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既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是我國的國際交流中心，其所擁有的豐富的科研資源更使之成為科技創(chuàng)新中心。正是北京的獨特地位，使其具有極大的人口吸引力，這導致北京人口總量在一定時期內急速膨脹。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北京統(tǒng)計年鑒2016》數據顯示，自2008年開始，北京人口增長率持續(xù)下降。在此背景下，《國家治理》周刊編輯部整理歸納了包括經濟社會發(fā)展程度、收入水平、家庭構成、住房條件、戶籍狀態(tài)、公共資源和經濟差距等影響北京人口流動的7個主要因素，并結合已有文獻，闡述這7個影響因素與人口變動的關系。希望為讀者今后更準確地把握北京市人口調控政策的變動和實施等方面提供參考借鑒。

經濟發(fā)達是人口流入北京的主因

經濟社會的發(fā)展程度能否被看作影響人們作出遷移或定居決定的主要因素？對于這一問題，此前已有不少國外學者通過引力模型，對影響人口遷移的因素作出分析。其中，針對西非國家的研究表明，社會經濟這一變量對人口遷移能產生相對重要的影響；針對歐洲國家的研究表明，人口的遷移會受到市場發(fā)展和價格指數的影響，人們愿意生活在更具市場發(fā)展?jié)摿Φ牡胤健?/p>

國內研究方面，劉生龍（2014）利用中國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期人口普查相關數據，在對引力模型作出進一步擴展的基礎上，對影響我國人口遷移的因素進行分析，結果表明當人均GDP水平、就業(yè)率、城鎮(zhèn)化率和開放度等因素具有較高水平時，會成為吸引外地人口遷入的“拉力”，反之，若這些因素所處水平較低，則會成為當地人遷出的“推力”。北京作為首都，無論是人均GDP水平還是對外開放水平，都高于我國絕大多數城市，因此與國內多數城市相比具有較高的人口“拉力”。

在李茂和張真理（2014）有關北京人口發(fā)展的研究中，發(fā)現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也是北京市人口增長的宏觀背景之一。同時，城市功能集中也被認為是北京人口集聚的原因，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教中心，又是實現對外交往的主要城市。此外，該研究還表明當北京自身勞動力增長不能滿足崗位需求，或勞動力充足但出現擇業(yè)觀、就業(yè)渠道、工資待遇等錯位時，就會產生部分崗位空缺，也會引起人口流入。

北京市人口的變化，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外來人口的遷入和流出，有關北京人口的研究因此常將外來人口作為主要研究對象。2012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課題組對北京市人口預測的研究中提到，城市人口增長方面，常住人口的凈遷入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戶籍人口的增長，另一部分是居住半年以上外來人口的增長。這兩部分人口的增長動力主要有經濟因素和政策因素，其中經濟因素對外來人口增長影響較大，政策因素對戶籍遷入人口的增長影響較大。

除了對跨城市人口流動的研究外，童玉芬和馬艷林（2016）以北京市內各區(qū)為對象，研究了影響城內各區(qū)人口分布的因素，并指出社會經濟發(fā)展因素不僅是影響跨城市人口流動的因素，也是影響城市內部各區(qū)人口分布的原因，雖然自然地理環(huán)境是城市人口空間分布的基礎，但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是人口分布格局演變和發(fā)展更為重要的推動力。必須指出的是，在不同的發(fā)展階段，社會經濟要素對人口空間布局的影響存在一定的差異性。

較高的收入水平吸引人口流入北京

通過不同專家學者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并結合現實經驗，可以知道人口遷居行為本質是一種經濟行為，執(zhí)行這一行為的最主要的動機就是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人們往往會為了實現預期收益（包括更好的工作機會與更高的收入、良好的醫(yī)療教育環(huán)境、各種可能的發(fā)展機會、獲得新的社會資源、增長見識和豐富經驗等）選擇更加合適的居住地區(qū)。此外，針對北京人口進行的實證分析，發(fā)現近年來北京市居民生活水平、就業(yè)機會和優(yōu)質的教育資源對人口集聚產生較大的正向作用，主要表現為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元，該地區(qū)的人口密度增加 0.0816人/平方公里（童玉芬和馬艷林，2016）。

根據《北京健康城市建設研究報告（2016）》，對于普通人群來說，擁有穩(wěn)定的工作和收入使在北京的外地人口更具歸屬感，這也是影響居民遷移的原因，但是這一因素對不同家庭或個人的影響程度存在差異。此外，該報告表明，對于在京的高收入人群來說，其更注重生活質量的優(yōu)劣，他們的居住選擇不會使生活水準下降，也更加能跟隨自己的主觀喜好，更加看重實際生活質量，因此在京高收入人群相比普通收入人群具有更強的遷移和居住選擇能力。

