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我去日本訪問，住在鬧市中心。從東京到大阪，需要坐新干線，由于賓館就在附近，我拉著行李箱，穿過馬路，就來到了車站。感覺不像是在坐高鐵，倒像是在坐地鐵。很快就到了大阪，好像上海到蘇州一樣方便。

由是想到國內的一些高鐵站。為何很多高鐵建在郊區(qū)遠離鬧市？也許出于兩個原因：“成本”和“政績”考慮——建在郊區(qū)，拆遷成本低，便于迅速動工；而“盡快讓本屆政府看到政績”的動機，也容易選擇見效快的項目。但是假如從城市發(fā)展的規(guī)律來看，總是先有城市，然后才有交通設施的配套，配套的本義應該是“提供最大可能的方便”。城市的發(fā)展有歷史淵源，其建成的過程不是簡單的“物理意義”和“空間意義”的搬挪，更有“心理意義”和“人文意義”的沉淀。若是一座歷史名城，其含金量更是無可估量。一切的城市配套包括交通配套，應該首先從“有利于發(fā)揮城市功能”的角度考量。有時，只要適當地“巧做加法”，就能把舊城改造成極具特色的“新城”。放棄歷史遺韻的新造城市，往往事倍功半，反之則能事半功倍。尤其對于第三產業(yè)服務業(yè)而言，人流才是其“衣食父母”。離開了服務對象，如何發(fā)展第三產業(yè)？

從交通設施再說到文化設施?，F在一些城市的美術館和音樂廳等越蓋越遠，觀眾想去聽音樂會和看美術展，往往要“下很大決心”。為何城市管理者會作此選擇？除了“成本”原因，還有就是追求“高大上”的結果。這幾乎成了一種“集體共識”；要造就造最好的！但什么才是“最好”，其實存在著很大誤區(qū)。

比如上海的“中華藝術宮”，體量極大，前身是世博會的中國館。為了能和上海這座國際化大都市相匹配，城市管理者選擇它作為“頂級美術館”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別看它離中心城區(qū)的實際距離不遠，但因為它位居浦東，周邊并無成熟的商業(yè)配套，尤其缺乏歷史街區(qū)特有的文化和商業(yè)氛圍，所以凡是在那邊開辦的展覽，往往人氣不像想象中那么足，門可羅雀的現象時有出現。而相反，一些在鬧市頂級商業(yè)大廈內舉辦的美術展，卻是人潮洶涌，盡管門票很貴，卻往往一票難求。這樣的反差，足以促使我們思考。有一位同濟大學教授比較過兩個地方的不同美術展，發(fā)現了“物理距離”和“心理距離”的巨大落差，也提出了同樣的命題。

理論上說，商廈內辦展，缺乏專業(yè)美術館的專業(yè)優(yōu)勢，理應不及美術館。但是觀眾并不“斤斤計較”，在他們看來，只要觀展方便，同時展品了得，兩者并無差別。甚至，大商廈內應有盡有，吃喝玩樂休閑文化兩不誤，比起“孤芳自賞”的高大上，這兒熱鬧和時尚的氛圍，更具吸引力。當然這并不是說，美術展都要搬到商廈里去辦，但首先需要澄清一個誤區(qū)，就是“大才好”。其實，無論是顯示權威性還是經典性，“大”并不是首要元素。在我看來，原先南京路上帶著鐘樓的老美術館，才是“足顯身價”。一個頂級美術展，把這個展館“盡其使用”，無論如何也足夠了。標志性美術館應該和標志性博物館一樣，最好是棟歷史建筑，地處鬧市，鬧中取靜。至于體量，“夠用就好”。我在國外參觀過一些美術館，大抵都是這樣的安排。前幾年到過越南西貢（現稱胡志明市）的美術館，那是一座法國洋樓，舊舊的，散發(fā)出歷史的光彩，非常高雅。

總而言之，“以人為本”，應該是一切問題的出發(fā)點。有了這個立足點，很多“想不通”“想不到”的問題就會“想通”和“想到”。前些日子，臺灣著名導演賴聲川在上海鬧市徐家匯的美羅城，建了一座“上劇院”，把話劇票房推到新的層次。我在前幾個月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參觀，也發(fā)現他們的劇場幾乎都建在巨大的商城內——在他們眼里，商城就是這樣無所不包的綜合體：一樓是巨大的賭場，二樓是巨大的劇場，三樓以上是巨大的商場……人流穿梭，人氣爆棚，這才是服務業(yè)、旅游業(yè)該有的樣子。

所以，高鐵、衛(wèi)星城也好，美術館、音樂廳也罷，只有最大限度地實現了與人的“零距離接觸”，才是物盡其用。假如在接觸過程中，還能產生“溢出效應”，收獲人文價值、歷史價值、審美價值，思想價值等，無疑就更好了。

（作者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理事，上海文聯(lián)《上海采風》雜志社主編）

責編/周素麗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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