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世界矚目的“一帶一路”建設中，中華民族引以為自豪的是，綿亙?nèi)f里、延續(xù)千年的古絲綢之路積淀了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而且成為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chǎn)。

【關鍵詞】漢代  絲綢之路  絲路精神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西漢君臣期望實現(xiàn)“德教之被四海”

西漢前期主要是休養(yǎng)生息，“與民休息”經(jīng)濟政策造就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漢武帝即位后，政治上繼續(xù)實行文帝、景帝的削藩措施，先后頒布了“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等詔令，這實際上等于把“封國”的地位降至地方一級的“郡”，諸侯王實際上也淪落為雖仍保有封地內(nèi)的“衣食租稅”之權、卻無法參與政事的一般貴族。此外，對郡國豪富強制遷徙，“內(nèi)實京師，外銷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這些措施的推行，使?jié)h初以來諸侯割據(jù)、威脅中央局面得以結束，對鞏固國家統(tǒng)一、強化中央集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且它也為漢武帝推行以財政為中心的一系列社會綜合改革鋪平了道路。

漢王朝北部疆域，文景以來由匈奴入邊燒殺搶掠而造成的擾民之害，不但沒有因為西漢政府實行“和親”政策而得到根本解決，反而愈演愈烈。“反割據(jù)”任務完成，特別是傳位到武帝的西漢正當國力強盛，已具備條件著手“反侵擾”，把匈奴釀成的邊患徹底消除。

經(jīng)濟上，“漢興七十余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 。

意識形態(tài)上，漢武帝以“尊儒”立“漢家制度”，用“有為”進取的大政方針替代了漢高祖至文帝、景帝一直堅持的“黃老無為”治國理念。從《天人三策》來看，武帝在策賢良文學詔中提到：“德潤四海，澤臻草木……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連上三篇策論作答的董仲舒進言：“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nèi)莫不率服……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德潤草木，澤被四海”，“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nèi)聞盛德而皆徠臣”，“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先秦時代，在純屬于想象的“天圓地方”這種宇宙觀上，形成了所謂“天下”的輪廓定式。由此說來，再聯(lián)系“漢興，海內(nèi)為一”，則“海內(nèi)”意味著“天下”的陸地版圖，那么“四海”相當于“天下”的邊緣，或“方”的四個指向，即四方。西漢君臣期望實現(xiàn)“德教之被四海”。

漢代絲綢之路的開辟

漢武帝反擊匈奴的戰(zhàn)爭從總體上說有前后兩個時期。公元前133—前119年，是武帝前期對匈奴之戰(zhàn)。公元前103—前90年，是武帝后期對匈奴之戰(zhàn)。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漢武帝派張騫率100余人通西域。這時，武帝前期對匈奴之戰(zhàn)尚未爆發(fā)，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聯(lián)絡大月氏夾擊匈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張騫再次奉命通西域。這時武帝前期對匈奴之戰(zhàn)已經(jīng)結束，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招引烏孫回河西故地，并與西域各國聯(lián)系。

張騫通西域，開辟了以首都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jīng)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連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這也是始于漢武帝時代的陸上絲綢之路，還可以看作北方陸上絲綢之路。作為西漢王朝的使臣，張騫曾到達許多國家，如大宛（今中亞費爾干納盆地）、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康居（今阿姆河北咸海與巴爾喀什湖之間地區(qū)）等國，并且與這些國家建立了通商關系。在北伐匈奴的前后，漢武帝還南融閩越、南越等。據(jù)《漢書·地理志》的又一條記載：“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為儋耳、珠厓郡。”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fā)港是合浦郡的徐聞縣。

