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來土耳其國內政治變化不斷，抗議、政變、肅清、公投、選舉、體制轉換、緊急狀態(tài)法等等，不一而足；外交方面，土美矛盾日趨加劇，土歐之間陰晴交織，土俄之間關系時好時壞，土耳其似乎充滿了“不確定性”。但是伴隨著對土美關系的深層解讀和對新的“土耳其—歐洲”敘述框架的探索，了解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土耳其“民族觀念運動”，便可更好地理解當下埃爾多安新土耳其的國家發(fā)展理念，也可理解土美、土歐關系的張力，以及自20世紀70年代之后美國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發(fā)生轉變的原因。
【關鍵詞】新土耳其 土美關系 土歐關系 民族觀念運動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9.001
近5年來，土耳其的內政外交似乎都在經歷著一系列的變化：2013年6月，在土耳其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爆發(fā)了加齊公園抗議事件，埃爾多安自2003年執(zhí)政以來首次遭遇重大內政危機；2013年12月，埃爾多安內閣的丑聞曝光，矛頭直指埃爾多安的親屬，信任危機漸露端倪；2014年8月，土耳其首次實行總統(tǒng)直選，政治體制開始轉變；2015年6月的議會選舉，正發(fā)黨的絕對優(yōu)勢地位遇到挑戰(zhàn)，不得不在11月進行二次選舉；2016年7月15日，一場未遂軍事政變深刻改變了土耳其內政外交的走向；2017年4月的修憲公投和2018年6月的總統(tǒng)選舉，宣告土耳其正式終結了實行近百年的議會共和制，轉變?yōu)榭偨y(tǒng)握有更大實權的總統(tǒng)制政體。
外交方面，2015年11月24日，土耳其將一架俄羅斯戰(zhàn)機擊落，不僅土俄兩國由此交惡，一時間還讓整個世界都為俄羅斯—北約的關系備感焦慮。但只幾個月過后，2016年8月埃爾多安訪問俄羅斯，土俄兩國關系不但迅速“轉暖”，而且還急劇“升溫”！相比之下，土耳其與美國的關系自2016年7月的未遂軍事政變之后便急轉直下，直至埃爾多安揚言要“尋找新的朋友和盟友”；[1]土耳其與歐盟之間則在2017年初土耳其的修憲公投期間彼此惡言相加，使得雙方關系跌至冰點，土耳其的“入歐”之路愈發(fā)遙遠坎坷。
以上諸種，似乎無不彰顯出土耳其政治的不確定性。但是，仔細分析這些事件尤其是土耳其與歐、美之間外交關系發(fā)展的來龍去脈，則又可發(fā)現(xiàn)一種一以貫之的土耳其的政治邏輯，正是因為這一內在的不變的政治邏輯，才引發(fā)出變動不居的政治現(xiàn)象。國際社會普遍把土耳其歸為“西方陣營”，其社會與政治的“確定性”或“不確定性”，也首先對西方陣營自身構成意義，甚至也首先是從西方陣營的視角予以考量的。鑒于此，本文將主要從土—美關系、土—歐關系，以及土耳其內部的政治發(fā)展來進行探討。
難以“確定”的土美關系
當前土耳其與美國的關系主要有兩個癥結，一是費圖拉·居倫的引渡問題，一是庫爾德問題。
2016年7月的未遂軍事政變，土耳其社會普遍認為是由僑居在美國的土耳其宗教領袖費圖拉·居倫策劃，因此要求美國將居倫引渡回土耳其。美國方面則斷然否認。雙方圍繞此事齟齬不斷，爭吵升級。2018年7月26日，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因為土耳其拒不釋放因牽涉間諜和恐怖活動而被土方拘捕的美國牧師安德魯·布倫森，在推特上炮轟土耳其，聲稱要對土耳其“實施重大制裁”，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則在推特上回應稱“沒有誰能指使土耳其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土耳其也絕不會容忍來自任何人的威脅”。8月1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對與布倫森案相關的兩位土耳其官員——土耳其司法部長阿卜杜勒·哈米特·居爾和內政部長蘇萊曼·索伊盧實施制裁，凍結他們在美國境內的資產，美國企業(yè)和個人不得與其進行交易往來。8月4日，土耳其總統(tǒng)埃爾多安在首都安卡拉表示，土耳其將凍結美國司法部長和內政部長在土資產，以作為對美國制裁措施的對等回應。8月10日，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以推文下令將土耳其鋼鐵和鋁產品進口關稅提高一倍，即分別征收50％和20％，土耳其里拉應聲暴跌！同時“暴跌”的還有土美關系。8月11日，埃爾多安在《紐約時報》上撰文，威脅說如果美國不改變對土耳其的政策，土耳其將“尋找新的朋友和盟友”。美國的智庫專家們開始擔心土耳其因此會投入俄羅斯的懷抱，憂慮美國是否能承受得住“失去土耳其”。[2]
