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30年代，嚴重的民族分裂危機促使知識分子的“國家領土主權意識”、“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意識”得到空前覺醒。他們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fā)，提出了“中華民族是整個的”、“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口號，并從理論上對此加以詳細論證，形成了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大中華民族觀。

【關鍵詞】30年代　知識分子　中華民族觀

【中圖分類號】D092 　　 　　　【文獻標識碼】A

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不僅以武力占領中國的領土，而且篡改歷史，歪曲事實，以文化手段為其侵略中國作理論支撐。同時，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還以“民族自決”為借口，竭力制造各種矛盾和事端，煽動民族分離情緒，企圖利用中國的民族問題進行分裂中國的圖謀，使中華民族面臨著嚴重的邊疆危機。嚴重的民族分裂危機促使知識分子的“國家領土主權意識”、“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意識”得到空前覺醒，促使他們自覺擔負起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理論的歷史重任。其中，一個最主要的表現(xiàn)，就是知識學人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fā)，提出了“中華民族是整個的”、“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口號，并從理論上對此加以詳細論證，由此形成了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大中華民族觀。

從捍衛(wèi)國家領土主權意識上認識中華民族的統(tǒng)一性

嚴重的民族分裂危機，強烈地刺激了知識分子的國家領土主權意識。從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炮制“東北歷史上非中國的領土”之謬論開始，知識分子就積極地展開了捍衛(wèi)中國領土主權的斗爭。為反擊日本帝國主義之謬誤，增進國人對東北史實之認識，史學界的知識學人“盡其所能”，自覺擔負起了歷史研究的重任。1932年11月，傅斯年召集史學界同人撰寫《東北史綱》一書，書共分五卷，分別為古代之東北、隋至元末之東北、明清之東北、清代東北之管制及移民、東北之外交，試圖以豐富的史料，詳細的論證，充分證明東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1935年，日本又炮制“長城以北非中國”的謬論，竭力制造南北矛盾，離間南北關系，陰謀策動華北自治運動，使華北面臨著嚴重的分裂危機。在這種形勢下，傅斯年又當即發(fā)表了《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北方人民與國難》等文。他高呼：“中華民族是整個的”，不僅是歷史的事實，更是現(xiàn)在的事實。在他看來，“中華民族本是一體”，統(tǒng)一是中國歷史發(fā)展的主流，是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共同意志。每當民族不幸發(fā)生政治之分裂時，“人民感覺無限痛苦，所渴望者，只是天下一統(tǒng)。未統(tǒng)一時，夢想統(tǒng)一；既一統(tǒng)時，慶幸一統(tǒng)；一統(tǒng)受迫害時，便表示無限的憤慨。”他告誡國人，“所謂要求自治，是破壞國家領土完整的陰謀”，有識人民應以國家民族的立場，對于那種偽造民意，擾亂人心的各種陰謀和背叛國家的敗類，從嚴防范，盡法懲治。①為此，傅斯年極力呼吁南北團結。

胡適也發(fā)文指出，華北“自治”并非華北人民的要求，而是日帝和漢奸“破壞國家統(tǒng)一的陰謀”，華北“自治”正是一百分的侵我主權，正是一百分的干涉內政，正是一百分的謀我疆土，要反對一切謬說。②翁文灝也發(fā)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呼聲。③還有一些學人從地理學的研究中證明，“我們祖國是位于完整的大陸而保持統(tǒng)一的形勢”，提出“我們要擁護國家主權，反對領土分裂，不僅是民族意識的偉大情感，也是學理研究當然的結論。”④可見，知識學人在反駁帝國主義謬論及陰謀的斗爭中蘊含著強烈的捍衛(wèi)國家領土主權的意識，從而使他們能夠站在整個國家和民族生存的高度，強調中華民族的一體性。