楊政和羅雅楠（2015）根據有關部門提供的2012年北京市流動人口動態(tài)監(jiān)測調查數據，利用二元邏輯回歸分析法，在控制了人口特征變量后，從居留能力和社會融合兩個層面出發(fā)，對北京市鄉(xiāng)城流動人口長期居留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在居留能力方面，較多社會資本和較高收入會對長期居留意愿起到促進作用，居于生產性服務業(yè)比處于消費者服務業(yè)的流動人口居留意愿強，就業(yè)身份高的流動人口長期居留意愿強。其中，結合收入情況和回歸分析結果來看，月收入1000-3999元人口的長期居留意愿發(fā)生比，顯著地低于月收入4000元以上的人口，且收入對長期居留意愿具有促進作用。

北京相對較高的收入水平對于大部分在京人員來說，不僅是“拉力”，也是影響其留京的決定性因素。戚偉和劉盛和（2015）根據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期人口普查數據，構建中國城市人口及其流動人口的空間數據庫，并在對中國城市流動人口位序規(guī)模分布研究中指出，具有高序位即總人口量高的城市集聚效應顯著，且集聚力量大于分散力量（北京總人口序位為2）。同時大部分流動人口仍然以經濟型流動人口為主，即流動人員注重的主要是就業(yè)機會和工資水平。

來自河北等周邊地區(qū)的人口是在京人員的主要構成部分。李君甫和肖文倩（2017）通過對北京及周邊地區(qū)的人口流向的研究，發(fā)現北京不論是工資水平還是流動人口月平均工資漲幅均高于周邊地區(qū)，而周邊地區(qū)的勞動力也主要流向北京，在人口流動方面主要呈現出單向流動的特點，月收入水平和人口具有相關性，且呈現正相關關系。

家庭結構影響人口流向

在我國的人口遷移中，家庭化遷移特征變得越來越明顯。根據2016年10月國家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發(fā)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fā)展報告2016》，2015年我國流動人口規(guī)模達2.47億人，占總人口18%，相當于每6個人中有1個是流動人口。此外，國家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司也指出，中國人口遷移流動已經進入以家庭化遷移為主要特征的階段。蔚志新（2013）對包括北京在內的5個城市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相關研究，發(fā)現同住家庭成員人數和考慮孩子教育兩方面因素對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一定影響。其中，對于北京市來說，主要表現為在有居留意愿的人口中，同住家庭成員人數為2人及以上者所占比例均較高。且在北京市，隨著同住家庭成員人數的增加，流動人口居留意愿表現得越發(fā)強烈。具體而言，與同住家庭成員人數為1人者相比，同住家庭成員人數為 2 人、3 人和 4 人者具有更強的居留意愿。這主要是由于近年來流動人口的遷移多具有舉家遷移趨勢，同時家庭式遷移具有更高的遷移流動的成本，也因此更為穩(wěn)定，使得他們再遷移的可能性較小，居留意愿更強。

同住家庭成員人數除了對遷移成本產生影響，也對在京人員的社會融合感產生影響。狹義的社會融合主要體現在流入人口及其家庭成員與當地居民的社會關系狀況，其中包括流動人口的家庭融合度、流動人口與當地社會的聯結水平和被接納程度。相關研究表明，如果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缺乏與社會的交往和相互接納，那么其社會情感、社會認同感等內在感受就不能得到滿足。同時，即便流入人口具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也難以擺脫孤獨感、邊緣感等負面心理狀態(tài)，因此難以產生明確的居留意愿。此外，婚姻狀況也是影響在京人員遷留的一個因素，已婚人群在面臨遷移時不得不考慮夫妻兩地分居問題，所以比未婚人群面臨更大壓力，以至對居留意愿產生影響。

除了以上幾點外，對于在京流動人口來說，其子女接受教育問題也影響著其遷留意愿。人們普遍認為留在北京可以讓子女享受更好的教育資源。相對于有未成年子女在北京上學的人口，沒有未成年子女在北京上學的人口其居留意愿相對下降。根據童玉芬和馬艷林（2016）建立的相關模型，從教育資源看，普通中小學對人口密度的影響不顯著，而重點中小學數量對人口密度的影響顯著，表現為每增加一個重點中小學，則該地區(qū)的人口密度增加5087. 4人/平方公里，這反映出優(yōu)質的教育資源對北京人口空間分布的巨大影響力。子女教育問題也對流動人口自我身份界定產生影響（任遠和喬楠，2010），進而影響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度，進一步作用于其遷留意愿。