如果說費圖拉·居倫的引渡問題只是埃爾多安政府對美斗爭的策略和手段的話，庫爾德問題則不僅觸碰了土耳其國家的核心利益，也涉及到土美關系的核心。埃爾多安對美國不滿，是因為在敘利亞問題上，美國支持敘利亞的庫爾德民主同盟黨（PYD），而在土耳其看來，PYD是庫爾德工人黨（PKK）的一個分支，PKK早已被界定為恐怖組織，是土耳其社會穩(wěn)定的最大威脅。埃爾多安曾警告美國，對庫爾德民主同盟黨的支持就相當于對恐怖組織的支持，但美國置土耳其的國家利益訴求不顧，繼續(xù)加強與PYD的合作。[3]
美國在庫爾德人問題上何以一意孤行？這個問題其實也是了解美國對土耳其外交政策變化的一把鑰匙，是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土美關系變化的本質反映。
現(xiàn)代土美關系肇始于二戰(zhàn)之后，一個重要的促成因素是美國對蘇聯(lián)的冷戰(zhàn)政策需求。1952年1月7日，土耳其與美國簽署了《土耳其—美國雙方安全問題協(xié)定》。隨后，1952年2月18日，土耳其正式加入北約組織。自土耳其加入北約之后，直到1960年代，這二十年可謂是土美關系的蜜月期：1957年2月5日，美國的“艾森豪威爾主義”出籠，土耳其于1957年3月22日加入支持“艾森豪威爾主義”的行列；1959年3月5日，土美簽訂了《土耳其—美國安全合作協(xié)定》；1969年7月3日，土美兩國又簽訂了《土耳其—美國聯(lián)合國防合作協(xié)定》。
但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始，一方面因為愛琴海地區(qū)關系發(fā)生變化，一方面是因為土耳其內部社會政治的變化，土美關系開始出現(xiàn)摩擦。1974年7月，土耳其埃杰維特政府開始軍事介入塞浦路斯，導致美國在1975年2月對土耳其實行武器禁運，土耳其政府則在1975年7月26日取消了兩國在1969年簽訂的《國防合作協(xié)定》，以此抗議武器禁運措施。20世紀80年代，“亞美尼亞大屠殺”問題幾乎每年都會出現(xiàn)在美國國會。1989年10月，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通過了亞美尼亞種族滅絕草案，土耳其迅速做出反應，凍結了雙方的軍事合作，并且攔截了來自因切利克空軍基地的F-16戰(zhàn)斗機。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蘇聯(lián)解體，冷戰(zhàn)結束，土耳其對美國的戰(zhàn)略地位發(fā)生了巨大（如果不是根本性的話）變化，除原來的塞浦路斯問題、亞美尼亞大屠殺問題之外，從1995年開始，美國又開始利用《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遏制土耳其，指責土耳其侵犯了境內庫爾德人的人權，庫爾德問題由此成為土美關系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自1996年之后，不論土耳其世俗派或伊斯蘭派精英想同美國合作什么，都會遭到美方的拒絕；不論是正式會晤或者非正式見面，美方都會談論希臘與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和愛琴海問題上的矛盾、土耳其東南部地區(qū)的違背人權問題、庫爾德等少數民族待遇問題，以及亞美尼亞種族滅絕問題！
土耳其人發(fā)現(xiàn)，美國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改變了，五六十年代的那種“扶持”政策一去不復返了，美國開始以各種“問題”尤其是庫爾德問題“牽制”土耳其！至于美國對土政策為何發(fā)生轉變，除冷戰(zhàn)結束這一大背景外，一個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土耳其自身政治發(fā)展的伊斯蘭轉向所造成的，關于這一點我們下文還會涉及。但是，土耳其畢竟是北約的一員，在中東地緣政治中擁有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美國既不愿過多承擔對土耳其的雙邊外交義務，又不想放任土耳其走獨立激進的外交路線，美國隨即在北約框架內進行戰(zhàn)略資源調配。1997年12月，時任總統(tǒng)比爾·克林頓在華盛頓的一場新聞發(fā)布會上宣布，美國將積極促成剛被歐盟拒絕加入的土耳其融入西方社會，并且稱贊土耳其是美國的親密伙伴。于是，1999年，土耳其艱難獲得了歐盟候選國資格；2005年，土耳其和歐盟正式開啟入盟談判。
