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息科技創(chuàng)新是第三輪科技革命的重要方面，也是國家治理的核心議題。以信息技術創(chuàng)新為中心，能夠凝攏其他相關技術集群，發(fā)揮巨大的創(chuàng)新合力，煥發(fā)無窮的社會活力，豐富廣闊的社會空間。但是各類技術競爭和壟斷、各式未知的風險，甚至激烈的貿易爭端和政治斗爭也同時伴生。國家需要建立涵蓋利益共享、風險溝通與制度保障等內容的治理體系，確保社會各方形成相互適應的、彼此可預期的和以理性認識為基礎的科技創(chuàng)新環(huán)境，維護國家的發(fā)展、安全和進步利益。需要建立新形勢下技術創(chuàng)新風險國家治理的目標導向、制度導向和觀念導向，通過風險國家治理的國際話語權斗爭、科學系統(tǒng)的方法論以及協(xié)商運作機制等關鍵路徑取得實際效果的最大化。

【關鍵詞】信息科技創(chuàng)新  創(chuàng)新風險  國家治理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2.005

人類發(fā)展實現了從農業(yè)社會到工業(yè)社會、從工業(yè)社會到后工業(yè)社會的偉大跨越。世界各國在后工業(yè)社會的競爭集中體現在建設“信息社會”的競爭。信息社會從無到有、從模糊概念到具體操作、從探索爭議到大膽實踐、從技術革新到政府監(jiān)管，每一步都煥發(fā)出成功的巨大能量，同時又充滿著新事物的未知風險。信息科技創(chuàng)新風險的國家治理是當今世界面臨的共同問題，具有全球性特征。具體表現為：（1）國家利益至上。信息創(chuàng)新、數據保障、風險防控等涉及國家發(fā)展、安全和進步利益的重大問題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進行國家治理的中心任務。如俄羅斯《主權互聯網法》在2019年11月正式生效，12月即成功完成主動切斷與全球互聯網連接的“斷網”試驗。（2）國家核心主導。世界主要國家為了占據關鍵技術的領導權，都采取了以政府為主、多方參與的國家行動戰(zhàn)略。如德國、法國等歐洲國家近10年來都特別加強了中央政府在國家創(chuàng)新治理的領導決策、資源配置和制度保障方面的核心作用。（3）國家實力斗爭。創(chuàng)新治理成為國家之間經濟、政治領域合作和斗爭無法回避的現實課題。如意大利追隨法國從2020年開始向科技公司征收“數字稅”，全球“數字稅”國際游戲規(guī)則制訂“狼煙四起”，華為5G受到美國不公正壓制，等等。從國內形勢看，中國目前進入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發(fā)展階段，科技創(chuàng)新已經成為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核心推動力。中國政府歷來高度重視科技創(chuàng)新，將其列為關鍵性的國家戰(zhàn)略，出臺了一系列扶持和鼓勵政策。2019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以創(chuàng)新驅動和改革開放為兩個輪子，全面提高經濟整體競爭力，加快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近年來，我國在數字金融、人工智能、區(qū)塊鏈技術、航天技術、生物科技、能源科技、交通科技和環(huán)?？萍嫉雀鱾€領域取得了廣泛而重要的創(chuàng)新型成就。信息在技術創(chuàng)新中發(fā)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當前，我們需要站在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的高度上重視信息技術創(chuàng)新的風險防控。