開辟陸上和海上南北兩個方向的絲綢之路，如果從深層次來理解，有可能是基于天子掌控天下的傳統(tǒng)思維定式，漢武帝要為大漢帝國尋找一條可持續(xù)的對外發(fā)展道路。除張騫外，西漢王朝還多次派使臣前往西域。他們還到達了安息（今伊朗高原及其以西地區(qū)）、身毒（今印度）、條支（今伊拉克境內(nèi)）、大秦（即羅馬帝國）等。東漢王朝于公元73年曾派班超出使西域，開辟了以首都洛陽為起點，通往西域的陸上絲綢之路。漢代的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海船經(jīng)南海，通過馬六甲海峽在印度洋航行，也可以說，自廣東徐聞、廣西合浦往南海通向印度和斯里蘭卡，以斯里蘭卡為中轉點。

漢代絲綢之路促進了中外經(jīng)濟交流

隨著西域的絲綢之路的暢通，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漢武帝在輪臺（今輪臺縣東南）和渠犁（今庫爾勒縣西南）設立了使者校尉，管理西域的屯田事務。這是西漢政府在西域第一次設置的官吏。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漢政府設置了西域都護府，這是中央王朝在蔥嶺以東，今巴爾喀什湖以南廣大地區(qū)正式設置行政機構的開端。

公元73年，于闐歸附東漢。班超被任命為西域都護。公元91年，北道的龜茲、姑墨、溫宿歸附東漢。西域都護府設在龜茲，班超坐鎮(zhèn)北道，西域長史徐干屯兵疏勒。公元94年，西域50余國歸附東漢。

通過絲綢之路，內(nèi)地比較先進的生產(chǎn)技術傳入西域，對當?shù)厣a(chǎn)發(fā)展起了促進作用。西域的音樂和樂器等也傳入內(nèi)地，豐富了內(nèi)地的文化生活。從中國輸往西域的貨物，以絲織品和金屬品為主。如四川的蜀布，由商人從印度傳到大夏（今阿富汗北）。從西域輸入中國的貨物以馬匹、谷物、水果為主。如葡萄、苜蓿、蠶豆、胡桃、胡蘿卜等植物產(chǎn)品原產(chǎn)于中亞一帶，通過絲綢之路被移植到中國。

陸上絲綢之路開辟后，中國的絲綢等物遠銷至大秦，但要經(jīng)過安息的商人轉銷。東漢桓帝年間，大秦國王曾遣使來中國，經(jīng)波斯灣到達印度河口，沿印度西海岸、馬來半島，經(jīng)蘇門答臘，到達現(xiàn)在的越南登陸，最后到達洛陽。即史書記載的：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丹敦遣使自日南徽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這種友好往來，突破了斯里蘭卡的中轉，是接通了海上遠洋東西航線直接進行的。

中國的煉鐵術、掘井法也傳到了中亞。中亞各國的安息杏、汗血馬以及一些重要的農(nóng)副產(chǎn)品也相繼傳到了中國。

總之，漢代開辟了對中亞、西亞、東南亞以及西歐、羅馬等地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對密切各國間的聯(lián)系，促進中外經(jīng)濟文化交流，起了積極作用。

漢代絲綢之路的絲路精神

兩漢時期，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把當時世界上的文明大國——中國、安息、羅馬等聯(lián)結起來，并使這些國家以其經(jīng)濟和文化的最高水平互相吸引。這是最早的絲綢之路的暢通期。

唐代后期，西北地區(qū)被吐蕃與回鶻交替控制，隨后東北少數(shù)民族的崛起導致了宋、遼、金、夏的長期對峙。中亞阿拉伯興起，唐王朝基本上放棄了對陸上絲綢之路的經(jīng)營，中亞落入伊斯蘭的手中，陸上絲綢之路逐漸衰落。

總體上看，歷代海上絲綢之路可以分三大航線：東洋航線由中國沿海港至朝鮮、日本；南洋航線由中國沿海港至東南亞諸國；西洋航線由中國沿海港至南亞、阿拉伯和東非沿海諸國。形成于漢代的海上絲綢之路，發(fā)展于三國至隋朝時期，繁榮于唐宋時期，但在明中葉和清前期因海禁而衰落。清前期又長期“一口通商”，使得海上絲綢之路只有廣州是進出港。