探索新的“土耳其—歐洲”敘述框架
如前文所述，土耳其尋求加入歐盟，在相當程度本是美國的一種“戰(zhàn)略安置”，談判過程坎坷漫長可以想象，十年間雙方僅談判了16個章節(jié)就戛然而止也完全可以理解。2018年1月，在巴黎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土耳其總統(tǒng)埃爾多安抱怨道：“我們等待了好多年，期待加入歐盟，我和我們的民族都為此感到精疲力盡，這一狀況或許會迫使我們做出最終選擇。”
如果我們把埃爾多安在《紐約時報》上發(fā)出的“尋找新的朋友和盟友”的聲音看作是“警告”或“威脅”的話，那么他在巴黎所說的“迫使我們做出最終選擇”的言辭只能是無奈的“抱怨”。他的巴黎之行更多的是為了“修復”與歐盟之間的關系，因為2016年7月未遂政變后埃爾多安所采取的嚴厲的肅清行動讓多達16萬人受到牽連，歐盟認為土耳其已經越來越偏離“法治”的框架，而正發(fā)黨的一黨獨大與埃爾多安本人的威權主義，也使得土耳其政治與“民主”漸行漸遠。[4]而在過去的2017年，埃爾多安為了讓在土耳其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修憲公投”獲得通過，荷蘭、法國、德國各自的領導人為了獲得國內大選的成功，都堅定不移地訴諸“民族主義”話語，埃爾多安甚至動用“納粹余孽”的激烈言辭攻擊德國和荷蘭，默克爾則咬牙切齒回應“埃爾多安治下的土耳其永遠無法加入歐盟”。
公投與大選的慷慨激昂過后，必須重新面對具體利益的計較和現(xiàn)實政治的權衡。2018年1月4日，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說，他的新年愿望是與德國搞好關系。“在土耳其看來，土德關系不存在任何危機，土耳其與德國不存在問題。不過，德國對土耳其持有異議。”1月4日，土耳其總統(tǒng)發(fā)言人易卜拉欣·卡林對媒體表示，土耳其以加入歐盟為其戰(zhàn)略目標，希望與歐盟開啟新一輪入盟談判。1月5日，在法國巴黎愛麗舍宮，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歡迎到訪的土耳其總統(tǒng)埃爾多安。輿論認為，埃爾多安此次訪法除了改善土法關系外，還意圖緩和跌入谷底的土歐關系，重啟擱置的入盟談判。1月7日，保加利亞總理鮑里索夫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表示，保方將付出更多努力幫助土耳其和歐盟實現(xiàn)關系正?；?。1月20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表示，德國支持保加利亞調解陷入僵局的歐盟和土耳其關系。
然而，歐盟與土耳其是否真的能夠和好如初，重新開啟陷入停滯的入歐談判，土耳其與歐盟的關系最終能夠達到一個什么樣的高度呢？根據歐盟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協(xié)調員羅德里希·吉賽維特（Roderich Kiesewetter）的看法，盡管歐盟對土耳其是言辭犀利，但與土耳其的入歐談判還應該繼續(xù)下去，因為“現(xiàn)在與土耳其劃清界限只會使土耳其內部的激進分子更為強大”。[5]
吉賽維特以談判“拴住”土耳其的思維頗具“偽善”的味道。無獨有偶，2018年3月23日，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官網刊發(fā)了土耳其《共和報》首席記者阿斯利·艾丁塔斯巴斯（Asl? Ayd?nta?ba?）的一篇題為《偽善的小魅力：歐盟—土耳其關系評估》（The Discreet Charm of Hypocrisy: An EU—Turkey Power Audit）的文章，題目中就赫然使用了“偽善”字樣。按照作者的意思，用“偽善”描述歐盟—土耳其關系其實不是他的發(fā)明，而是源自于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在回應埃爾多安關于歐盟讓土耳其等待得有些“精疲力盡”時，馬克龍指出，“我們必須從偽善中走出來，寄希望于毫不努力而開啟新篇章是不可能的”。[6]
