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幫助中產階層走出財富焦慮困境，是促進中產階層成長壯大、國家平穩(wěn)進入“橄欖型”社會結構的重要內容。緩解“中產階層焦慮”，需要在抑制通貨膨脹、完善國家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方面有所著力。

【關鍵詞】中產階層  財富焦慮癥  公共服務  社會保障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我國社會各界對于“中產階層”“中產階層焦慮”的關注，自21世紀以來持續(xù)發(fā)酵，并在近幾年來的討論中進入白熱化階段。從國外新聞到國內現狀，從新聞報道到學術研究，何以“中產階層焦慮”，特別是中產階層的“財富焦慮”頻頻被人關注？

中產階層產生財富焦慮的原因

盡管衡量指標和具體測量結果不一，但社會各界對于中國中產階層的龐大數量和未來發(fā)展預期基本一致。2015年10月13日瑞士信貸研究院發(fā)布2015年度《全球財富報告》，稱中國的中產階層人數為1.09億人，居全球首位；2015年11月27日，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fā)布2015年調查數據，采用上述瑞士信貸定義的中產標準，估計中國中等收入家庭成年人口數量為2.17億，占成年人口比例21.4%，中國中產階層的規(guī)模和財富總額均居世界首位。

中產階層財富焦慮是指中產階層對自身財富流失與貶值的無力感，以及對財富獲取能力的擔憂。中產階層的收入和消費本來都處于中等水準，資金、房產、職業(yè)、子女教育以及輕奢主義的生活方式等，都是大多底層人群無法達到的，在社會預期中，他們本不是會對財富有所焦慮的人。為何“中產階層焦慮”反而成為當下中國中產階層常態(tài)？

中國中產階層財富焦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財富的流失與貶值。雖然中產階層至少年入10萬，其財富持有量并不少，然而面對日益加劇的通貨膨脹、經濟增速放緩和難以預計的生存風險，他們并不能有效防止自身財富流失和貶值，同時也使得中產階層自我認同并不強烈。一方面，通貨膨脹和稅收上調，體現在中產階層的財富儲蓄在變現換算時急速縮水。中產階層的大部分收入都投入到價格居高不下的房產之中，貸款買房成為常態(tài)，卻困惑于房屋產權到期之后如何處理。房價、物價上升之快表明中產階層一旦對已有的房產輕易脫手，他們手中變現的資金又會迅速縮水，重新陷入新一輪的購買恐慌。另一方面，難以預計的生存風險使其承擔巨大的生存壓力。為保證自身階層、地位的代際積累，中產階層在住房、醫(yī)療、子女教育及養(yǎng)老方面花費巨大，提前進行的中產階層高質量生活規(guī)劃為他們帶來巨大壓力。

二是獲取財富的能力有限。我國中產階層是依靠職業(yè)收入進入這一階層的，其財富、地位對于市場依賴程度較高，更大程度上是“職業(yè)中產”。他們?yōu)榱双@得高收入必須付出長時間的職業(yè)勞動和投入，高強度的工作壓力成為常態(tài)。隨著我國的經濟增速持續(xù)放緩，面對日益上漲的生活成本和稅收，中產階層收入卻沒有顯著提升，甚至面臨外部資本撤資導致的職業(yè)風險。同時，“家本位”的傳統(tǒng)觀念以及國內條件約束，導致他們無法跟隨撤資企業(yè)實現跨國就業(yè)。一些中產階層的收入獲取陷入瓶頸，個別人甚至可能輕易地被時代發(fā)展甩開。

三是中產階層的權力缺失。我國中產階層較多的財富占有量，并未使他們對自身地位產生認同感，財富與社會地位的不對等，使他們對自身財富的力量產生懷疑。經濟轉型過程中，一方面為新的經濟精英開辟了向上流通的渠道，另一方面擁有再分配權力的少數人可能會憑借深厚的社會網絡和“尋租”手段獲得了更大的利益。中產們卻依舊只能用勤勉、節(jié)欲、規(guī)訓等來塑造中產階層職業(yè)道德，將自己陷入為標榜自身階層地位而導致的“收入—消費”循環(huán)，卻無法對限制其發(fā)展的外部環(huán)境有根本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中產階層只能通過知識、技術等人力資本獲取收益，但由于中產階層向上流動的難度越來越大，其人力資本的優(yōu)勢愈發(fā)受到挑戰(zhàn)。中產階層善于通過集體行動傳遞給時代訴求的訊息，展現自我價值，例如21世紀以來，我國發(fā)生的各種消費維權運動、PX項目鄰避運動、環(huán)境保護運動、反對霸凌運動等，中產階層力量都在其中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中產階層由于自身在權力領域的話語缺失，其集體行動在更大程度上可以理解為出于維護自身人身財產安全而產生的“利他個人主義”，客觀層面上也推動了社會進步和自由。

如何應對中產階層財富焦慮

幫助中產階層走出財富焦慮困境，是促進中產階層成長壯大、國家平穩(wěn)進入“橄欖型”社會結構的重要內容。緩解“中產階層焦慮”需要在以下方面有所著力：

有效抑制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不僅導致物價上漲、房市股市泡沫，而且直接影響到國民消費力。盡管中產階層在經濟增長中受益，但他們也是承受力較脆弱的群體，政府對該群體的需求關注度不夠充分、對中產階層訴求反應不夠靈敏，加劇了中產階層的不安全感和焦慮。在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國家更要運用靈活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把控經濟增長與經濟穩(wěn)定之間的尺度；同時準確把握形勢，審慎運用宏觀調控手段，等等。

完善抵抗市場風險的機制。經濟新常態(tài)已成為既定事實，如何應對增速放緩所帶來的市場沖擊，發(fā)揮中產階層的勞動力優(yōu)勢，是幫助中產階層度過財富獲取瓶頸的關鍵。一方面，中產階層要具備更為理性的精神和認知，合理追求物質生活水平，合理安置自身財產；另一方面，國家要加強宏觀調控，做好市場風險防控與預警，采取扶助政策，減輕就業(yè)市場崗位競爭，為中產階層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等發(fā)展機會。

完善國家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我國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層面的制度缺失，使得中產階層的財富成為他們保障未來生活的唯一砝碼。因此，國家有必要在制度層面完善再分配管理，加大對中產階層在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層面的制度支持，包括提升義務教育質量、擴大醫(yī)療保障覆蓋度、合理分配住房補貼、實行針對性的稅收優(yōu)惠等。只有加大對解決社會問題的投入，將財富從對生活風險的儲備中解放出來，中產階層才能更好發(fā)揮其巨大的消費潛力，推動社會結構轉型，緩解社會沖突。

總而言之，中產階層所引領的“橄欖型”社會轉型是一個逐步完成的漸進過程，在階層累積和上升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困惑。這一過程的平穩(wěn)度過，不僅需要國家宏觀調控和公共政策的加持，也需要中產階層調整心態(tài)、認清社會現狀，發(fā)揮創(chuàng)造力，從而推動國家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發(fā)展。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戴維·波普諾著、李強等譯：《社會學(第十一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責編/張寒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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