從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上認識中華民族的一體性

中華民族被割裂的危機，也強烈地刺激了知識分子的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使他們更為理性地認識到中國內地與邊疆、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之間“唇亡齒寒”的關系，同時也激發(fā)了他們對少數(shù)民族和中國邊疆問題的關注和重視。以顧頡剛為代表的一些學人，積極從事地理沿革史以及邊疆史地的研究工作，試圖從地理和歷史不可分割的關聯(lián)中去深刻論證中國邊疆與中國內地、少數(shù)民族與漢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以激發(fā)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喚起全國各地、各族人民團結抗日的堅強意志和堅定決心。

首先，從地理沿革史的研究中論證中華民族的整體性。1934年，顧頡剛等組織創(chuàng)辦了禹貢學會以及《禹貢》半月刊，積極推動民族歷史地理及邊疆沿革史的研究。在《禹貢》發(fā)刊詞中，顧頡剛首先闡述了歷史與地理二者不可分割的內在聯(lián)系：“歷史是記載人類社會過去活動的，而人類社會的活動無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歷史好比演劇，地理就是舞臺。自然地理有變遷，政治區(qū)劃也有變遷。同名異實的既很多，異名同實的也不少，如果不明白這些變遷，就到處都成了‘張冠李戴’的笑柄。”⑤他特別指出了中國人在地理觀念上存在的錯誤，特別是對“中國本部”一詞的誤用，強調“本部”一詞實是“東鄰日本蓄意侵略我們”所造，是為“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因此，為了幫助國人形成正確的地理觀念，使他們了解“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樣”，“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應當歸我們的”，必須要對地理沿革史進行深入研究，使歷史學逐漸建筑在穩(wěn)固的基礎之上?？梢姡灶欘R剛為代表的禹貢派學人，從事地理沿革史的研究，其目的是要從地理變遷的歷史中，使國人更深刻的了解中華民族演變的歷史，以增強民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

其次，從邊疆史地和少數(shù)民族問題的研究中論證中華民族的整體性。隨著邊疆危機的日益加深，以及帝國主義侵略理論的大勢宣揚，學人的研究重點逐漸轉向邊疆史地和少數(shù)民族問題研究，愈加凸顯了學術救國的動機和目的。1936年，顧頡剛在《禹貢學會研究邊疆計劃書》中，深刻揭示了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理論的實質。他指出：“今日制我死命之日本”，“掠奪我東四省，擾亂我華北，進窺我蒙古”，此類侵略之行動背后，“都有多年建筑下之侵略理論為其根基”，這些理論“專為偽國歌功頌德，期以消失我人民之民族意識。”“凡世所稱之文化侵略，求之日本，無不備焉。”他悲嘆于“日本全國對中國研究之團體之多，以及研究方面之廣”，反觀我國“不但不能知人，且不能知己乎！”⑥因此，他希望知識學人能夠通過對邊疆史地的研究，深刻論證邊疆與內地從古至今就是一個同呼吸、共命運的整體，借此強烈呼吁民族團結，維護邊疆穩(wěn)定，“促進邊疆人民和內地同胞合作開發(fā)的運動，并共同抵御野心國家的侵略”。⑦

1938年12月，顧頡剛在昆明專門創(chuàng)辦了《益世報》副刊—《邊疆周刊》，大大推動了邊疆研究的熱潮，學人所研究之邊疆問題包括東北問題、內蒙古問題、新疆問題、青海問題、康藏問題、滇緬問題等，幾乎涵蓋了中國所有的邊疆屬地。1939年，面臨日益嚴峻的西南邊疆危機，顧頡剛又發(fā)表了《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在社會上產生了振聾發(fā)聵的影響。他大聲疾呼：“中華民族是一個！”“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之內我們絕不再析出什么民族”，漢人和邊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華民族一名之下”，要“團結起來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⑧可見，顧頡剛等學人倡導邊疆史地研究就是為了呼吁國人關注邊疆地區(qū)，深刻認識到邊疆與內地之間互相依存、共生共存的內在聯(lián)系，以增強內地人民和邊疆地區(qū)人民的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團結意識，從而培養(yǎng)起國人的“大中華民族觀”，凝聚抵制帝國主義的強大精神力量，以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反對民族分裂運動，蘊含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憂患意識。

