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兩國發(fā)生戰(zhàn)略誤判的可能性在上升，因為美國在推行“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過程中，由開始階段的“仲裁者”，發(fā)展到現(xiàn)階段直接參與對中國的制衡。目前中美戰(zhàn)略誤判所付出的代價為，兩國已“半”進入修昔底德陷阱。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避免中美戰(zhàn)略誤判的主要途徑，如何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還需要中美雙方共同努力。
【關鍵詞】中國　美國　戰(zhàn)略誤判　新型大國關系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中美兩國發(fā)生戰(zhàn)略誤判的可能性在上升

“戰(zhàn)略誤判”是一種主觀意識，或者說一種觀念。由于觀念勢必造就對外政策行為，所以我們可以通過對外政策和行為的變化，來考察觀念的變化。因此，這里我們通過中美戰(zhàn)略互動的政策行為的變化，考察中美兩國發(fā)生戰(zhàn)略誤判的演變態(tài)勢。
我們說美國對華戰(zhàn)略誤判的可能性在上升，是因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實施過程中，不斷加大對中國的制衡力度。美國“亞太再平衡”從理論上來講屬于“離岸平衡手”。“離岸平衡手”這一概念，是進攻性現(xiàn)實主義理論代表人物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首次提出的。他認為21世紀初，歐洲的德國和亞洲的中國可能對美國構成挑戰(zhàn)。因此，美國需要“阻止相匹敵的競爭對手在全球不同地方的崛起。”但“美國在20世紀并未試圖征服歐洲和東北亞的領土，因為跨越大西洋及太平洋投送軍事力量以對付這些地區(qū)的大國是困難的。”①所以，美國要在這些地區(qū)扮演“離岸平衡手”角色，將責任推給這些地區(qū)的其他大國，讓其他大國去抗衡潛在的挑戰(zhàn)者（德國、中國）。美國可以坐山觀虎斗，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好的制衡潛在挑戰(zhàn)者的效果。只有當這種方法失效，“推卸責任”的策略不可行時，美國才直接介入以制衡潛在的對手。
米爾斯海默強調：“無論何時一個潛在的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在這兩個地區(qū)中的任何一個出現(xiàn)，美國都會設法去平衡之并保存美國作為世界上惟一地區(qū)霸權國家的地位。”②可見，“‘離岸平衡手’不單是均勢邏輯中的砝碼角色，更是仲裁者、平定者。”③因此，“離岸平衡戰(zhàn)略”的實施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美國可以“推卸責任”—將制衡中國的責任推卸給亞太地區(qū)的其他大國，自己以“仲裁者”身份自居，即充當“裁判員”。第二階段，當亞太地區(qū)的其他大國，如日本、印度不能有效制約中國的時候，美國才充當“運動員”，“直接介入”以制衡中國。自2012年“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實施以來，美國不斷加大對中國的制衡力度，已經(jīng)從第一階段充當“裁判員”，發(fā)展到第二階段充當“運動員”，直接參與對中國的制衡。
能夠證明上述觀點的最新論據(jù)是，美國近期在南中國海的直接軍事行動，這充分說明美國對華戰(zhàn)略制衡，已經(jīng)由“裁判員”，演變?yōu)?ldquo;運動員”，制衡力度不斷加大。美國的這一系列行為反映了其對中國的誤判，認為中國現(xiàn)在南海維護主權的行動是在試圖爭取“西太平洋的主導權”，而中國一旦取得了“西太平洋的主導權”，就要挑戰(zhàn)美國的全球霸權。因此，美國就在南海挑動事端。實際上，美國的這一主觀臆斷，就是一種戰(zhàn)略誤判。與此相應，美國的戰(zhàn)略誤判又可能導致中國的戰(zhàn)略誤判。由于美國不斷派軍艦、飛機進入南海，甚至接近中國的島礁，被中國視為對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威脅，正是基于此，近期以來中國在南沙一些主權范圍內的島礁上，進行大量的民用建設和必要的軍事防御設施的建設。而這些在中國看來屬于主權范圍內的行動，又反過來強化了美國的戰(zhàn)略誤判。從而使中美兩國正在逐步走向“安全困境”。正因為如此，人們對于中美兩國發(fā)生對抗難以避免的擔憂在上升，中美兩國發(fā)生戰(zhàn)略誤判的可能性在上升。
