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留學的學歷即便不再如以前那樣輝煌耀眼，但留學依然有其重要性。這主要體現(xiàn)在留學能夠讓留學生接受留學所在國特有的歷史與文化積累的語言風格、衣著情趣、儀式習慣、趣味教養(yǎng)、禮儀修養(yǎng)、審美感榮辱感價值觀等，這些能夠成為與經濟資本同樣具有重大現(xiàn)實意義的文化資本。

【關鍵詞】海歸  學歷貶值  文化資本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標識碼】A

海外留學從精英走向大眾，海外學歷相對貶值

改革開放后幾十年的社會、經濟發(fā)展，使得國人半只腳跨入了相對“富裕”的門檻，即便是一些普通工薪家庭，也有可能甚至有余力來思考如何讓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們的一個重要選擇是讓孩子留學。曾幾何時，留學對于幾乎所有的中國家庭來說都遙不可及，而猛然間時代巨變，“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現(xiàn)在去海外接受學歷教育，成為國人生活中一個充滿了現(xiàn)實意義、家長實際上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現(xiàn)實關懷的重要生活問題。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自2012年起，連續(xù)四年發(fā)布《中國留學發(fā)展報告》，提供了一些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從1978年到2015年，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404.21萬人。孤立地看，很難看出404萬人是個什么概念，到底是多是少，但歷史地看，就可以確認到一個重要現(xiàn)象，即留學人數(shù)的突飛猛進。比如2015年留學人員達到了52.37萬人，較2014年增加6.39萬人，增長率13.9%。大量的留學生意味著誕生大批的海歸。對家長來說，留學是為了讓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而接受更好的教育，除了人格、知識等內在成長以外，促成子女進而使家庭的社會地位向上流動，可以說是一個帶有明確功利性、但也非常具有中國式社會現(xiàn)實意義的動機目的。因此，學成回國出人頭地成為了與留在海外融入他鄉(xiāng)生根開花結果相并列的行為選擇。

近幾年，學成歸國人數(shù)同樣與日俱增。CCG 報告稱，從1978年到2015年，共計221.86萬人在完成學業(yè)后選擇了回國發(fā)展。從2000年到2015年，歸國人數(shù)逐年增長：2000年時只有區(qū)區(qū)9000人，2001年過萬，2009年則跨過10萬大檻，而2012年至2015年則是成倍翻番，2012年27.29萬人，2014年達36.48萬人，2015年突破40萬大關。

50多萬人跨出國門留學，40多萬人學成歸國，這意味著留學和海歸越來越成為國人普通生活的一部分。海外留學從精英走向大眾，歸國就業(yè)的形勢與待遇也發(fā)生了很大地改變，與留學生及其家長的預期逐漸拉開了距離。雖然許多地方仍嘗試各種努力，比如通過各種人才綠卡制度、提供創(chuàng)業(yè)資金支持等方式吸引留學生歸國“大展身手”，但“物盡其用，獲得一份好工作好薪水”漸漸變得帶上了“童話”“傳說”色彩，明顯的今不如昔。CCG在2016年7月與北京某教育咨詢公司聯(lián)手發(fā)布《2016中國海歸就業(yè)調查報告》，比較詳細地反映了海歸就業(yè)現(xiàn)狀。從相關統(tǒng)計可知，用人單位在招聘時已經見不到對海歸人員的“情有獨鐘”。雖然外資合資民營企業(yè)尤其是海歸創(chuàng)業(yè)的民營企業(yè)還稍微持有一丁點的傾斜想法，但事業(yè)單位幾乎全部表示招聘時對海歸人員沒有特別的偏好。換言之，并非因為某人曾海外留學而事業(yè)單位就特別想錄用之。半數(shù)左右的國營企業(yè)也表明了同樣的態(tài)度。調查還表明，海歸人員在“所學”與“所用”之間也存在著較大差距。過半數(shù)的海歸人員認為其工作內容與海外所學的匹配程度一般，四分之一認為“不怎么匹配”，約15%認為工作內容與海外所學非匹配，認為“完全不匹配”的人也占了7.4%。