從民族認同意識上認識中華民族的整體性

為了抵制帝國主義利用“民族自決”原則，策劃民族獨立和民族自治運動的險惡用心，知識界對“民族自決”原則也展開了討論，并對“什么是民族”這個根本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著重從民族文化認同和民族情感上來認識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反對一切以破壞民族整體性為目的的“民族自決”。

1934年，刊載在《新生》雜志上的一篇短文深刻揭示了民族自決原則的欺騙性。文中寫道：“民族自決這口號是威爾遜提出來的，即民族是否要成為獨立的國家或要屬于任何國家，皆由該民族自決。但這口號當時是為了要把德奧兩國的勢力削小，從德奧分出許多獨立民族來，被壓迫民族真的要自決獨立是不準的。因為民族自決這口號從資本主義國家喊出來，多少是帶著點兒欺騙性質的。”⑨可見，在中華民族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急局勢下，“民族自決”原則與“中華民族整個的生存”構成了嚴重的矛盾，如何來認識和處理這個矛盾，如何消除“民族自決”原則的消極影響，喚起國人的中華民族意識，成為時人所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知識學人大多把這個問題的癥結歸結于對“民族”一詞的泛用或濫用，以及對“民族”含義認識的模糊上，如有人提出，如對民族抱著一種錯誤的見解，“這種見解要提倡起來，恐怕不但不能實現(xiàn)喚起民眾一致團結的效果，反有促內部分裂的危險”⑩，從而促使知識學人對“民族”一詞的含義及使用進行了探討。

如齊思和認為，了解“民族”的真意首先應區(qū)分“民族”與“種族”的概念，“種族與民族是兩件事，不可混為一談。種族的構成是基于血統(tǒng)。而于民族的構成，血統(tǒng)僅是一個條件，此外還有語言、風俗習慣、歷史背景、民族情緒等其他因素。民族不就是種族，一個民族中往往包含著許多不同的種族。”在他看來，將中國民族分成漢、滿、蒙、回、藏、苗六種是就種族而言，并非民族，諸族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不斷接觸同化，都已不是純粹的種族了，“實際上中國人都是屬于一個民族”，中國民族是由多個種族混合而成的一個大民族。因此，他強調，不能以“民族”之稱謂來稱呼“滿、蒙、回、藏、苗”等種族，如果混淆，則有“促中國內部分裂的危險”。就民族的內涵而言，他贊同西方現(xiàn)代學者關于民族的定義，即“民族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識的情緒的人群”。他認為，民族意識是構成民族最重要的條件，“這種情緒的形成，內部的原因是由于共同歷史的背景，共同憂患的經驗，和共同光榮恥辱的追憶，外部的原因是由于外侮的壓迫激起了內部團結的情緒。”據(jù)此，他強調：“我們有共同的歷史，現(xiàn)在又同在帝國主義割宰之下”，“能說全體中國不是屬于一個民族嗎？”所以，他積極呼吁要“撇下虛無渺茫的種族問題”，“提倡民族思想”、“發(fā)揚民族精神”、“團結一致”，“爭取民族解放”，“這種團結一致的精神便是全國人同是屬于一個民族最有力量的表現(xiàn)！”

顧頡剛對民族的定義也表達了同齊思和較為一致的思想，同樣把民族意識看作構成民族的重要條件。他強調：“在中國的版圖里只有一個中華民族。在這個民族里的種族，他們的利害榮辱是一致的，離之則兼?zhèn)?，合之則并茂。我們要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非先從團結國內各種族人入手不可。”他專門對“五大民族”這個名詞的出現(xiàn)及使用的惡果進行了分析。在他看來，“五大民族”一詞的出現(xiàn)是中國人自己“作繭自縛”，長期混淆民族與種族的概念，對民族產生“錯覺”而望文生義的后果。“五大民族說”的第一個惡果，就是使別的野心國家假借“民族自決”的名義擾亂我國的邊疆，奪取我國的領土。因此，他強調，“民族”一詞應慎用，否則，“自己的心里既起了分化作用，外人的謀我者也就得到了一條下手分化我們的捷徑了”。他認為，現(xiàn)在對付侵略者的辦法，惟有“向邊地同胞講實在的歷史，講彼此共同光榮的歷史，講全中國被敵人壓迫的歷史，講敵人欺騙邊民的歷史，講全民族團結御侮共同生存的歷史”，只有這樣，才能“團結國內各種各族，使他們貫徹‘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意識”，“使種族的界限一代比一代的淡下去，而民族的意識一代比一代高起來。”