總的來說，對于在京人員，同住家庭成員數越多、子女隨遷、京籍朋友數越多、社會排斥感知度低的更可能在北京長期居留。流動青年與家庭成員和當地居民的關系對他們在流入地的生活滿意度和預期居留時長具有重要影響。因為家庭化的遷移使他們能夠得到家庭成員的支持、在身邊照顧孩子、讓孩子在北京接受早期教育，所以在情感和心理上能讓他們安心在北京長期發(fā)展（孫力強、杜小雙、李國武，2017）。

豐富的公共資源吸引人口流入北京

北京豐富的公共資源對外來人口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尤其是文化資源、醫(yī)療資源更體現出人口遷出地與北京的巨大差距。

北京作為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中國四大古都之一和世界上擁有世界文化遺產數最多的城市，其文化中心的地位不可撼動。不僅如此，北京的文化基礎設施、演出場所等資源，在全國也具有明顯優(yōu)勢。

2011年的一篇相關報道顯示，北京文化基礎設施總量在當時居全國第一：博物館總數159家，居世界第二；公共圖書館數量居世界第四；人均擁有電影屏幕數量接近巴黎、日本的水平；全市網站總數突破30萬家。截至2010年末，北京可用于演出的場所共271個，舞臺295個，已用于演出的場所161個，舞臺184個。其中，國家大劇院等15個綜合性演出場所2010全年演出收入4.3億元，占全年演出總收入的39.1%。北京市演出行業(yè)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2010年北京演出票房總收入達10.9億元。其中，首都體育館、朝陽公園、工人體育館等6個大型場館演出收入達3.83億元，占全年演出收入的34.8%。2010年北京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實現增加值1692.2億元，占地區(qū)生產總值的比重達12%。其中，文化創(chuàng)意企業(yè)總量和門類居全國之首，文創(chuàng)企業(yè)總數在30萬家以上，規(guī)模以上企業(yè)近萬家。

除了文化資源，北京還擁有全國最好的醫(yī)療資源。2016年3月26日，由香港艾力彼醫(yī)院管理研究中心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主辦的首部醫(yī)院藍皮書《中國醫(yī)院競爭力報告（2016）》發(fā)布，報告集中整合2015年中國擁有最優(yōu)質的醫(yī)療資源的頂級醫(yī)院。北京、上海和廣州這三個城市入圍醫(yī)院數量最多，排名靠前。其中，北京作為中國的多重中心，集中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協和醫(yī)學院、首都醫(yī)科大學、中國中醫(yī)科學院、北京中醫(yī)藥大學等著名院校，醫(yī)療資源最豐富，同時共有17家醫(yī)院進入百強，醫(yī)院競爭力指數最高。

北京作為全國的醫(yī)療中心和優(yōu)質醫(yī)療衛(wèi)生資源高度聚集地，長期以來對外地病人有強勁的吸附能力，這在某種程度上加大了北京城市人口和環(huán)境資源的承載壓力。據國家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研究統(tǒng)計和抽樣測算，2013年北京市內三級醫(yī)院外來就診患者達3036萬人次，外來就醫(yī)流動人口日均70萬左右。

經濟發(fā)展差距加速人口流入北京

其他很多城市與北京較大的經濟發(fā)展差距也是導致大量外來人口流入北京的重要原因。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網站、各省市統(tǒng)計公報的相關數據，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qū)中，上海、北京、浙江、廣東等經濟發(fā)展水平較高地區(qū)的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居榜單前幾名，而青海、新疆、西藏、甘肅等中西部省份，排名墊底。而且從具體數據分析，排名后幾位的省份，人均收入多在19000元左右，尚不及排名一、二位的上海、北京的一半。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比照2013年乃至2000年的榜單，各省排名順序沒有太大變化，地區(qū)差距在一定時期內已經形成相對固化的格局。

僅對比京津冀地區(qū)，其他很多地市與北京、天津有著巨大的經濟發(fā)展差距（見圖1，P46）。就人均GDP來看，2013年北京為15216美元，天津為16419美元，河北省為6271美元。就產業(yè)結構來看，2013年，北京的生產總值為19500.6億元，其中第一產業(yè)生產總值為161.8億元，第二產業(yè)生產總值為4352.3億元，第三產業(yè)生產總值為14986.5億元，其支柱產業(yè)為制造業(yè)、高新技術企業(yè)、服務業(yè)等；天津的生產總值為14370.2億元，第一產業(yè)生產總值為188.5億元，第二產業(yè)生產總值為7276.7億元，第三產業(yè)生產總值為6905.0億元，其支柱產業(yè)為制造工業(yè)企業(yè)、日用消費品企業(yè)；河北的生產總值為28301.4億元，其中第一產業(yè)生產總值為3500.4億元，第二產業(yè)生產總值為14762.1億元，第三產業(yè)生產總值為10038.9億元，其支柱產業(yè)為能源企業(yè)，如河北鋼鐵、唐山鋼鐵。此外，全國113家央企中，90家總部在北京，而天津和河北均沒有。

