷戰(zhàn)問題專家、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約翰·蓋迪斯認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失誤在于它企圖“控制中國”。之后，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了，戰(zhàn)爭爆發(fā)的原因和中國幾乎沒什么聯(lián)系，但它的結果卻影響了隨后幾十年的中美關系。這場戰(zhàn)爭還導致美國背離了凱南的有選擇的遏制政策（selective containment），轉而采取一種不分輕重緩急地對付所有情況和所有威脅的戰(zhàn)略。結果像雅典人一樣，美國人喪失了區(qū)別對待的能力，美國不由自主地變成了帝國，而它不久就在越南和其他地方為自己的過度擴張付出了代價，如同所有帝國遲早都要遭遇到的那樣。

歷史啟示

歷史雖然已經成為過去，但反思不應該停止。只有不斷地檢討過去，才能避免歷史的悲劇重演。透過美國對華戰(zhàn)略誤判的視角回望二戰(zhàn)后中美關系這段持續(xù)二十余年的沉重歷史，主要可以得出如下三點思考和啟示。

第一，在戰(zhàn)略性問題上，美國忽視中國的警告必將付出代價。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一書中有關越戰(zhàn)的章節(jié)中寫道，“華府對整體國際脈絡的評估，也過于注重中共可能介入，而忽略了林彪聲明中國軍隊不會出國作戰(zhàn)這段話。毛澤東也對同情中共的美國記者斯諾重述了林彪的講話；毛澤東告訴斯諾，中國在自己國境之外沒有駐軍，除非本身領土受到侵犯，也沒有意愿與任何人作戰(zhàn)。因此可以說，在相隔十五年的這兩場戰(zhàn)爭中，美國因為不把中共的話當真而付出代價：在韓國，美國沒理會中共的警告，向鴨綠江進軍，惹來中共參戰(zhàn)；在越南，美國又不理會中共聲言不介入的保證，使得美國錯失惟一可能達成勝利的策略。”

第二，在對外關系上，美國政府對他國抱有控制的企圖，這種控制往往通過選擇、依靠對美國服從的代理人的方式，而這種做法是行不通的。具體地說，美國根據(jù)與對象國首腦的關系來決定與其領導的政府的關系，而這一關系的評判標準就是，對象國的首腦是否為美國所信任，是否唯美國馬首是瞻，是否為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利益服務。當時，美國決策層一致認為蔣介石是一個值得肯定的人選。而由于蔣介石是一個贏得美國政府信任的人，推而廣之，美國政府才選擇了對蔣領導的政府以支持的政策。因此，有學者研究認為，當時美國政府將對華政策的成敗與能否維持蔣介石的統(tǒng)治地位聯(lián)系在一起，用美國外交官戴維斯的話說，“也許惟獨蔣介石是這樣的中國人，他使多數(shù)美國人誤認為他就是中國。”

美國政府在中國支持蔣介石，在南越長期支持吳庭艷，以及后來“倒吳”，都是美國從自身戰(zhàn)略利益出發(fā)而作出的選擇。事實證明，這種“代理人”外交戰(zhàn)略忽視對象國國內局勢的紛繁復雜性，漠視對象國人民的利益，注定是沒有出路的。

第三，美國政府的政策具有驚人的延續(xù)性，因此，處理中美關系雙方都應本著“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的態(tài)度。在中國，杜魯門政府繼續(xù)奉行羅斯福政府的支持蔣介石政策，盡管這一時期國民黨政府垮臺的前景更加不可逆轉，更令人確信不疑。此后，特別是在朝鮮戰(zhàn)爭后，美國與新中國之間的敵對關系維持了二十余年。至今，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某些做法仍在繼續(xù)，例如在臺海問題上，美國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多年抗議，在對臺軍售問題上仍一意孤行。在朝鮮，朝鮮戰(zhàn)爭結束后，美國與韓國簽署了《共同防御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在韓國駐軍。直到目前，駐韓美軍大約仍維持在3萬人左右。而美國與朝鮮的關系還是處于敵對狀態(tài)。在越南，美國從“陷入泥潭”到“走向絕望”，再到“解脫”，前后經歷了五屆政府。更毋寧說在美洲，美國與近在咫尺的古巴的關系，雙方的敵對關系前后歷經美國十屆政府，歷時半個多世紀之久。在這里強調美國政府政策的連續(xù)性意在強調，處理中美關系一定要特別注意避免進入“惡性循環(huán)”的怪圈。要本著“多栽花、少栽刺”、“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的積極態(tài)度，為中美關系增添正能量，使其進入“良性循環(huán)”。

