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用可能會抑制或代替市場信用的功能。政府通過發(fā)債來彌補財政赤字的行為可能會擠出私人部門的投融資活動，這種擠出效應可以通過當期可支配收入的減少以及未來稅收提高的預期傳遞到市場上。我們知道，在任何一段時期內，政府部門的盈余和私人部門的盈余之和決定了經濟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政府信用對市場信用的擠出效應意味著其政府信用擴展對于外部均衡所產生的影響可能是不確定的。一般認為，政府信用擴張會增加本國的貿易赤字。

政府信用還可能會擴張或補充市場信用。在一些情形下，市場信用可能必須依賴政府信用才能存在。一些正外部性較大的投資，政府提供的擔保可以幫助企業(yè)從市場上獲得融資，這雖然可能會被統(tǒng)計為私人投融資活動，但也給政府帶來了或有負債。政府和企業(yè)成立公私合營（PPP）企業(yè)來進行公共品的生產，也屬于這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信用和市場信用同時擴張，會降低經濟對于外部需求（出口）的依賴。政府信用的過度使用可能會刺激市場信用的過度膨脹，形成經濟的內外部失衡，中國近期經歷的企業(yè)債務水平快速上升可能就屬于這種情況。

政府信用的擴張可能會擠占市場信用的空間，也可能會促進市場信用，把握政府信用的邊界是保證經濟效率的關鍵，也是保證經濟內外平衡的關鍵。在權衡政府信用和市場信用時，我們可以把握以下幾個原則：一是外部性原則，政府信用適用于外部性較強，且市場信用無法把這些外部性進行充分定價的行業(yè)或領域；二是信息優(yōu)勢原則，政府和市場在信息生產上各有優(yōu)勢，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其信息生產上的優(yōu)勢引導市場；三是激勵相容原則，政府信用的最大劣勢可能來自激勵扭曲，帶來了許多的低效率投資行為，引發(fā)經濟失衡，這要求我們合理設計政府信用參與的形式和結構；四是內外平衡原則，在不同階段，隨著國家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政府信用參與的領域應該有所側重，在外部需求旺盛的時候，我們應該側重于較為中性的政府信用的使用，而在外部需求不足時，我們應該更多地利用政府信用促進市場信用。

明確政府職能與預期管理。政府職能的邊界問題中很重要的一條是權責明確。有界政府本身是一個關于政府職能范圍的理念，但重要的也許不只是政府職能邊界的大小，我們還需要讓市場看到政府職能的明確邊界，這樣才能形成合理的預期。政府應該給市場設立什么樣的預期呢？既要保證政府的公信力，又不能讓市場有過高的期望從而帶來失衡。2015年的股災，除了一些外部干擾因素，政府對于股市的操控能力與市場預期不符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而地方融資平臺債臺高筑是另外一個例子。由于官員激勵機制和稅制等的原因，地方政府有較強的投資欲望，又缺乏足夠的資金，因此設立城投公司，并通過政府擔保幫助其獲得低成本融資，繞過了地方政府發(fā)行市政債券的約束；然而，投資者簡單地認為只要有地方政府擔保就是安全的，由此造成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越來越多，而其本身的效益和地方政府的財力都難以支撐，這種過度信任的最終結果可想而知，地方政府撤回了部分擔保，可以視為變相違約，許多債務成為不良貸款。因此，當資本市場對于政府職能的邊界缺乏準確預期時，風險無法準確認定，從而帶來資本市場的扭曲和失衡。在西方資本市場，投資者風險自擔，對政府有零預期，但這是一種準確的預期。

即使我們擁有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也無法假設所有個人和企業(yè)會全心全意配合政府意圖。政府參與資本市場活動的過程，是政府與市場的博弈，是一種交易，而政府職能邊界的清晰，就像科斯提出的產權明晰一樣，有利于交易的達成，有利于資本市場風險的準確定價，從而提升效率和社會福利。對于市場活動的監(jiān)督和管理，比較合適的做法是設立負面清單，這樣可以鼓勵市場的創(chuàng)新；而對于政府職能的界定，我們可能需要設立正面清單，作為政府職能的一個自我約束，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有事找政府”可能已經不太適于描述政府職能的定位了。政府職能邊界的明晰需要依賴包括立法在內的承諾機制，這就需要我們精巧的頂層設計，既保證承諾機制的有效性，又保證必要時政府突破現(xiàn)有職能邊界的靈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