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經濟問題本質上都是政治問題，都是利益再分配的問題，都是關于政府政策取向與應該站在哪一邊的問題，因為很顯然政府站在不同的一邊，政策取向就不同，政策取向不同，發(fā)展方向與利益分配也不同。目前，美國大選背后的博弈無非就是關于政府應該站在哪一邊的問題。向左就是主張向富人征稅，守護社會保障，聯(lián)邦醫(yī)療保險等制度，消除社會不平等，其代表人物就是目前美國大選中的民主黨候選人桑德斯及其提出的民主社會主義方案。向右就是主張減稅，減少政府監(jiān)管，主張自由放任，目的就是試圖將美國羅斯福新政和影響連根鏟除，把美國拉回鍍金年代。這一方案在上世紀70年代成為主流，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曾充滿樂觀主義情懷，將其《自由選擇》一書最后一章的標題定為“潮流在轉變”，因為當時人們普遍的信念正在從計劃經濟轉向信仰市場經濟。但是，30多年后人們發(fā)現(xiàn)美國的潮流已經轉變，沒有人敢明目張膽地主張這一方案，否則無異于政治自殺。中左與中右就是試圖在左與右之間尋求一種妥協(xié)與平衡，這既是為了選票最大化這一目的，同時也是因為事實上一個穩(wěn)定的社會離不開資本，政府與社會三者的合作與平衡，其代表人物就是目前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而至于特朗普的主張則是一種異類，讓人難以理解，也無法適從，但是他又像那個在人群中講了真話的小孩，“皇帝沒有穿衣服啊。”
從歷史上看，美國的政治與經濟就象鐘擺一樣一直處于“鍍金時代”與“進步時代”之間不斷地轉換，鍍金時代是一個財富與權力不平等的時代，進步時代是一個相對平等的時代。前者以個人主義和市場為主導，主張大市場，小政府，后者以社會和集體主義為主導，主張政府應該發(fā)揮積極作用。前者主張減稅，后者往往主張增稅。正是因為這種周期性的搖擺，美國歷史上形成了兩個巨弧，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分析到，一個是經濟之弧，從嚴重的不平等到相對的平等，之后又回到不平等；另一個是政治之弧，從極端的兩極對立到兩黨合作，再到兩極對立。而且這兩個弧是平行的。具體講羅斯福新政之前可以稱之為是一個長鍍金時代，盡管期間有老羅斯福的改革，但是這個時代最突出的特征是高度的貧富不均貫穿始終，從未動搖。當然鍍金時代也是美國經濟迅速崛起的時代，是一個崇尚自由與個人自我奮斗的時代，人們相信人們在追求私利的時候也能自然推動公益的發(fā)展，所以這是一個典型的亞當·斯密經濟學的時代，所以也是后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意欲回歸的理想中的黃金時代和傳說中的資本主義時代。在新政之前，美國社會基本沒有福利，也沒有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險計劃，各級政府的規(guī)模都很小，除了極為富裕的人群之外，所有人的稅負都非常低。但是這個時代最終在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中告終，代之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的進步時代。
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既是經濟危機，也是信仰危機，人們不再相信自由主義經濟學，就如當時羅斯福所講，“我們一直知道，隨心所欲的利己主義是壞的品行。現(xiàn)在我們知道，這還是壞的經濟學。”如果說之前人們信仰個人責任制，自由放任，分權的和有限的政府，那么之后人們開始信仰政府責任制，強有力的政府，相信計劃經濟在創(chuàng)造物質財富與增進人類自由方面是一種可行的，甚至是最有生命力的體制。而建立在私人自由市場機制上的資本主義制度，是一種大有缺陷的制度，它既無法創(chuàng)造出為人們廣泛分享的物質繁榮，也無法提供廣泛的人類自由。由于潮流的轉變，從上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美國雄心勃勃地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減少社會不平等現(xiàn)象的政策。在兩次大戰(zhàn)期間，美國創(chuàng)造了非常先進的所得稅和房產稅收制度并建立了歐洲從未使用過的分級累進所得稅制度。