信息科技創(chuàng)新的國家利益

眾所周知，國際秩序正發(fā)生著顯著變化。傳統(tǒng)西方大國在國際政治和外交活動上表現出從外部選擇型“收縮”轉向內部利己型“保護”；在經濟活動上推行“反全球化”策略，同發(fā)展中國家利益訴求形成一定程度的對峙，一些正常的市場推廣和競爭行為無端受到政治敵視；在科技創(chuàng)新方面，高科技“技術封鎖”和“壁壘”越演越烈，“雙重標準”肆意橫行，常常蠻橫無理。如2020年伊始美國政府發(fā)布生效新規(guī)，針對中國等國家限制人工智能軟件的出口。世界意義上的時代巨變給中國的發(fā)展出了諸多“考題”“難題”。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不畏挑戰(zhàn)、不懼艱辛，在“變局”中創(chuàng)造機遇，在“風浪”里錘煉筋骨。當今技術創(chuàng)新促進知識爆發(fā)式生長，且呈現為知識類型的深度異質化，但知識關聯卻更為緊密的趨勢。技術創(chuàng)新的直接參與者、技術服務與監(jiān)管的政府部門和技術成果的公共享有者之間必須建立起諸多共識，形成社會整體格局。政府需要搭建涵蓋利益共享機制、風險溝通機制與運行保障機制等內容的國家治理制度體系，確保社會各方形成相互適應的、彼此可預期的和以理性認識為基礎的科技創(chuàng)新環(huán)境，維護國家的發(fā)展、安全和進步利益。

國家的發(fā)展利益?？v觀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的發(fā)展轉型成為歷史潮流和時代主旨，許多國家建設信息社會的大幕正在拉開，中國也同樣如此。中國到本世紀中葉要實現現代化強國目標就必須緊密、實質性參與和推動新一輪技術革命。“人類文明的發(fā)展正迎來更高層次的信息文明，在人類歷史發(fā)展的當下關口，中國作為大國真正崛起，所要引領的正是信息文明。”[1]與工業(yè)社會的技術創(chuàng)新有著很大不同，信息社會的技術創(chuàng)新不但出現的領域廣泛，涵蓋生命、材料、通訊、智能、能源等，而且技術創(chuàng)新的應用呈現出大規(guī)模、廣覆蓋、集成式的特點。信息技術創(chuàng)新帶來信息空間的“增容”。從物理數量上看，數字信息以壓倒性的優(yōu)勢超過了紙媒信息。數字信息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長，這種能級的增長率是非常驚人的。而紙媒信息所占的信息比重將越來越小，目前是千分之三四的水平，未來也必然會快速下降。信息技術創(chuàng)新作為核心的基礎要素，能夠支撐其他領域技術創(chuàng)新形成新的綜合體和產業(yè)群，更好打出“組合拳”，能夠實現信息社會變革所需要的引領動力。由于政治地緣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全球化對于拉動世界經濟增長出現持續(xù)乏力的狀況，整體世界經濟形勢不容樂觀。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最大特點是，技術與社會廣泛而深度的融合。當前形勢下，推動世界經濟復蘇，乃至保持增長，恰恰需要技術因素緊密聯合社會因素，既創(chuàng)造技術革新，更要實現社會變革。“現代信息技術及互聯網科技、大數據、現代金融等技術的快速升級換代式發(fā)展，不斷沖擊和改變社會的認知、認同及管理的組織方式；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日益增強，群體、組織、空間等有形的邊界日益模糊，組織和整合社會生活和社會秩序的主導權力來源和機制將持續(xù)發(fā)生改變。”[2]新技術革命呈現出技術集群的發(fā)展格局，即已經不再是單項技術創(chuàng)新帶動整體推進，而是系列化技術集群聯動突破，引發(fā)寬口徑、多領域的全局創(chuàng)新。有研究指出，在幾類關鍵行業(yè)，技術集群將形成第三次工業(yè)革命的核心。在上述技術集群中，信息技術起著統(tǒng)領全局和牽制進程的作用。以信息技術為中心，能夠凝攏其他相關技術集群，發(fā)揮巨大的創(chuàng)新合力，煥發(fā)無窮的社會活力，社會空間得以迅速膨脹。與此同時，各類大小不一的技術競爭和壟斷、各式未知的風險也同時伴生，國際政治舞臺和貿易領域也沖突頻現。

