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我國經濟發(fā)展面臨嚴峻壓力，“穩(wěn)就業(yè)、保就業(yè)”成為宏觀政策的首要目標。作為一種隨著在線平臺發(fā)展而崛起的經濟形態(tài)，零工經濟因對企業(yè)和求職者都有好處而備受期待。當前，零工經濟以靈活的就業(yè)模式、豐富的就業(yè)渠道、較低的從業(yè)門檻，深入中小城市與小城鎮(zhèn)。根據《2019中國縣域零工經濟調查報告》，縣域市場有零工收入的人群占比52.27%，35.11%的縣域零工工作與互聯網相關，“互聯網+”類零工在各種零工類型中排名第一?？梢哉f，零工經濟具有增加就業(yè)的潛力。如何發(fā)展好、利用好零工經濟，已經成為一個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零工經濟是隨著數字技術平臺發(fā)展而出現的勞務外包與承包現象

零工經濟是隨著數字技術平臺發(fā)展而出現的勞務外包與承包現象，因此也可以稱為“眾包”。零工經濟借助在線平臺把工作任務向外發(fā)包，并從在線大眾的應承者中選定具體的承包人（零工經濟與過去的外包現象不同，其是通過數字技術平臺而實現的委托人和承接人的外包關系）。勞務發(fā)包者既包括公司，也包括個人。所外包出去的勞務既有簡單的體力工作任務（如接送小孩、打掃衛(wèi)生、數據輸入等），也有復雜的腦力工作任務（如數據分析、軟件設計、翻譯等）。

當前，零工經濟主要有三類利益相關者：平臺、發(fā)包人（提供工作任務并支付薪資報酬者）、承包人（承包工作任務并領取薪資報酬者）。平臺為外包人和承包人提供交易平臺，并從中抽取一定的費用；發(fā)包人將一些工作任務外包出去，并向工作任務承包人支付薪資報酬；承包人從平臺上承接發(fā)包人發(fā)出的工作任務，并在任務完成后領取發(fā)包人的薪資報酬。可以說，承包人就是“零工”。不過，與以往的“線下零工”不同，承包人是“線上零工”，即可以從線上獲得外包的工作任務，且可以在家里遠程辦公。此外，作為“零工”，承包人可以同時承接多個發(fā)包人的工作任務。

需要指出的是，工作任務的發(fā)包人既可以是組織（如企業(yè)），也可以是個人。發(fā)包人將工作任務外包出去的主要原因是，雇傭正式員工來完成某項工作任務比將其外包出去的成本要高。工作任務的外包是一次性的，在任務完成后，發(fā)包人和承包人的一次性買賣就可以終結，發(fā)包人不用負擔承包人的社保、福利等。正因如此，勞務外包已經成為企業(yè)降低用工成本的一種主要方式。同時，隨著互聯網中介平臺的興起，承包人可以跨地域接單，并遠程完成工作任務。由于突破了地理空間的界限，承包人的數量大大增加了，但這也讓發(fā)包人有了更大的壓價空間，因此降低了發(fā)包成本。

零工經濟具有兩面性，既會導致工作碎片化，也會給勞務提供者帶來諸多益處

零工經濟會導致工作的碎片化，即平臺不把勞務提供者當作公司的雇員，而是作為獨立的簽約人，從而免除了傳統(tǒng)公司為正式員工所承擔的各種社會保護責任。這種工作的碎片化表現為工作的靈活性、風險向勞工的轉移、收入的不穩(wěn)定、工作地點的分散化、工作過程的個體化等。

零工，顧名思義，其所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臨時性的、短期性的、一次性的，缺乏長期而穩(wěn)定的就業(yè)保障。由于零工不是雇主正式雇傭的、簽訂勞動合同的正式員工，雇主既不會為他們購買社會保險，也不會像對待正式員工那樣保障他們的勞工權利、給予他們必要的員工福利。盡管有在線平臺可資利用，但零工的工作機會仍然是不確定的。不僅如此，零工在酬金議價上也處于不利地位。零工無法像公司員工那樣組織工會，以團結的方式就工資問題提高集體博弈的籌碼。相反，作為個體化和原子化的人，零工為了獲得在線平臺的工作機會，相互之間還會進行競底競爭（即壓低酬金的報價）。收入的低下使得零工不得不同時承包多項工作，而這又導致他們的休息時間不足。