無論中國還是美國，各方都清楚知道兩國戰(zhàn)略誤判上升的最終代價—修昔底德陷阱。就目前中美關系的現(xiàn)狀看，學術界存在不同觀點，有的認為兩國已經(jīng)進入修昔底德陷阱，有的認為還沒有進入陷阱。筆者認為，中美已經(jīng)“半”進入修昔底德陷阱。這是因為界定“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需要考察兩個要素：其一是崛起國實力日益增長。至于崛起國實力增長到什么程度將會發(fā)生戰(zhàn)爭，修昔底德沒有具體說明。但是奧根斯基卻提出：國際體系中崛起國實力接近守成國時，爆發(fā)戰(zhàn)爭可能性會增大。因為當崛起國實力與守成國實力差距較大時，它沒有能力挑戰(zhàn)守成國，而且從理性考量，挑戰(zhàn)守成國也是不劃算的。目前中國與美國實力相比，無論硬實力還是軟實力，都遠遠未達到美國的水平，根據(jù)上述理論，中美兩國還不至于進行戰(zhàn)爭，即還沒“完全”進入“修昔底德陷阱”。其二是守成國的恐懼。雖然從1990年代初“中國威脅論”就已經(jīng)在美國出現(xiàn)，但是至今美國憑借其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實力優(yōu)勢，對于中國的崛起只是感到“擔憂”，或者“焦慮”，還遠未達到“恐懼”的程度。另外，從數(shù)量上看，據(jù)近期美國芝加哥全球事務學會進行的民調，“在美國有近一半的受訪者把中國視為軍事威脅。”④可以看出，中國的崛起還遠未導致整個美國的“恐懼”。
總之，中國實力增長因素，以及由此造成美國“恐懼”因素，對目前中美關系都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使中美兩國都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但是，由于目前上述兩種因素的發(fā)展程度還不夠充分，只是中美戰(zhàn)略誤判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可以說兩國已經(jīng)“半”進入修昔底德陷阱。如果這一趨勢繼續(xù)下去，以致“完全”進入修昔底德陷阱，那么雙方將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中美戰(zhàn)略誤判與新型大國關系的國際共有觀念

所謂“中美戰(zhàn)略誤判”，就是雙方在互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共有觀念，并且這一共有觀念是與當今國際社會發(fā)展階段不相適應的。目前中美之間的戰(zhàn)略猜疑升級，從理論上來講屬于“安全困境”這一共有觀念的強化。“安全困境”源自于國際政治現(xiàn)實主義理論。這一理論的基本假定為，在一個無政府的國際社會里，每個國家必須自己照料自身的安全。為了安全，每個國家都需要不斷增強自身的實力，追求國家的權力。由于每個國家都在不斷追求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必然導致國家之間的沖突。因此，沖突是國際社會的一種常態(tài)，“合作”是稀缺的。這一理論有其自身的合理性，能夠部分反映國際社會的現(xiàn)實。但對于發(fā)展到現(xiàn)階段的國際社會，它的局限性也非常突出。因為它沒有給“合作”留下空間，不能夠很好解釋當今世界出現(xiàn)的諸多國際合作的事實，尤其相悖于當今“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因此我們說，源于“安全困境”的中美戰(zhàn)略誤判，是一種與當今國際社會現(xiàn)實不符的共有觀念。
“新型大國關系”強調“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其所蘊含的共有觀念比較符合當今的國際現(xiàn)實。首先，“不沖突、不對抗”是進行國際合作的基本前提。因為進行合作首先需要意愿和氛圍，正在發(fā)生沖突和對抗的國家之間，不僅沒有合作的意愿，也不具備坐在一起進行協(xié)商的氛圍。其次，“相互尊重”是進行國際合作的基本條件。因為“作為政策協(xié)調過程的結果，當一國政府遵從的政策被另外國家的政府視為能夠促進它們自己目標的相互認識時，政府間的合作就會發(fā)生。”⑤最后，也就是新型大國關系中包含的“合作共贏”，點明了國際合作的最終目標，即合作的目的就是“共贏”?？傊?，中國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符合“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是一種與當今國際現(xiàn)實相符的新觀念。