顧頡剛還著重探討了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淵源，并進一步揭示了中華民族認同的文化基礎。在他看來，中國人自古以來只有文化的觀念而沒有絲毫狹隘的種族觀念，古代的執(zhí)政者總是期望用文化同化的辦法解決異族的問題，“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中華民族是一個”，這句話雖然現(xiàn)在才說出來，但默默地實行卻已有兩千數(shù)百年的歷史了。他強調，“中華民族不組織在血統(tǒng)上，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而是建立在由各族文化混合而成的“中華民族文化”之上。“中華民族文化”，是漢人和非漢人共同使用的，“生活在中國疆域內的漢人和邊地人民都是一家人，共同構成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因此，他指出：“我們決不該在中華民族之外再有別的稱謂。……當舍棄以前不合理的‘漢人’的稱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使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邊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華民族一名之下，團結起來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我們的正理！也是我們的大義！”這樣，在他看來，中國目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用平等的眼光和同情心來看國內各族”，“能認識時代的需要來喚起他們的民族情緒”，“盡力增進彼此的了解，使得國內各族確定能團結而成為一個緊固的民族”，使各族“生活在相互和平之中，以求共同的存在，同樣在天壤間取得獨立自由的地位。”唯有如此，才能增進中華民族的團結，這是“一件大事情”，否則只會“同歸于盡”！

綜上所述，“民族團結”、“民族生存”是30年代知識分子中華民族觀的核心，而民族團結的基礎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即“中華民族是整個的”或“中華民族是一個”意識的建立。中華民族是一個由漢族、滿族、回族、藏族、蒙族等各族共同構成的一個大民族，這是當時知識界大多數(shù)學人的共識。因此，30年代知識分子的大中華民族觀，是在抗戰(zhàn)復雜的特殊情勢下形成的，其目的是要抵制國內外的分裂勢力，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從民族心理上建立起全社會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特別是要增強少數(shù)民族的中華民族認同感，因而對于抵制敵人的分化，加強民族的團結，凝聚壯大抗戰(zhàn)的力量，無疑發(fā)揮了重要的宣傳鼓動作用。然而，這一時期形成的中華民族觀也存在著很大的缺陷，即只強調了歷史上民族融合的一面，而忽略了現(xiàn)實社會中民族之間客觀存在的差別，只強調了外來勢力的分化，而忽略了內部民族間的不平等也會造成政治上的不統(tǒng)一，這一點是需要承認的。因此，對于30年代知識分子的“大中華民族觀”，應結合當時的復雜情勢，本著客觀的、歷史的、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加以認識。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北方學院法政學院講師）

【注釋】

①傅斯年：“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傅斯年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6～127頁。

②胡適：“華北問題”，《獨立評論》，1935年第179期。

③翁文灝：“我們應努力擁護統(tǒng)一”，《獨立評論》，1935年第180期。

④張其昀：“中國地理之統(tǒng)一性”，《獨立評論》，1935年第185期。

⑤“〈禹貢〉發(fā)刊詞”，《禹貢》，1934年第1卷第1期。

⑥“〈禹貢〉學會研究邊疆計劃書”，《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⑦顧頡剛：“昆明邊疆周刊發(fā)刊詞”，《顧頡剛全集》（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321頁。

⑧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益世報·邊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第9期。

⑨“民族自決”，《新生》，1934第1卷第10期。

⑩齊思和：“民族與種族”，《禹貢》，1937年第7卷第1~3合期。

齊思和：“民族與民族主義”，《大眾知識》，1936年第1卷第5期。

顧頡剛：“中華民族的團結”，《民眾周報》，1937年第2卷第3期。

責編 /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