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文化”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孟子云：“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文化者，“大而化之”者也，人類未知的是無可窮極的宇宙，但在圣人孔子的心目中，卻未嘗有“神”之實體。“神”是“未知”的代號，宇宙的無窮盡性是“神”存在的理由。在西方至少在16世紀之前，上帝是一個實體的存在，17世紀偉大的數學家萊布尼茲依然認為，“上帝是以一種必然的方式存在于一個必然地方的必然存在物”。同一世紀的笛卡爾，深知宗教裁判所余威猶存，所以口頭上予以承認，但其學生斯賓諾莎則稱其導師的“上帝”是經過先生改造的。18世紀的盧梭儼有信仰，而故作姿態(tài)：“我相信上帝，我崇拜上帝，我跪在他的腳下。”其實他的心中根本沒有上帝，上帝不過是他鄉(xiāng)居時看到的自然。18世紀末的大哲康德則公開批評萊布尼茲，并稱欲以實證來求上帝之存在，無疑是理性的深淵。直到19世紀末，橫空出世的一位大哲尼采，在其神經病的間歇期，在世界上第一次宣稱“上帝已死”，這在西方宗教哲學史上無疑是一聲驚雷。

東方則不然，“文化”使人們知道六合之外，有無極之境，有無何有之鄉(xiāng)，看不到的先擱置起來。儒、釋、道都不以為有實體的神，孔子“敬鬼神而遠之”，反對“怪力亂神”，教導人們關心當下的社會人生：“未知生，焉知死？”孟子七篇大文，從未有論及神者，只有他作為王者之師的說教。而道家的宗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則是教導人們崇尚自在而已然的大存在。莊子的“以天合天”，超越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說，人的心與天同屬一物，這無疑是北宋洛陽二程“天人本無二，何必言合”、南宋陸九淵“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前導哲理。至王陽明“心外無天”，則更是陸九淵學說的極而言之：人若無心，天之存在與我何干。理學家固然知道“心”是“理”之大宅，“心”和“理”不可分。朱熹之理在心外，而陸九淵之理在心內。心與理的終極追求是“至善”，從朱熹到王陽明，無不作如此想。

守護“初心”——不為外物所動的“根本善”

人，作為有“心”的動物存在，成為迄今為止宇宙學史上發(fā)現的唯一能夠弘道的生命。中國的大哲們深知其如此，所以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這幾乎成為中國“士”階層在文化上的遺傳基因。探究“至善”的倫理道德之學，博大精深，遠非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輩所能見項背。

《大學》開章明義：“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德”，指天地的大德。“明明德”，是清晰地了解大道之所在。“在新民”，正如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們不因沒有實體的神而彷徨，“求新”是中國文化的遺傳基因。而“止于至善”，這“至善”是彌之六合的正能量。既然宇宙是橫無際涯的，何“止”之有？止者到達也，而道之所在，善亦從之，“道”橫無際涯，止亦無可止。正如《易經》之六十四卦，卦之已盡，而稱“未濟卦”，正是表明“道”之彌大，而卦無可止也。

人既有“心”在腔，則必有“初心”之始作。宇宙之生命，與宇宙之生成在時間上不可比擬，宇宙之生成至單細胞的出現，不知其億萬斯年矣。而宇宙大爆炸之初，必是囂亂錯雜，紛匆匆其離合。從低級生命而至于人，則是無數奇變的生命之果，來之不易。人在宇宙中只有一次機會，而這生命如奇跡般漸漸會思考、會發(fā)現、會創(chuàng)造。有圣者賢者、有惡者佞者，有明智忠信、有愚頑奸詐，有美如西施、有丑如嫫毋，紛至沓來，不一而足，良莠不齊。恐怕只有一物是他們與生俱來、不會或缺的，那便是“初心”。“初心”之守持者則向善，“初心”之喪失者即沉淪，這是中國兩千余年前的士人們朝斯夕斯、念茲在茲的思考勝果。先賢先哲們的大智大慧，卓著功勛，使中華民族歷盡千難萬險終未滅絕，而且發(fā)展成為煌煌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化最優(yōu)秀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