由上可知，無論“中美戰(zhàn)略誤判”與“新型大國關系”，都分別體現(xiàn)不同的國際共有觀念，或稱不同的國際體系文化。美國學者亞歷山大·溫特認為至少有三種國際體系文化。一是霍布斯文化。在這種文化中，國家的相互定位是“敵人”角色，敵人是沒有生存和自由的權利的。結果是以純粹的“現(xiàn)實主義”的態(tài)度對待國際關系。二是洛克文化。在這種文化中，國家的相互定位是“競爭對手”的角色，競爭對手是有著生存和自由權利的，但是不具有免于暴力的權利。結果就出現(xiàn)軍事競爭，有時會爆發(fā)戰(zhàn)爭，但戰(zhàn)爭會被控制在有限范圍內。三是康德文化。在這種文化中，國家的相互定位是“朋友”角色，朋友之間相互承擔義務，并不使用暴力解決爭端，在出現(xiàn)侵略的情況下互相幫助。結果是多元安全共同體和集體安全。
顯然，“中美戰(zhàn)略誤判”屬于上述洛克文化。但“新型大國關系”中國家的相互定位，既不是霍布斯文化中的“敵人”，又不是洛克文化中完全意義上的“競爭對手”，更不是康德文化中的“朋友”，而是符合中國倡導的“和諧文化”中的“伙伴”。因為“和諧文化”的理念，就是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在尊重差異中擴大社會認同，在包容多樣中增進思想共識”。“和諧文化”理念不僅是古代中華文化在當代中國的繼承，也是應當今國際社會的需要而生的。和諧文化理念尊重事實、承認矛盾，是從國際社會的現(xiàn)實矛盾出發(fā)、適合當今世界各國共同發(fā)展并能夠被廣泛接受的文化理念。
冷戰(zhàn)結束以后，不僅冷戰(zhàn)意識仍然存在，而且原來被兩極體制掩蓋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不斷顯露；另外，隨著國際社會的發(fā)展，南北矛盾、環(huán)境污染、資源短缺等問題越發(fā)嚴重；再者，霸權主義、新干涉主義導致一些國家產生新的敵對觀念。這一系列新舊矛盾，需要一種承認矛盾、理解矛盾、在矛盾中求統(tǒng)一的新的國際文化進行整合，這就需要“和諧文化”。對于“伙伴關系”，至今還未見到權威界定，根據(jù)新華社陳莉所說：“‘伙伴關系’，為當今國際關系特別是大國關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冷戰(zhàn)結束后，各大國積極探尋新的相處方式。他們彼此之間建立以共同利益為基礎，以平等協(xié)商、求同存異和不針對第三方為特點的新型伙伴關系，為構筑面向21世紀的多極化世界格局發(fā)揮了積極作用。”雖然陳莉不是針對“伙伴關系”的嚴格定義，但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伙伴關系”的主要含義，那就是“以共同利益為基礎”，“以平等協(xié)商、求同存異和不針對第三方為特點”的國際關系。                                       （下轉256頁）（ 上接25頁）
進而可以看出，“新型大國關系”中國家相互定位的“伙伴”角色，所體現(xiàn)的是介于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之間的一種國際體系文化。“和諧文化”比“洛克文化”更進步，因為在洛克文化中，國家之間不排除軍事競爭和爆發(fā)戰(zhàn)爭，而在“和諧文化”中，國家之間是“不沖突、不對抗”；另外，“和諧文化”與“康德文化”相比，雖然前者在某種意義上落后于后者，但前者比后者更符合當今國際社會的現(xiàn)實。這是因為“康德文化”寄希望于任何一個成員國，都要把別國利益當作本國利益，把別國安全當作本國的安全，甚至這樣的觀念不是出于本國的長遠利益的考慮，而已經(jīng)內化為自覺的義務感。顯然，康德文化形成的條件是國際社會成為一個“倫理共同體”，而當今國際社會甚至還不能稱為完全意義上的“政治共同體”、“法律共同體”。因而，目前國際社會現(xiàn)實與康德文化的形成條件相差甚遠，帶有很大的空想成分。而“和諧文化”（新型大國關系理念）比較符合當今國際社會現(xiàn)實。因為就整個國際社會而言，民族國家仍是當今世界的國家主要形態(tài)，不同國家之間還存在差異和矛盾，因此需要“相互尊重”，在尊重差異中擴大社會認同；另外，還需要“合作”，在合作過程中實現(xiàn)“共贏”。
總之，國際社會是在朝著進步方向發(fā)展的，國際體系文化也是在不斷進步的，先進國際文化取代落后國際文化是一種歷史發(fā)展趨勢。因此，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和諧文化），避免中美戰(zhàn)略誤判（洛克文化），將是歷史的必然。

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路徑選擇

