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0年12月到1934年12月的4年間，曾有中國工農紅軍的三路大軍途經(jīng)通道縣境。第一路由鄧小平、張云逸等率領的紅七軍，從廣西右江革命根據(jù)地向江西中央蘇區(qū)集中，于1930年12月途經(jīng)通道。第二路由任弼時、肖克、王震等率領的紅六軍團，受中共中央派遣執(zhí)行長征先遣任務，從湘贛革命根據(jù)地向湘鄂西革命根據(jù)地轉移，于1934年9月途經(jīng)通道。歷史上的通道轉兵，是指1934年12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湖南西南邊境之通道時，放棄了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方針，而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從而挽救了紅軍，拯救了中國革命。紅軍每次經(jīng)過通道都留下了珍貴的革命文物和許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最初確定，并報共產國際批準，進行轉移目標，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據(jù)地。為達此目的，1934年11月底，當紅軍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后，就打算從廣西資源大埠頭出湖南城步向湘西進軍。但此時，發(fā)現(xiàn)敵追剿總司令何鍵指揮其所屬的湘軍和中央軍近20萬人馬，向新寧、城步、綏寧一線推進，堵?lián)艏t軍北上。而廣西桂軍則有從大溶江口、龍勝一帶襲擊紅軍左側之可能。為此，紅軍決定不出城步，而繼續(xù)向西開辟前進道路。12月4日，朱德電令“我野戰(zhàn)軍以繼續(xù)西進至通道以南及播陽所、長安堡地域之目的。”很明顯，電令所指的通道以南為目的，決不是停留不走，而是要從此地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因為“左”傾領導者認為，只有到了湘西，放下行李，才能打仗。

圖為懷化市通道縣“通道轉兵”會議會址。姜志雄 攝

早在湘江戰(zhàn)役之前，蔣介石察覺了中央紅軍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戰(zhàn)略意圖。11月17日，蔣介石“南昌行營”發(fā)布了《湘水以西區(qū)域“剿匪”計劃大綱》，其意圖在于防止中央紅軍實現(xiàn)與“賀、蕭合股之目的”與“長驅入黔”的可能。當年11月底，紅軍渡過湘江，在湘江以東地域消滅紅軍的企圖破滅后，為阻止中央紅軍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蔣介石即令各路“追剿”軍和湘、桂、黔軍閥進行新的圍堵，妄圖在湘桂黔邊境的通道以北地域，將中央紅軍消滅。12月2日，蔣介石親自任命的“追剿軍總司令”何鍵命令湘軍和國民黨中央軍“一面移兵于武（岡）、新（寧）、城（步）、綏（寧）之線”堵截，一面分兵尾追紅軍。12月10日，當中央紅軍行進在湘、桂邊境的越城嶺時，數(shù)十萬敵軍已搶先在通道以北進入陣地，具體的兵力部署為：湘軍劉建緒部，7個師8萬余人，一部置于城步、綏寧，一部尾追紅軍，主力集結于靖縣。蔣軍薛岳部，8個師又1個縱隊11萬人，一部置于黔陽、芷江，主力集結于洪江、會同，并向靖縣推進，扼守去湘西的要道。與此同時，蔣湘兩軍還修筑了四道嚴密的碉堡防線，僅綏寧、靖縣、會同、黔陽、城步五縣統(tǒng)計，就有碉堡211座，其中會同縣就有91座。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在紅軍出桂北后，唯恐紅軍反桂，急將15軍夏威部編成第一追擊隊，將第七軍廖磊部編為第二追擊隊，分別由廣西尾追，并經(jīng)龍勝、古宜抄襲紅軍側面，防護柳江上游，以斷紅軍南下之路。貴州軍閥王家烈，歷來與蔣介石存在統(tǒng)管與割據(jù)的矛盾。在紅二、六軍團西進時，曾受沉重打擊，其主力被紅二、紅六軍團牽制在銅仁、石矸等地無法脫身。為阻中央紅軍入黔，只好命令黔軍第四旅旅長周芳仁率第七、第十五團趕赴永從、黎平、錦屏一線設防。同時又任命黔軍另一頭目猶國材為全省“剿匪總指揮”，并命其率三個團的兵力，增防黎平、永從。但王猶之間矛盾重重，疑忌尚深且雙方內戰(zhàn)方息，直到王家烈滿足猶的補足彈藥等條件后，才于12月初慢慢向指定防區(qū)開拔。由于猶部沒有如期趕到，實際上黎、錦一線，只有周芳仁所率的兩個團，加之地方民團也不足3000人，而且是有名的“雙槍”（煙槍、步槍）兵，不堪一擊。貴州內地，黔軍兵力也少，裝備又差，防備也很空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