在此，人們看到的是一個海外學歷相對貶值的社會現(xiàn)實。之所以用了“相對”一詞，是想表明留學與海歸并非已經完全沒有了實現(xiàn)個人成長、社會地位向上流動的價值，否則也不會有那么多家長拼一家之積蓄爭先恐后地送子女去趕留學的大潮。但是與前幾年相比，其功利性的效應確實已經不再那么地突出，留學與海歸也不再直接意味著社會精英、企業(yè)精英。

海外學歷相對貶值是教育大眾化、學歷貶值大潮的一部分

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R. Collins）觀察到，在美國，20世紀30年代，大學畢業(yè)取代了高中畢業(yè)成為受人尊敬的最低學歷標準；而至60年代，研究生學歷則取代本科學歷成為了企望獲至中產階級地位的必要條件。從社會學角度來說，學歷貶值乃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現(xiàn)象，不僅在美國，還可以在世界各國得到確認。只要社會的結構是分層的，換言之，只要社會呈現(xiàn)為一種高低分類的不平等存在，而教育又是社會流動的主要渠道，由受教育獲得的學歷又是社會流動能力的主要外化標志，人們就很難奢望學歷不貶值。

其中的機制可簡述如下：社會是由不同的社會利益群體構成，柯林斯稱之為“身份集團”，只要社會本質上乃為一種不平等的結構，就必定意味著某些身份集團處在社會的高位，成為社會統(tǒng)治階級、階層；而另一些身份集團則被迫置身社會的低位，淪為社會底層階層、弱勢群體。而如果一個社會不是靠武力革命而主要靠教育、靠學歷（以及相應而來的經濟資本）來界定社會分層的高低，那么下層身份集團一定會竭盡全力讓子女接受比自己更高、更好的教育來提高家庭、家族的地位以擺脫弱勢處境。而由于資源有限，切分蛋糕的人總是越少越好。面對下層身份集團的躋身野心，上層身份集團不會聽之任之，為了保證自己在社會差序結構中的既得利益，其主要采取的對應措施就是不斷提高工作崗位對于學歷的最低要求，讓文憑貶值，同時竭力讓自己子女去獲取比別人更高的學歷，以拉開文憑上的差距，顯示區(qū)隔，這就是學歷必定貶值的內在機制。中國并非是世外桃源，中國社會也遠不是徹底平等了的理想社會，因此“身份集團”的利益爭奪當然也可以是解釋學歷貶值，包括海歸學歷貶值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留學依然重要，它能夠讓留學生接受域外文化

上述內在機制的揭示并不意味著學歷反正是要貶值的，留學與海歸越來越沒有意義。即便“身份集團”的利益爭奪無法回避，因此學歷貶值也是一種歷史必然，但其意義依然存在，留學與海歸的價值也依然可以得到確認。柯林斯敏銳地意識到，上層身份集團為了最大利益切分蛋糕，在有意貶值學歷的同時，其實還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在學校教育中以種種形式強化和傳遞本身份集團的文化，使之得以發(fā)揚光大。柯林斯指出，“學校主要是要教會學生如何使用語言、衣著方式、美的意識、價值觀和風度。許多學校強調社會能力和審美意識的培養(yǎng)并非無關緊要，而可能是學校傳遞身份文化的關鍵所在”。柯林斯討論學歷貶值、闡述“身份集團”時，頭腦中想到的并非是留學與海歸問題，而是一般的學校教育。但他的“身份文化”，是可以借用來思考留學、海歸的意義的。

在海歸大潮中，留學的學歷即便不再如以前那樣輝煌耀眼，所學的專業(yè)即便回國后也不再那么的緊俏，甚至不能保證一定可以學有所用，國內土生土長的本科、碩士、博士畢業(yè)生即便帶來了越來越大的就業(yè)競爭壓力、工作競爭壓力，但留學依然有其重要性。這主要體現(xiàn)在它能夠讓留學生接受并且內化一種特殊的身份文化，具體體現(xiàn)為反映留學所在國特有的歷史積累、文化積累的語言風格、衣著情趣、儀式習慣、趣味教養(yǎng)、禮儀修養(yǎng)、審美感榮辱感價值觀等。這一身份文化往往能夠成為與經濟資本同樣具有重大現(xiàn)實意義的文化資本，它不會像學歷那樣容易貶值，反而是共有的人越多，越有價值。

（作者為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2016中國海歸就業(yè)調查報告>出爐》，鳳凰網(wǎng)，2016年8月2日。

責編/溫祖俊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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