國家的安全利益。一段時期以來，世界主要發(fā)達國家投入大量財力和人力研發(fā)超級計算技術、網絡建模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等。“目前，世界主要制造業(yè)大國，美、日、德、中等都提出通過人工智能研發(fā)，實現傳統(tǒng)產業(yè)向智能制造產業(yè)轉化的發(fā)展戰(zhàn)略。”[3]有資料顯示，全球八成左右的信息技術核心軟件、操作系統(tǒng)以及數據處理系統(tǒng)都是由美國或美國主導的公司所控制。很顯然，引進和使用這些進口的信息系統(tǒng)、電子原件客觀上是存在很大風險的。關鍵技術和核心零部件依靠進口，面臨“卡脖子”風險。根據工信部對全國30多家大型企業(yè)130多種關鍵基礎材料調研結果顯示，絕大多數計算機和服務器通用處理器95%的高端專用芯片，70%以上智能終端處理器，以及絕大多數存儲芯片依賴進口。[4]前段時間發(fā)生的“芯片事件”就給我們強烈的警醒。眾所周知，美國憑借目前在信息技術方面占有的優(yōu)勢、壟斷和技術封鎖甚至政治打壓，在全球服務器基礎設施、關鍵芯片等方面占據了大部分市場份額。從國家安全、商業(yè)利益安全和信息安全的角度，我們完全有理由警惕，相關的制造公司自己或者在某些權力部門授意下，可能為了達到政治、情報或者商業(yè)競爭的目的，在某些系統(tǒng)或原件上做些“手腳”，如在軟件中內置特殊的“漏洞”（bugs），竊取用戶機密信息。以智能手機為例，蘋果手機雖然深受市場青睞，但是它對用戶信息的掌握也是極為寬泛的。它能夠實時確定用戶的位置，記錄用戶使用手機的路線軌跡，甚至獲得用戶全部的通訊數據。所有的網絡通訊數據可以第一時間傳輸到蘋果公司的服務器，被特殊存儲起來。由于存在不對稱的信息地位，用戶往往無法掌握這些軟件的源代碼，處于信息泄露的巨大風險之中。不僅在中國，世界上許多國家也都存在核心機密信息受到網絡攻擊的現象。一些看似保護嚴密的信息系統(tǒng)也難以抵擋某些懷有不可告人目的的第三方進行惡意破解和入侵，造成國家安全的極大風險。

國家的進步利益。改革開放40余年來，中國取得的進步有目共睹、舉世公認。在新的時代、新的征程、新的國際環(huán)境之下，中國的進步將永不停歇，也更需要實現高質量、持續(xù)化、穩(wěn)健型的國家進步形態(tài)。在日益復雜、競爭殘酷且容易表現出地緣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國際斗爭形勢之下，一方面我們要看到現有的風險預警、研判和管控體系存在較大的局限性，迫切需要新的體系去順應新的要求，在引導技術創(chuàng)新和規(guī)范使用方面相互促進，取得平衡。另一方面我們在看到數字經濟、人工智能技術、通訊技術、生物基因信息技術等具有極強社會吸納能力的同時，還要看到它們廣泛分布于社會經濟、生態(tài)、文化等全域系統(tǒng)，在某些情況下能夠引起連鎖反應，制造漣漪效應。技術創(chuàng)新同政策監(jiān)管之間存在目標指向上的起點差異，技術創(chuàng)新需要相對寬松、靈活、自主的環(huán)境氛圍，創(chuàng)新主體需要自主調配使用資源，自由探索未知領域，表現出一定的冒險精神；而政策監(jiān)管通常以求穩(wěn)為核心，相對約束和牽制新穎活動，特別是在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風險的時候，表現得尤為審慎。對于新技術應用到社會產生的后果分析，是一項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往往是單一技術項目方或單一行業(yè)組織無法勝任完成的。一些新技術應用到社會，可能眼前的直接效益是顯著的、巨大的。但由于缺乏充足的長期積累下來的數據或經驗去驗證技術的適宜性，當技術應用的邊界不斷拓寬時，風險評估手段往往過時、滯后，無法發(fā)揮實質作用，形同虛設。還可能導致的不利情況是，為了保持領先水平和壟斷地位，一些新技術在實際應用中積累的數據或經驗的公開獲得和使用仍存在障礙，不能成為推進風險評估技術提升的積極動力。