在上世紀30年代至80年代的半個世紀中，美國最高收入人群（年收入在100萬美元以上）的平均個人所得稅率為82%，在上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羅斯福至肯尼迪執(zhí)政時期）最高達到91%，在1980年里根當選總統(tǒng)時仍高達70%。這一政策并未影響戰(zhàn)后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因為如果可以給高級經理100萬美元的薪水，就沒有理由給他們1000萬美元。同一時期，美國最高收入人群的房產稅也在70%至80%之間，這大大減少了美國資本集中的現(xiàn)象。可以說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是個中產階級的社會，當時的經濟令所有人有事可做，不僅工作機會充裕，工資也達到空前水平，并且年年上漲。這一大繁榮時代迄今依然是美國人記憶中的天堂。
但是，好景不長，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潮流又轉變了，人們不再相信政府，相信計劃經濟，轉而認為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實現(xiàn)繁榮與自由。人們開始信仰里根的信條：“我們的問題無法由政府解決，因為政府本身就是問題。”里根在1980年當選時提出了一項計劃，其目的是恢復據說曾經存在的、“傳說中”的資本主義。這項新計劃的高潮是1986年的稅制改革，它結束了半個世紀的累進稅制，并將最高收入人群的個人所得稅降至28%。在克林頓執(zhí)政和奧巴馬執(zhí)政時期，民主黨人并未真正挑戰(zhàn)過這一選擇，最高收入人群的個人所得稅穩(wěn)定在40%左右。這導致不平等現(xiàn)象爆發(fā)，高收入者獲得高得離譜的薪水，美國大部分地區(qū)財政收入停滯不前，經濟增長緩慢。里根還決定凍結聯(lián)邦最低工資水平，從1980年開始，聯(lián)邦最低工資水平就一點一點地被通貨膨脹侵蝕（2016年略高于每小時7美元，而在1969年則接近每小時11美元）。在克林頓和奧巴馬執(zhí)政時期，這一新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制度也未被削弱。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曾經分析到，上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收入的“大分化”基本上是反向的“大壓縮”。在之前一些限制不平等的制度與規(guī)范得到建立，但是之后這些制度與規(guī)范遭到破壞，所以這一時期是一個倒退的時期，可以稱之為新“鍍金時代”。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美國人已經再也無法忍受了，顯然潮流又要轉變了，曾經的真理又變成了異端，而異端又變成了真理。
今天桑德斯的成功說明許多美國人已厭倦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現(xiàn)象和這些所謂的政治改革，他們希望恢復往日先進的制度和美國的平等主義傳統(tǒng)。在2008年與奧巴馬角逐總統(tǒng)候選人提名時，希拉里曾在醫(yī)保等問題上傾向左派，但今天她似乎傾向于維持現(xiàn)狀，成為里根-克林頓-奧巴馬政治制度的另一個繼承者。桑德斯明確表示，他希望恢復累進稅制并將聯(lián)邦最低工資提高至每小時15美元。他還表示將提供免費醫(yī)療和高等教育。目前，美國的教育不平等現(xiàn)象已至前所未有的程度，這凸顯出，大多數(shù)美國人的生活與這一制度下的贏家用以寬慰人心的精英言論之間存在鴻溝。與此同時，共和黨陷入了高漲的民族主義、反移民、反穆斯林的論調以及不停地美化富有的白人累積財富的現(xiàn)象。里根和布什總統(tǒng)任命的大法官取消了私人資金影響政治的法律限制，而這使桑德斯這樣的候選人所肩負的任務更困難了。但新的政治動員和眾籌方式可能盛行并促使美國進入一個新的政治循環(huán)。那么，在新“鍍金時代”之后會是又一個新“新政”或者說是又一個新“進步時代”嗎？美國的政治與經濟周期還會依然這樣搖擺下去嗎？其歷史的終結會是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