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重在實際行動。共有觀念的構建，不是通過雙方口頭上，或書面的協(xié)議形成的，而是通過國家之間的互應行動建構的。兩個國家在從來沒有交往行動的情況下，它們是沒有共有觀念的。雙方一經(jīng)交往，初始行為通過互應機制會使互動中的雙方產生并加強一些觀念，并開始共同擁有這些觀念，于是便產生了文化。因此，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關鍵在于增加兩國之間的交往行動。進一步講，雖然隨著交往的增多，兩國之間的共有觀念不斷加強，但是如果中美之間強化的是原來存在于兩國間的洛克文化，那么，隨著兩國交往的增多，中美戰(zhàn)略誤判的可能性非但不會減小，反而還會增大。所以，中國出于避免與美國關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需要以新型大國關系所體現(xiàn)的“伙伴”角色進行交往。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隨著兩國交往的增多，逐漸建構“和諧文化”，以解構洛克文化，最終消除中美戰(zhàn)略誤判。
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路徑需要兩國相向而行。中美之間由于傳統(tǒng)文化、政治制度不同思維方式不同，所以兩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路徑上也存在很大差異。因此，雙方需要在這一問題上相向而行。中國人做事習慣于由宏觀到微觀、由抽象到具體的思維方式，因此對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首先提出一些高屋建瓴的、高度概括的、目標長遠的、愿景美好的設想。但美國認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應該首先從微觀的、具體的事情做起，逐漸建構新型大國關系的共有觀念。其實，這兩種構建路徑并不矛盾，而是統(tǒng)一的。因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首先要確定一個目標，即要明確建構一種怎樣的關系。因此，大方向應該是首先確定的。接下來就是進行具體的交往，這也是建構新型大國關系的主要工作，因為共有觀念只能在具體的互動之中形成。
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具體內容需要兩國不斷協(xié)調。在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過程中，中美兩國互動的具體內容不斷增多，這就需要兩國在具體互動中，不斷調整各自的政策行為，使其基本達到對方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例如，在中美互動中，美方經(jīng)常強調中國遵守規(guī)則，那么，中國對此可以不必回避，可以主動提出共同制定一些符合大家共同利益的規(guī)則，并且還要共同執(zhí)行這些規(guī)則。
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需要中美雙方共同努力。新型大國關系必須由雙方共同構建，否則，如果只有一方去做，無論該方多么努力，最終必定失敗，因為談到“關系”，肯定是雙方或多方的，不可能是單方的。假如，只有中國一方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并在與美國互動中把美國看作友好的合作伙伴，而美國不具有這種意愿，或者美國不與中國互應，不把中國當作友好的合作伙伴，而是當作競爭對手，那么，根據(jù)反射評價的原則，中國將要調整自己的觀點，不會再把美國作為合作伙伴，而是作為競爭對手。目前，中國已經(jīng)主動提出并努力構新型大國關系，至于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最終能否形成，關鍵在于美國是否互應。

【注釋】
①②③［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王義桅、唐小松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2頁，第342頁，第34頁。
④黃育川：“中國最危險的敵人是全球輿論”，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wǎng)站，2016年5月3日。
⑤［美］羅伯特·基歐漢：《霸權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2頁。
責編/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