當然，零工經濟也會給勞務提供者帶來了諸多益處。由于平臺讓個人（勞務請求者或外包者）與個人（勞務承接者或零工）的直接交易得以實現，因而能夠更加有效地滿足需求方的需求。在面臨競爭的情勢下，零工會更努力地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提高勞務的質量；而平臺的不斷發(fā)展，也讓零工擺脫了傳統(tǒng)公司的直接控制以及科層組織的約束，獲得了更多的靈活性、自主性以及自由度。同時，對于在職員工來說，零工經濟使其獲得了兼職的機會，即可以利用業(yè)余時間做零工以增加收入。對于發(fā)展中國家的居民來說，與發(fā)達國家的零工平臺進行連接，可以使其承接來自發(fā)達國家的外包工作任務，獲得額外的工作機會。

零工可以分為四類：低技能的本地范圍零工，低技能的全球范圍零工，高技能的本地范圍零工，高技能的全球范圍零工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零工對于工作的體驗是不同的，這主要與其所從事的工作類型相關。筆者依據是否可以遠程完成工作任務以及是否受到平臺控制等因素，把零工的工作分成四種類型：一是全球范圍的、平臺實施遠程控制的工作（如數據輸入等容易操作的微任務）；二是本地范圍的、平臺實施本地控制的工作（如快遞、外賣等）；三是全球范圍的自主性工作（如設計、數據分析、筆譯等）；四是本地范圍的自主性工作（如家政服務等）。全球范圍的零工需要使用世界通用語言，而本地范圍的零工則沒有這種要求。就某個具體的零工工作來說，其可以位于這四種類型中的一種類型內部，也可以位于其中兩種類型的中間（即兼具兩種類型的特點）。以清潔工為例，盡管其是本地范圍的，且受平臺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比快遞等工作所受平臺的控制程度要低一些，因而擁有相對更多的自主性。

還可以把零工空間的分散度（本地范圍和全球范圍）和零工技能的復雜度（高與低）交互組合，形成不同的零工分類：第一，低技能的本地范圍零工（如快遞、外賣等）；第二，低技能的全球范圍零工（如數據輸入員等）；第三，高技能的本地范圍零工（如舞蹈教師、護理人員等）；第四，高技能的全球范圍零工（如設計師、編程員、數據分析師、筆譯等）。

通常來說，技能要求高、自主程度高或受平臺控制程度低的零工，對于零工工作的體驗會更好。反過來，技能要求低、自主程度低或受平臺控制程度高的零工，會更多地體驗到零工工作的負面。當然，或許所有的零工都同時經歷了正、反兩方面的體驗，但正反體驗因素的比例卻因零工工作類型的不同而呈現差異。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職業(yè)或工作所包含的技能程度具有差異性，人們?yōu)榱双@得技能所需要花費的準備時間以及經濟成本也存在差異。因此，不同的職業(yè)或工作會有不同的收入。

不同類型的零工以及對零工收入依賴程度不同的零工，工作體驗并不相同

零工工作體驗除了與工作類型相關，也與零工工作是否是其生計的唯一來源相關。人們對零工收入的依賴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感受到零工工作的負面特征，如工作不穩(wěn)定、不確定帶來的焦慮。反過來，人們對零工收入的依賴程度越低，就越有可能體驗到零工工作的正面特征，如工作的自主性、靈活性以及自由度等。比如，對于那些業(yè)余兼職做零工的人來說，其只是為了增加額外收入，即使失去了零工工作，他們還有主業(yè)帶來的收入。由于對零工收入的依賴程度較低，其可以更多地體驗到零工工作的靈活性、自主性以及自由度。反過來，對于那些專職從事零工工作的人來說，由于零工是其收入的唯一來源，其往往更多地體驗到零工工作收入低下以及收入不穩(wěn)定和不確定造成的負面特征。