風險治理的國家主導

從全球范圍看，世界主要國家在信息技術創(chuàng)新風險的國家治理問題上都普遍遇到了一些共同的挑戰(zhàn)。這些挑戰(zhàn)反映在：微觀層面上的技術完善，如確立針對治理決策、實施等過程環(huán)節(jié)所使用的各類概念的規(guī)范標準，包括經濟效益、社會代價、民生意義等；中觀層面上的體系建設，如全方位構建風險評估體系，既包括客觀數據的指標反映，還包括精神、心理層面上的直觀體驗；宏觀層面上的信任氛圍，國際社會在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新秩序當中相互協(xié)調與合作的意識。由此，技術風險治理不是單純的市場行為，也不是交換關系的經濟活動，而是以政府為主、多方參與的國家行為。

風險治理的目標導向。人們已經取得了廣泛共識，在復雜的技術體系之下如何有效規(guī)避風險、實現風險管控是國家治理的重要任務。信息技術創(chuàng)新的根本目的是要為人類社會帶來福祉。不過，與此伴生的一些后果的不確定性以及造成這些不確定性的復雜機制，使人們對于它們的認識還很缺乏甚至盲目。“科學技術發(fā)展追求的是確定性，然而科學技術研究的過程和結果卻充滿了不確定性，其發(fā)展不僅突出和擴大了人們行動的不確定性，而且其在形成、運用、創(chuàng)新等每個環(huán)節(jié)都存在著測不準性，無論人們做出怎樣的努力，都實現不了對其未來的確定性預測。”[5]比如，人臉識別、數字貨幣等盡管前景廣闊、令人期待，但若疏于監(jiān)管，其技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難有保證的，可能衍生的社會問題也相對棘手。以數字貨幣為例，政府層面亦是對此非常謹慎。“從2014年至今，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究已經進行了5年。2017年，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正式成立。目前，該所已經申請了74項涉及數字貨幣技術的專利。”[6]再比如云計算的風險體現在：一是單方面的高度依賴性。用戶完全依賴于整個云計算系統(tǒng)鏈條的可靠程度。對于整個鏈條的每一環(huán)節(jié)，終端用戶能夠發(fā)揮出的主體能力非常微弱，幾乎處于被動的使用者地位，實際上等同于放棄了或者默認讓渡了自己能夠充分保障自身權益的訴求，基本全依仗單向度的信任去維持活動的合作關系；二是責任歸屬的模糊問題。雖然用戶活動高度依賴于云計算服務的提供方，但是只要出現使用上的爭議、糾紛或者事故，后果的責任確定和追究就較為困難。原因是整個云計算是一系列參與方完成的，雖然主體方是云計算的服務提供商，也就是云計算平臺的運營方，但完成云計算還必須要有網絡運營商、用戶等多方參與，信息的泄露或惡意截取在任何一方都可能發(fā)生，精準定責的難度較大，信息安全的防控等級也可能相應下降。只有在堅持風險國家治理主導之下，才有可能建立各當事方的協(xié)調合作機制。政府應當利用行政力量動員和組織行業(yè)、研究機構以及普通民眾，引導和聚焦以問題解決為治理目標，公平分配各參與方在責任擔當、利益分享和風險應對等方面合理的份額。

