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扶貧模式面臨法律障礙。關于社會組織，不同地區(qū)對其理解和認識并不相同。美國將社會組織稱之為“非營利組織”，英國和德國將其稱之為“公共慈善組織”和“志愿組織”，法國的“基金組織”便是社會組織，而在日本，則統(tǒng)一將社會組織稱之為“公益法人”。我國有“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組織”兩種說法，這兩個概念可以互相替換。我國關于社會組織參與扶貧工程的法律并不完善，也缺乏這樣的社會組織。舉例來說，由于法律沒有針對社會組織的產生做出明確的規(guī)定，導致社會組織的準入條件很低，使優(yōu)秀的社會組織中也混雜了很多不好的社會組織，再加上管理落后，監(jiān)督力度不夠，導致部分社會組織財務混亂，甚至出現(xiàn)“空殼組織”，這必然會影響到社會組織在扶貧工程中的參與程度。

公私合作模式的法律缺失。西方國家在20世紀針對公共事業(yè)建設頒布了一些法律文件，有效推動了公私合作的開展，取得了明顯的改革成效。我國在這一領域也取得了很大進步，但是從整體來看，公私合作領域的各項工作主要是以相關政策指導來開展的，缺乏較為專門的法律文件，因此當合作開展、合作監(jiān)管等環(huán)節(jié)出現(xiàn)糾紛的時候，常常會出現(xiàn)無法可依的局面?？傊?，我國公私合作領域缺乏完善的法律體系，立法工作有待加強。

我國精準扶貧模式的法律保障

我們應重視立法建設，頒布實施與扶貧工作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以及政策措施，保證我國扶貧工作有法可依。

貫徹依法治國戰(zhàn)略，實現(xiàn)扶貧工程法治化。根據我國憲法規(guī)定，社會扶貧組織的主體地位應合法化。國家法律使社會組織擁有正當的扶貧開發(fā)職能，并與政府構建起新型合作關系。特別是在打造信息平臺、創(chuàng)建公益品牌等領域，社會組織的作用是政府無法替代的，它能有效促進資源的整合，實現(xiàn)信息共享，使扶貧工作快速步入正軌，并取得顯著的扶貧效果。我國要完成構建法治社會的重要目標，必須堅持依法扶貧，在扶貧工作中樹立法治指導思想。

保證社會組織參與扶貧的合法性。面對精準扶貧的艱巨任務，我們更需要社會組織的參與和支持，但目前為止，我國仍然沒有在法律上明確社會組織在扶貧工程中的地位。具體來講，我們首先應從法律上賦予社會組織參與扶貧的合法地位，還要制定詳細的準入標準，建立起健全的運行機制以及監(jiān)管機制，保證社會組織能夠合法、規(guī)范地參與到扶貧開發(fā)工作中。

積極推進公私合作扶貧模式。我們從字面上來分析“精準扶貧”，“精”包含了“千挑萬選”的意思，而“準”則顯示出“水平”的含義，兩個字被置于天平的兩端，有“精”才有“準”，缺少任何一個方面，天平都會失去平衡。政府在扶貧工作中主要起到宏觀調控的作用，很難具體深入到扶貧開發(fā)工作的每一個細節(jié)。與政府職能相比，社會組織的職能更加具體，它從社會中來，對社會有更深刻的了解，它能深入到扶貧開發(fā)的細微領域，使扶貧開發(fā)工作取得更好的成效。

加大社會組織扶貧的監(jiān)管力度，建立完善的責任追究機制。社會組織靈活度高，同時也較為分散。因此，如果沒有完善的法律追究制度，監(jiān)管力度不夠，可能會對扶貧開發(fā)的成效造成不良影響，甚至可能會使國家財產遭受巨大損失。為了保證社會組織規(guī)范地參與到扶貧工作中，政府與社會組織應以合同形式確立社會組織的責任，使社會組織的每一個行為都處于嚴格的監(jiān)管之下。

（作者單位：呼倫貝爾學院法學院）

【參考文獻】

①王兆峰：《民族地區(qū)旅游扶貧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11年。

②左常升：《國際減貧理論與前沿問題》，北京：中國農業(yè)出版社，2013年。

責編/王坤娜  孫垚（見習）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