事實上，零工經濟是對雇傭關系的重構。換句話說，零工經濟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新的治理機制。這種治理機制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把傳統(tǒng)公司應該承擔的社會成本外部化。在發(fā)包人看來，由于零工不是自己的正式雇員，因此可以推卸傳統(tǒng)公司為正式員工所履行的責任。在平臺看來，零工是獨立的簽約人，其只不過是為零工和客戶的交易提供平臺。由此，平臺和發(fā)包人把部分控制權分散給其他利益相關者，以此減少控制成本?？梢?，零工經濟不同于傳統(tǒng)公司的地方，既體現在部分控制權的分散，也體現在社會成本的外部化。零工經濟的這些變化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方面，平臺和發(fā)包人把對工作的控制權分散化，構成了零工自主性、獨立性和自由度的來源，那些自主性高的零工可以較多地體驗到工作的靈活性、自主性和自由度。另一方面，平臺和發(fā)包人把傳統(tǒng)公司對員工應盡的社會責任外部化，讓一些零工處于不確定、不穩(wěn)定以及脆弱的狀態(tài)之中（零工失去了社會保護，從而不得不自己應對各種風險）。這兩種后果是交織在一起的。但是，不同類型的零工以及對零工收入依賴程度不同的零工，對這兩方面的體驗結果也是不同的。

總之，從降低成本的角度出發(fā)，很容易理解經濟行動者把盈利項目的一部分任務外包出去。經濟行動者所遵循的邏輯是利益最大化，而擴大盈利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降低成本。在互聯網時代，零工經濟為企業(yè)通過任務外包降低成本創(chuàng)造了必要條件。

零工經濟具有盤活勞動力資源的功能，使得許多本來處于閑置狀態(tài)的勞動力獲得了就業(yè)機會

在某種意義上，零工經濟也屬于共享經濟的一種（借助互聯網平臺使得閑置資源得以社會性地再利用）。從功能分析的角度看，零工經濟可以激活就業(yè)潛力。

首先，對于失業(yè)人員而言，零工經濟的存在可以使其擺脫一定的生存壓力。在某種意義上，做零工是從前一個正式工作到下一個正式工作之間的一個過渡性工作。在找到下一個正式工作之前，人們可以把零工當作一個過渡性工作。盡管零工的收入或許不高，但它的存在卻讓許多失業(yè)者獲得了一份賺取收入的機會。比如，隨著互聯網經濟的不斷發(fā)展，需要越來越多的從事物品配送的人員（如快遞人員），因而產生了大量的用工需求，解決了一些人的就業(yè)問題。事實上，當前已經有不少人（如滴滴司機等）把零工當作其唯一的工作。

其次，零工經濟的存在讓許多邊遠地區(qū)的居民或者因本地無更高收入而不得不從事低收入職業(yè)的居民，獲得了擁有更高收入的就業(yè)機會。零工經濟平臺可以跨越空間距離，讓人們獲得比本地的一些職業(yè)更高的收入。對于那些本來可以獲得更高收入但因本地就業(yè)機會有限而不得不從事低收入職業(yè)的人來說，其勞動力價值事實上處于半閑置狀態(tài)。而借助零工經濟平臺提供的勞務外包機會，半閑置的勞動力價值得以充分兌現。此外，在某種意義上，零工經濟具有一定的扶貧潛力（當然，發(fā)揮這種潛力的前提條件是，貧困地區(qū)具備互聯網基礎設施）。

最后，對于收入不足群體或者學生群體（比如大學生）而言，零工經濟使其獲得了收入補貼的機會。就學生群體來說，其生活費用主要靠父母供給，而借助零工經濟平臺，其可以利用課余時間進行兼職工作，從而減少父母的經濟負擔。就收入不足群體來說，零工經濟使其獲得了增量的收入獲取途徑，即其可以在主業(yè)之外，通過做兼職而獲得額外的收入。

當然，盡管零工經濟具有增加就業(yè)的潛力，但由于其未能像傳統(tǒng)公司那樣為員工提供社會保護，因此仍存在一定的社會風險。未來，要使零工經濟順利發(fā)展，有關方面還需加大對零工經濟的研究，制定相關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切實解決存在的問題和風險。

（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