風險治理的制度導向?？萍紕?chuàng)新使得某些新型活動成本減少、操作復雜程度降低，如人臉識別技術、信息仿制和傳播技術等。這些活動所需要的設備和場地等硬件條件更為容易達到，加之一些組織和個人疏于倫理風險、社會風險評估，往往容易脫離政府管理機構的監(jiān)管，行為偏于冒險，進而引致爭議甚至危機。此外，將一些存在安全隱患、尚處于試驗階段的科研探索人為前置、擴大應用的邊界或者使其落入恐怖組織或反社會組織的手中，后果不堪設想，社會危害極大。新技術應用存在一個觀察和檢驗期。如果監(jiān)管部門批準技術應用準入的時間過長，可能會錯失機遇，導致經濟和社會效益受損；而準入時間過短，可能又不夠謹慎，后續(xù)補救任務繁多。因此，政府決策層的風險社會治理決心和智慧顯得極為重要，需要在全面考察利弊、代價承受和極端應對等方面情形中審時度勢、果斷決策。決策層雖然希望參考信息充分全面，但現實情況難以做到。技術創(chuàng)新有著自身內在的規(guī)律，技術驅動發(fā)展的節(jié)奏和速度往往是普通人甚至行業(yè)內部難以預計和無法控制的。能夠促使生產力發(fā)生革命的新技術，必然會改變已有的社會運行模式和社會生態(tài)系統(tǒng)，沖擊人們早已習慣的消費方式、價值理念和倫理規(guī)范?？茖W界、行業(yè)界對新技術風險的評估必然存在意見沖突，一些模糊認識和分歧也無法絕對清除。社會改革的決策機構要建立一整套事前、事中及事后的制度安排，有效應對當前以及未來的挑戰(zhàn)，要提前預估新技術應用到社會的各類反應，在各種輿論質疑、焦灼不安乃至信任危機面前不亂陣腳，增強理性客觀評估的本領，減少和杜絕受社會情緒與利益當事方的干擾和誤導，保持維持社會長期發(fā)展和進步的定力。

風險治理的觀念導向。評判利益和風險最恰當的方式是從穩(wěn)妥推進和潛力廣闊兩方面理解、認識技術創(chuàng)新，從物理的、生態(tài)的、經濟的和社會的維度定義新技術的社會角色、功能、目標和效用。各相關方惟有依托共同的科學認識基礎，才能形成靈活有度、適應自如的制度框架，決策過程才容易達成共識，節(jié)省協(xié)商的成本，取得理想的溝通效果。早期階段，應該給技術創(chuàng)新方提供自主探索的出口，允許科學探索意義上的試驗和小范圍內的試點，詳細敘述獲取的反饋總結，引入技術使用者參與闡釋專家系統(tǒng)的風險描述，采取尊重生活事實的立場，調控風險的影響范圍。專家系統(tǒng)仍然是新技術風險治理需要依賴的關鍵力量，它將科學判斷同生活事實協(xié)調起來，組成一個統(tǒng)一的框架，集合式地進行風險評判，越是評判新穎的技術發(fā)明和創(chuàng)新，不確定性越顯著。新的技術創(chuàng)新應用到具體生活情景中，使用范圍越廣，輻射帶動越強，威脅成為現實的風險的可能性越大。用戶對于新技術的使用意圖和使用模式都可能逐步演變，在起始階段看起來較為正常，但隨著邊界拓展，社會規(guī)范合理性逐漸模糊起來，甚至反轉為同已有規(guī)范產生沖突。政府應當建立平等參與、協(xié)商透明和持續(xù)對話的溝通機制，協(xié)調和引導技術創(chuàng)新主體方、技術使用方及政策制定方在風險治理觀念和社會作用方面取得一致。大力保障技術創(chuàng)新者富有熱情和動力探索科研前沿，把新技術安全的標準規(guī)定在恰當范圍，既不損害社會和民眾的利益，維持社會公允，又不壓制行業(yè)進行技術創(chuàng)新的積極性，鼓勵符合科學精神和人類利益的大膽創(chuàng)新；政府應當就技術安全標準面向社會征詢意見，組織多領域專家嚴密論證，再經過行政或立法機構確認，以法規(guī)或規(guī)章的形式向全社會公布，讓各界知曉。目的在于鼓勵和保障各行業(yè)投身有社會責任感的技術創(chuàng)新。此外，政府還應當克服傳統(tǒng)觀念以及既得利益方的障礙。當面對需要突破人們習以為然的“心理舒適區(qū)”時，風險治理參與各方都需要秉持遠見，取得對于風險目標的一致認同。