住房成本影響北京人口流出

特殊的首都功能定位和更為發(fā)達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決定了北京對全國人民具有相當強的吸引力。進城打工人員、投資人員、入學與畢業(yè)留京人員、機關及企事業(yè)招聘人員、部隊轉業(yè)人員等，都使北京人口呈現明顯流入特征。大量流動人口的涌入，加之北京房地產市場有效供給的不足，使北京的房價長期居于高位。而高房價的危害在于其大大影響了我國人才的自由流動，阻礙了中國人口布局的優(yōu)化。

根據騰訊網 “在北京買房，不如移民？”話題新聞，在北京買房和投資移民的成本比較顯示：2010年5月份，北京樓市的新盤均價為25680元/平方米。如果購買一套90平方米的房間，將投入231萬元，且沒有計算隨之而來稅費、裝修。而同時期投資移民美國的成本為342萬，加拿大為235萬，澳大利亞為454萬，新加坡為962萬。由此看出，在北京買房與投資移民的成本幾近相同。如此之高的生活成本，致使很多優(yōu)秀人才離開北京成為一種個人的理性選擇。

根據中國青年報的報道，在世界人才“爭奪戰(zhàn)”中，中國雖然不是人才流失比例最高、受害最深的國家，在過去的一段時期內卻是目前世界上數量最大、損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國。

李艷琴（2016）基于動態(tài)預測模型和BP神經網絡模型對2014-2018年房地產價格對北京人口遷出影響作出預測，認為北京的遷出人口更傾向于上海、浙江、廣東、福建等地，流出到各省的人口平均在40萬人以上。其中流向廣東的人口從52萬人到115萬人、流向遼寧的則是從12萬人到18萬人。中部省份及以西藏為主的西部地區(qū)增幅較小，流向天津、河北、山東等距離較近地區(qū)的人口則相對減少。

落戶困難加速人口流出北京

長期以來，城鎮(zhèn)戶籍都是老百姓享受教育、醫(yī)療、廉租房、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前提。對于北京來說，戶籍所附屬的公共服務福利更多，獲得北京戶口的難度也更大。目前的北京城市戶籍制度供給模式包括：暫住證制度、北京市工作居住證制度、“人才”集體戶制度、“單位”集體戶制度、本地城市戶籍。相較于北京龐大的人口基數來說，真正能落戶北京的人口所占比例很低。

由于北京人口眾多，對戶籍的需求龐大，能按政策落戶北京的外來人員還是少數。而對于個人“積累”尚不多的普通外埠員工來說，因為沒有北京戶口，面臨日常工作與生活中的大量困難。例如，不能買經濟適用房，孩子上學要交“借讀費”，孩子在京讀書卻須回原籍高考。在辦理出國簽證、上社會保險、評職稱等方面都會遇到麻煩。

張英洪（2013）提出，在我國經濟的發(fā)展進程中，特大型城市得益于廣大外來人口的貢獻，但由于中國城市的歷史欠賬較多，又面臨著外來人口膨脹，大城市公共產品、公共服務跟不上的大城市病，因此不得不使用戶籍制度來限制人口過快的增長。但事實上，控制戶籍對北京的發(fā)展弊大于利?？v觀北京幾十年的發(fā)展，可以看出北京的經濟發(fā)展與人口增長成正比。從橫向上看，幾乎所有人口規(guī)模較大的城市的經濟發(fā)展實力也最強，如上海、廣州、深圳等特大城市莫不如此。而城市的新發(fā)展不僅是經濟的發(fā)展，也是政治、社會、文化、生態(tài)和人的全面發(fā)展。北京要建設世界城市，做大做強經濟實力，沒有足夠人口支撐和人力資源保障是不可能實現的。北京的人口老齡化嚴重，正是大量外來人口的流入，緩解了北京城市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嚴重挑戰(zhàn)。源源不斷的外來人口的流入，為北京的創(chuàng)業(yè)和創(chuàng)新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北京要堅持按照首善之區(qū)的高標準要求，也必須在政治建設、社會建設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和建設，在建設物質文明的基礎上，建設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tài)文明，以保障每個人的自由、尊嚴和幸福，這些都需要深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執(zhí)筆：李 懿 張盈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