根據艾丁塔斯巴斯的報告，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對歐盟28國關于土耳其的看法所進行了采訪調查，結果顯示，只有7%的普通受訪者認為他們國家的民眾會支持土耳其加入歐盟，高達70%的受訪者認為，土耳其近兩年來在歐洲民眾中不斷惡化的公眾形象是導致人民普遍反對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原因。與普通民眾受訪者形成鮮明對照的是，22個歐盟成員國的受訪官員都認為“土耳其將會是歐盟一個重要的戰(zhàn)略伙伴，會讓歐盟變得更加強大”。在受訪的決策者中，支持其政府“將土耳其變?yōu)闅W盟一員”的占46%，另外25%“強烈支持”自己的政府與土耳其建立伙伴關系，但大多數歐盟國家都希望把土耳其置于“自己人”與“外人”之間的“臨界狀態(tài)”，或者“應采用一種新的表達方式來描述歐盟與土耳其關系的重要性”，如用“土耳其和歐洲”這種敘事模式，而不是“土耳其和歐盟”，以避免大家將注意力集中在疲憊不堪的談判流程上。[7]
以上調查結果說明，土耳其與歐盟目前的狀態(tài)或許是“最好的狀態(tài)”：歐盟繼續(xù)“虛情假意”地與土耳其保持密切關系，土耳其則可利用這種“偽善”與歐盟建立一種新的合作模式，保留其入歐現(xiàn)狀。雖然歐洲公眾強烈反對土耳其加入歐盟，但幾乎所有的歐洲政府都認為，他們應該“維持”土耳其入歐申請的現(xiàn)狀，但無需進一步“推進”。
至于為什么歐盟的決策層感到無法“放棄”土耳其，雖說28個國家各有盤算，如希臘、塞浦路斯和保加利亞可能會認為土耳其入歐能減少對他們國家安全的威脅；波蘭可能擔心德國過于強大，土耳其的參與有助于制衡德國，等等，但土耳其在經濟方面的吸引力不容忽視。土耳其擁有約8000萬人口，比任何一個歐盟國家都大，對歐洲而言是個巨大的市場，堪稱“歐洲的中國”（見表1、表2）[8]。
土耳其政治發(fā)展的內在邏輯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其國內政治的延續(xù)。土耳其之所以讓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及歐洲感受到“不確定性”，說明美、歐國家在接受、理解土耳其的內政外交政策方面感到越來越困難。西方學術界普遍認為，土耳其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是基于如下兩個原則的：第一，土耳其是“西方”的一員，這就意味著土耳其應該奉行自由、民主政治，但目前的情況是，自2016年的未遂政變后，土耳其在西方社會看來既不自由，也不民主了；第二，作為“西方”陣營的一員，土耳其在外交政策方面應該與西方陣營一致，但是土耳其在敘利亞問題上與美國的政策南轅北轍，土耳其甚至還購買俄羅斯的S400導彈防御系統(tǒng)！[9]
土耳其對上述西方社會兩原則的“背離”，其實正是對埃爾多安“新土耳其”發(fā)展目標的堅守。所謂“新土耳其”，是學者們對正發(fā)黨長期統(tǒng)治下的土耳其所發(fā)生的一系列變化的統(tǒng)稱，埃爾多安可以說是新土耳其論的代言人，而前任總理達武特奧盧則是新土耳其論的詮釋者。“新土耳其”之新，體現(xiàn)在如下幾個維度：第一，在國家政治模式上，突破凱末爾主義在政教關系上的專斷，強調伊斯蘭傳統(tǒng)和民主政治的結合，尋求宗教與世俗主義之間的平衡；第二，經濟上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通過私有化、吸引外資、規(guī)范金融業(yè)等措施穩(wěn)定宏觀經濟，實現(xiàn)經濟快速增長；第三，對外政策上，調適傳統(tǒng)親美、親西方的外交路線，積極介入中東事務，并以伊斯蘭世界的領導者自居，奉行多維度和更加獨立的外交政策，包括重視發(fā)展與中國和俄國的關系；第四，在身份認同上，更加強調自身文化的主體性，重視伊斯蘭因素和奧斯曼歷史在維系和建構國民認同上的價值。[10]
需要指出的是，埃爾多安或正發(fā)黨所走的這條“新土耳其”的發(fā)展道路，是植根于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土耳其“民族觀念運動”的思想沃土和政治實踐經驗之上的。
1970年，土耳其政治家、前總理納杰梅丁·埃爾巴坎（NecmettinErbakan, 1926～2011年）創(chuàng)建了土耳其第一個伊斯蘭政黨——民族秩序黨，標志著土耳其政治伊斯蘭的正式崛起。民族秩序黨的領導者希望恢復傳統(tǒng)的價值和制度，認為凱末爾主義者以西方模式取代伊斯蘭以及奧斯曼國家的歷史和文化是個歷史錯誤，同時也是當代土耳其各種不幸的根源。他們的目標是要建立“民族秩序”，結束西方化的進程，而土耳其的身份和未來應該與穆斯林世界而不是西方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