風險治理的關鍵路徑

當代中國正處于重要的歷史發(fā)展機遇期，我們必須抓住“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機遇，順應變革趨勢，發(fā)揮人力、技術、制度和社會優(yōu)勢，奠定長期發(fā)展基礎。“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機制、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可能是平衡技術創(chuàng)新與社會風險的最佳路徑。”[7]技術與社會相結合的必然結果就是社會樣式的變革，既包括經濟生產等物質方面的變革，也包括社會面貌等多方面的精神變革。技術與社會相結合也使得技術風險已經不再純粹是技術的風險，而轉變?yōu)榧夹g-社會的風險。這樣一種風險屬性的轉變導致社會治理需要突破以往工程思維范圍內的經濟效益與損失計算的局部視野，轉換為在更大范圍內，有時甚至是從全人類的立場審視重大技術創(chuàng)新的國家治理。

風險治理的國際斗爭。我們需要保持頭腦清醒，積極應對風險治理的國際話語權斗爭。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必然將面臨一場“技術政治”的長期斗爭。我們需要果斷摒棄“技術是技術、政治是政治”的錯誤看法，強化“技術中有政治”的國家安全意識?？萍几锩斨袊@技術也會發(fā)生一場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激烈斗爭，而事實上，這場沒有硝煙的斗爭已經在發(fā)生。必須清醒認識到，除卻利益沖突極為尖銳，即刻引發(fā)國家之間的實質對立之外，還有許多尚未引燃、仍處在潛伏狀態(tài)的“待發(fā)威脅”。“數字”戰(zhàn)爭并非空穴來風，離我們也不遙遠。以網絡域名和數字分配為例，美國實際控制了全球網絡資源的分配，未來網絡根目錄資源的分配和占有極有可能會爆發(fā)沖突爭端。在權力非對稱之下，美國的網絡資源分配權完全有可能作為“武器”，出現濫用。它可能擇時借機關閉某當事方的進網根目錄，使得該當事方依托互聯網的全域業(yè)務出現癱瘓。雖然通常而言，這種斷網式報復只可能在極特殊情況下發(fā)生，屬于小概率事件，但畢竟也是極端狀態(tài)下的一種遭遇。它還可能借故制造人為的網絡擁擠，這種“名正言順”“堂而皇之”的報復手段看起來更能夠掩人耳目。實際上，網絡權力的不平等必然導致網絡使用及其風險的不平等，需要警惕受制于人的網絡運行風險。此外，高科技核心設備、原件和服務的惡意封鎖、貿易壁壘以及種種歧視甚至政治打壓已經不再鮮見，成為活生生的威脅。我們應對風險挑戰(zhàn)要有正確的時代理念，全球化進程雖然目前受到個別強國的牽制，但整個時代的全球化趨勢難以逆轉。“開倒車”“走老路”肯定行不通，也走不遠。信息社會的壯大必然導致人類社會活動的數字化，必將重構傳統(tǒng)的世界運行秩序，實質性地推動人類科技社會的大革命。在全新社會范式初步鋪開之時，面對快速更新的生產、消費、交往和情感等社會變化，需要未雨綢繆。在競爭更為殘酷激烈、交鋒頻繁發(fā)生、沖突不斷、硝煙四起的形勢之下，保障信息技術安全尤為迫切。

風險治理的系統(tǒng)方法論。需要建立全新的風險治理的系統(tǒng)方法論。當今時代塑形社會樣式的創(chuàng)新力量新穎、強大，如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以及通訊基礎的設施等。它們直接改變社會進程，既在物質層面上全面改造社會存在，也在精神層面上引領社會和個體重新建立心理習慣。社會空間因為信息而變得奇妙無窮，信息空間的物理邊界已不再像傳統(tǒng)邊界那樣起到僵硬的框定作用。信息空間里的技術類型主導著嵌入其中的各式活動。這些技術的運用逐漸演變?yōu)閷θ说目刂?。技術化控制在時間上循序漸進、“潤物無聲”，以至于往往令人感受不到控制的色彩，而當略有警覺之時，技術化控制已實質上完成了階段式的滲透。與此同時，技術化控制在空間上全面覆蓋，“無孔不入”。因為沒有物理空間壓縮導致的逼仄，反而有無形空間的膨脹而帶來的空間擴張感，所以常常使得人的主體性在自覺意識水平不高，或者幾乎沒有意識覺醒的狀態(tài)之下，已經發(fā)現自己處于“技術包圍”之中，身不由己。在沒有雙方激烈的對峙和抗爭下，在利益誘惑和自愿下，技術在某種程度上完成了對人的控制。當整個技術勢力籠罩著社會之時，個人的主動權已經微不足道，名存實亡。因為個人在技術面前渺小若無，沒有足夠的對話力量。此時，技術體系內部若存在道德失范或者更嚴重的技術危機就可能導致顛覆性的社會后果。實質上的信息不平等、信息霸權和壟斷，對于弱勢一方帶來的不利結局都是慘痛的。因此，必須依托信息、計算、智能等綜合技術力量建立科學系統(tǒng)的方法論，在風險源頭上精準分類、科學研判；在風險過程中系統(tǒng)掌握，實時跟蹤；在風險后果中正確評估，積極應對。從有限的工程式思維轉向技術-社會-工程的復合型思維，發(fā)揮政府主導的全局性風險治理的價值優(yōu)勢。