在美國國內掀起對華政策大辯論，特別是在中美關系面臨有識之士所擔憂的“臨界點”的關鍵時期，中美兩國更應該牢記歷史，珍視中美接觸、合作給兩國發(fā)展創(chuàng)造的機遇，給兩國人民帶來的福祉，給亞洲、乃至世界的穩(wěn)定、和平與發(fā)展作出的貢獻。

綜上所述，戰(zhàn)后中美關系史上，美國三次重大對華戰(zhàn)略誤判不是導致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原因，恰恰相反，是美國失敗的或者說錯誤的對華政策導致了美國對華戰(zhàn)略誤判。這種失敗的對華政策主要表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其一，將中國作為美國全球戰(zhàn)略棋盤上的一顆棋子，幻想可以任意擺布；其二，對中國采取隔絕政策，漠視中國的安全擔憂。其三，渲染中國“威脅論”或夸大中國的困境。最后，樂見并推動中國衰弱、崩潰。美國在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推行的就是這一政策。有關檔案資料顯示，1962年底，肯尼迪政府對中國政策進行了執(zhí)政以來的第一次檢討和調整。國家安全委員會認為，一個“羸弱、基本上孤立的”中國，最符合美國的安全利益，美國新的對華政策將致力于這一目標的實現(xiàn)；中國國內的經濟困難和中蘇矛盾的內部機制，是導致中國走向孤立和衰弱的主要原因，因此，美國應當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在一貫實行的政治上孤立、軍事上對抗、經濟上封鎖的政策基礎上，積極地給中國政府制造難以擺脫困境的壓力。正如歷史所證明的，這樣的對華政策其失敗的命運是確定無疑的。

回顧歷史，才能更加深刻地體會中美關系正常化以來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所開創(chuàng)的中美關系新局面來之不易，應該倍加珍惜。美方只有切實推進奧巴馬政府所倡導的謀求建立一個積極、合作與全面的中美關系，中美雙方共同努力，向著習近平主席所倡導的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邁進，才能創(chuàng)造中美關系的美好未來。

【注釋】

①藍普頓：中美關系逼近臨界點，需“第四個聯(lián)合公報”，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9601。

②“把握中美關系發(fā)展正確方向（鐘聲）”，《人民日報》，2015年6月26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5/0626/c1003-27209873.html?url_type=39&object_type=webpage&pos=1。

③關于美國對中國的戰(zhàn)略誤判，同樣的研究可參見劉明福：“70年六次戰(zhàn)略誤判，美國你能讀懂中國嗎？”，2015年8月31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5/0831/c1011-27535981-4.html。

④⑦⑩［美］哈里·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下卷），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第76~77頁，第79頁，第419頁，第424頁，第424~425頁。

⑤⑥陶文釗：“赫爾利使華與美國政府扶蔣反共政策的確定”，《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266頁。

⑧牛軍：“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蘇國共關系”，《歷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99頁，第100頁，第85頁。

⑨"Memorandum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Consultants' Meeting", Thursday, June 29, 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0,Vol.1,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0v01/d98.

"Repor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ugust 25, 1950,FRUS,1950,Vol.1,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0v01/d121.

章百家：“‘抗美援朝’與‘援越抗美’—中國如何應對朝鮮戰(zhàn)爭和越南戰(zhàn)爭”，《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3期，第9頁。

牛軍：《冷戰(zhàn)與中國外交決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84頁，第186頁，第378頁。

［美］大衛(wèi)·哈伯斯塔姆：《最寒冷的冬天—美國人眼里的朝鮮戰(zhàn)爭》，重慶出版社，2010年，第1頁，第5頁，《序言》第4~5頁。

梁志明：“越南戰(zhàn)爭：歷史評述與啟示”，《東南亞研究》，2005年第6期，第11頁，第14頁。

陶文釗主編：《中美關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4頁，第409頁，第395頁。

約翰·蓋迪斯：《遏制戰(zhàn)略研究的啟示》，重慶出版社，2010年，牛軍主編：《戰(zhàn)略的魔咒：冷戰(zhàn)時期的美國大戰(zhàn)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頁。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冢汉Ｄ铣霭嫔纾?998年，第609~610頁。

責編 /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