1971年，民族秩序黨由于“反對國家的世俗主義本質”被軍事政變所推翻取締。1972年，埃爾巴坎的追隨者又組建了民族救贖黨，口號是“偉大的新土耳其”，試圖如民族秩序黨一樣調和伊斯蘭主義和土耳其民族主義。該黨認為，西方化進程已經導致土耳其社會的分裂和國家的落后，只有以安納托利亞為基地發(fā)展重工業(yè)的經濟措施，才能創(chuàng)造一個遠離西方的強大國家，使土耳其成為穆斯林世界的領導者。1973年，該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得了12%的選票，成為第三大政黨，并與共和人民黨組成了聯(lián)合政府，埃爾巴坎則當選為副總理，標志著政治伊斯蘭作為合法力量在土耳其政壇的首次登場。在上世紀70年代，埃爾巴坎三次當選聯(lián)合政府的副總理，[11]成為土耳其伊斯蘭運動的代表人物，為土耳其伊斯蘭政治奠立了堅實的基礎。
1980年，民族救贖黨為美國支持的軍事政變所取締。1983年，埃爾巴坎重新以民族救贖黨為基礎組建了新的政黨——繁榮黨（1983年6月19日～1998年1月16日），并于1995年獲取選舉勝利。后來，軍方和憲法法庭再次以伊斯蘭政黨對世俗體制構成威脅為由而將之取締，隨后建立的美德黨（1997年12月17日～2001年6月22日）也未能避免被取締的厄運。2001年，與上述伊斯蘭政黨一脈相承的正義與發(fā)展黨（正發(fā)黨）建立，并與2002年獲得大選成功，連續(xù)執(zhí)政至今。
以上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登上土耳其政治舞臺的一系列伊斯蘭政黨運動被稱為“民族觀念運動”。[12]在連續(xù)四十年的時間里，這些政黨雖然不斷被取締，但其成員依然每次都會組建新的政黨，以保證“民族觀念運動”的延續(xù)性。“民族觀念運動”的使命之一在于極力推廣伊斯蘭主義，其伊斯蘭意識形態(tài)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方面：實現(xiàn)土耳其的經濟和精神發(fā)展，重現(xiàn)奧斯曼帝國時期的輝煌，運用宗教話語解釋政治問題，積極培養(yǎng)接受伊斯蘭主義的新公民。在對待文明問題上，該運動對凱末爾主義者的現(xiàn)代化工程表示懷疑，希望能再造一個與西方文明相抗衡的文明，即重新理解并確認伊斯蘭文化對于土耳其進步的意義，批判對西方的盲目羨慕與模仿心態(tài)，恢復奧斯曼帝國時的輝煌。[13]在對外關系方面，“民族觀念運動”政黨制定了與其他主流政黨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埃爾巴坎及其支持者認為，他們所處時代的國際政治體系是“力量決定一切”的體系，是由推崇權力、財富和利益的西方文明來控制的，極易產生戰(zhàn)爭、沖突和壓迫，無法使人類得以救贖，因而只能從穆斯林世界尋求解決之道。為此，該運動建議成立“穆斯林國家聯(lián)盟”和“穆斯林國家防衛(wèi)與合作組織”，[14]從而實現(xiàn)外交政策由親西方向親伊斯蘭世界的轉向。[15]
結語
了解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土耳其“民族觀念運動”，便可更好地理解在埃爾多安領導下的新土耳其的國家發(fā)展理念，也可理解土美、土歐關系的張力，以及為什么自20世紀70年代之后美國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發(fā)生轉變。只要“新土耳其”的國家發(fā)展路線繼續(xù)維持，美國就需要不斷調適它在中東的政策，包括對土政策；歐洲就需要尋找歐土關系的新的闡釋框架；土耳其就有可能與俄羅斯、中國等發(fā)展更為密切的雙邊關系。但是，用土耳其前外長亞沙爾·亞克什（Yasar Yakis）的話說，這并不意味著土耳其在外交上“轉換陣營”，[16]或者用土耳其駐華大使埃明·約南（Emin Onen）的話說，土耳其與俄、中交好并非“戰(zhàn)略轉變”。[17]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土耳其內政外交政策與‘一帶一路’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7JZD036）
注釋
[1]Recep Tayyip Erdogan, "How Turkey Sees the Crisis With the U.S.", New York Times, August 10, 2018.