風險治理的運作機制。風險治理需要設立包含各當事方的活動框架，將對技術創(chuàng)新的認識和評估全方位放置于應用范圍布局、程度、利益和代價的關系網絡當中。需要系統(tǒng)考慮主體創(chuàng)新方的關注和利益、技術使用方的感受和體會，也要注重政策制定方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政策層面無疑要將維護國家安全、政治穩(wěn)定置于首要地位，進而平衡經濟、社會、民生等方面的效應。因此，政策制定機構必須具備高超的整合能力，能夠規(guī)劃技術創(chuàng)新的發(fā)展策略，從統(tǒng)攬全局的高度，靈活權衡利益和風險之間的沖突，處置它們的矛盾。我們需要以國際化的視野、平等對話和協(xié)商的原則，積極探索風險治理的運作機制。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信息孕育出的世界網絡社區(qū)需要探索協(xié)商共存、合作互利、安全可靠的運行機制。例如網絡信息安全方面，可以建立由聯合國主導的國際網絡聯盟，對世界網絡活動進行國際協(xié)調，監(jiān)督和推動成員國家履行國際義務，在維護網絡開放性的同時，防范和減少網絡非法行為；妥善處理國家主權同網絡行為之間的關系，在國家主權需要優(yōu)先得到尊重和保障的前提下，既實現主權國家網絡活動的安全，又確保國與國之間網絡活動的通暢。此外，信息高科技核心設備、原件和服務的貿易沖突也需要有充足的應對方略。

注釋

[1]王天恩：《重新理解“發(fā)展”的信息文明“鑰匙”》，《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

[2]李友梅：《當代中國社會治理轉型的經驗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1期。

[3]韓永進：《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變人類社會生產模式》，《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9年第18期。

[4]呂慶喆：《依靠科技創(chuàng)新規(guī)避“卡脖子”風險》，《經濟日報》，2019年10月31日。

[5]范如國：《全球風險社會治理：復雜性范式與中國參與》，《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

[6]郭德鑫：《“數字人民幣”初露真容》，《人民日報海外版》，2019年8月21日。

[7]賈開、蔣余浩：《人工智能治理的三個基本問題：技術邏輯、風險挑戰(zhàn)與公共政策選擇》，《中國行政管理》，2017年第10期。

On How to Effectively Manage the Risks of Innovation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u Lin

Abstract: Innovation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hird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core issu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Focusing on innovation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help to gather other related technology clusters, create huge innovative synergy, stimulate infinite social vitality, and enrich the broad social space. But at the same time, all kinds of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monopoly, various unknown risks, and even serious trade disputes and political battles also appear. China needs to establish a governance system covering benefit sharing, risk communi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so as to ensure that all parties in society jointly form a mutually adaptive, predictable and rational environment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afeguard our country's interests in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progres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goal orientation, system orientation and concept orientation for govern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isks at the national level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d maximize the practical results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struggle,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methodology as well as the consulta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s for China's risk governance.

Keywords: innovation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risks, national governance

伍麟，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社會風險、社會發(fā)展、國家治理。主要著作有《風險的社會敘事與自我認同》等。

責 編／馬冰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