國際和平，國內(nèi)安定，開放、合作，是絲綢之路保持長盛不衰的主要因素。相對于探索“經(jīng)濟的文化底蘊”，我們會反思西漢治國方略的轉型。衍生出稷下道學的黃老之術，在西漢前期受到統(tǒng)治上層的青睞。到了西漢中期，董仲舒建議用儒術來強化“無為”，而漢武帝的本意是要以“兵強”達到“德昌”。參考遠古傳說，“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為子，成于天下，無為立號也”，以民安實現(xiàn)“天下治”。但不要忽略，“兵強”也是保證民安的先決條件，而且也是可持續(xù)的對外發(fā)展的先決條件。所以，漢武帝認定必須“有為”，并通過思想觀念引領政治經(jīng)濟改革。

“文命，敷于四海。”治理天下，需要《春秋》說的“大一統(tǒng)”，這是“天地之常經(jīng)，古今之通誼”。政治方面是天下“大一統(tǒng)”，思想方面是將“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改變?yōu)?ldquo;持一統(tǒng)”，亦即“統(tǒng)紀可一”，從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或者說，從“天下”觀的角度出發(fā)，“大一統(tǒng)”可以理解為天下是一個整體，其成員互有影響；“大一統(tǒng)”也可以理解為共識。事實上也正是，各國之間、各民族之間通過絲綢之路的友好交往，總可以達成共識。

理念和物產(chǎn)都需要“走出去”和“引進來”，中原文明是通過絲綢之路向四周傳播。公元前2世紀末，古代希臘、羅馬人通過陸上絲綢之路獲知中國，他們把絲綢稱為“賽里斯織物”，將東方盛產(chǎn)絲綢的民族稱為“賽里斯”。公元1世紀中期，地中海地區(qū)的人們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得知東方有個被稱為“秦尼”的國度。有學者還根據(jù)對歐洲早期地圖的研究得出結論：在歐洲，絲綢之路的興盛促進了知識的繁榮，絲綢之路的衰落導致了知識的退化。

有學者認為，謀求和平、商業(yè)訴求、傳道弘法是絲綢之路的三大動力源。有學者分析了絲綢之路的輻射力：在明代以前，中國始終是當時世界上政治制度先進，社會經(jīng)濟發(fā)達，思想文化博大精深的先進國家。中國始終是以先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輸出國的姿態(tài)而出現(xiàn)或存在的，呈現(xiàn)出明顯的中華文明向周邊國家和地區(qū)輻射和擴散的色彩。這種輻射和擴散是一種進步文明向不太進步地區(qū)的自然輻射，是一種高勢能文化向低勢能文化滲透與浸潤的自然過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這些地區(qū)的進步與發(fā)展，基本上是各國間的和平、和諧發(fā)展。

今天，古絲綢之路的東段即“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wǎng)”，已經(jīng)由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8屆世界遺產(chǎn)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列入《世界遺產(chǎn)名錄》，成為中國第32項和第33項世界文化遺產(chǎn)。“絲綢之路申遺名單”里中國境內(nèi)共計22處申遺點，其中與漢代絲綢之路相關的有：陜西省的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張騫墓，河南省的漢魏洛陽城遺址、新安漢函谷關遺址，甘肅省的玉門關遺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的交河故城等。

在世界矚目的“一帶一路”建設中，中華民族引以為自豪的是，綿亙?nèi)f里、延續(xù)千年的古絲綢之路積淀了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而且成為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chǎn)。正如“一帶一路”倡導者所指出的：絲綢之路作為人文社會的交往平臺，多民族、多種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匯融合，在長期交往過程中各個國家之間形成了“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可以共享和平，共同發(fā)展”的絲路精神。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jīng)濟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②（西漢）桓寬陳，桐生譯：《鹽鐵論》，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③（東漢）班固，張永雷，劉叢譯：《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責編/張蕾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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