[2]Matthew Bryza, "The U.S. Can't Afford to Lose Turkey",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5, 2018.
[3]關于庫爾德問題的演進，可參考李秉忠：《土耳其艱澀的民主化進程與庫爾德問題的演進（1950～1980）》，《史學集刊》，2017年第3期。至于美國庫爾德政策的背后的原因，可參考拙文《未遂政變后土耳其外交向何處去？》，《新民晚報》，2016年8月15日。
[4]鑒于土耳其總統(tǒng)埃爾多安在未遂政變后宣布將嚴厲懲罰政變參與者，甚至要恢復死刑。歐盟外交委員莫蓋里尼明確表示，對歐盟而言，土耳其國內保障基本人權和民主是重要的，發(fā)生未遂政變不應成為抽走國家法治結構的理由，而若恢復死刑，則土耳其便永遠不能入盟。奧地利新總理更表示應暫停土耳其入歐盟談判。
[5]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8-17/doc-ifxvctcc7865107.shtml.
[6][7]https://www.ecfr.eu/publications/summary/the_discreet_charm_of_hypocrisy_an_eu_turkey_power_audit，中文摘譯參見《國外社會科學文摘》，2018年第3期。
[8]圖表的數據來源于土耳其國家統(tǒng)計局網站：http://www.turkstat.gov.tr/Start.do;jsessionid=hvC3byrLpdqZLhpRp2B5vDbRQ3nYxpX46q6nygGZTjSl1M5HQmrG!-1322867679。
[9]Richard N. Haass, "The West Must Face Reality in Turkey", Project Syndicate, August 15, 2018.
[10]劉義：《埃爾多安“新土耳其”論語“土耳其模式”的危機》，《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1期。
[11]納杰梅丁·埃爾巴坎第一次擔任副總理是從1974年1月26日至1974年11月17日，時任總統(tǒng)為比倫特·埃杰維特（Bülent Ecevit），此時正值塞浦路斯危機時期；第二次擔任副總理是從1975年3月31日至1977年6月21日；第三次擔任副總理是從1977年7月21日至1978年1月5日，后兩次時任總統(tǒng)均為蘇萊曼·德米雷爾（Süleyman Demirel）。
[12]關于土耳其的民族觀念運動，可參見拙文《土耳其的民族觀念運動：以伊斯蘭政黨的興起與發(fā)展為中心》，《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5期。
[13]Muzaffer Ercan Yilmaz,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The Case of the Welfare Party, p. 369.
[14]發(fā)展中八國集團是一個致力于可持續(xù)經濟發(fā)展的非地區(qū)性的政府間組織，由土耳其已故前總理埃爾巴坎倡議，于1997年6月15日經過政府首腦峰會達成的《伊斯坦布爾宣言》而宣布正式成立，成員國都是穆斯林國家，包括孟加拉國、埃及、印度尼西亞、伊朗、馬來西亞、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地理范圍橫跨東南亞和非洲。參見："Brief History of D-8", http://www.developing8.org/About.aspx。
[15]Yücel Bozda?l?o?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130-136.
[16]王琳：《專訪土耳其前外長：土若轉換陣營，恐引發(fā)中東巨震》，https://www.yicai.com/news/100010903.html。
[17]《土耳其駐華大使埃明·約南：土耳其與中國交好并非“戰(zhàn)略轉變”》，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8-08/12882923.html。
責 編／周于琬
The Unchanged Amid the Changes: Analysis of Turkey's Current Situation
Guo Changga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omestic political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one after another in Turkey, including protests, coups, cleanups, referendums, elec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the enactment of an emergency law. On the diplomatic front, its increasingly tense relations with the US and its intermittently gloomy relations with Europe and Russia have created considerable "uncertainty". But based on the deep interpretation of the Turkey-US relationship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ew "Turkey-Europe" narrative framework,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Turkish "National View Movement" since the 1970s helps to better understand Erdogan's New Turkey national development philosophy, the elasticity of Turkey's relations with the US and EU,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 Turkey since the 1970s.
Keywords: New Turkey, Turkey-US relations, Turkey-EU relations, National View Movement
郭長剛，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土耳其研究中心（教育部國別和區(qū)域研究備案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古代羅馬史、西方社會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古羅馬的智慧：傳統(tǒng)與務實的典范》（合著）、《失落的文明：古羅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