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變”為何屢屢被賦予新義

每當講到西漢時期偉大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不朽名著《史記》，中國學者都會有雙倍的自豪。司馬遷全面記載了中華民族的演化史，其內容之豐富詳實，結構體例之嚴密精當，人物形象之生動飽滿，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因而令我們感到無比自豪！又一份令我們感到無比自豪的是，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精警語句，高度概括其對著述目標的自覺追求，畫龍點睛，發(fā)人深省。中華民族自古就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就產生像《史記》這樣氣魄雄偉的著作，史家本人同時對于著史的使命和成功的奧秘有如此自覺的認識和明確的概括，因而歷代史家對此奉為圭臬、競相效法。正如白壽彝先生所說：司馬遷提出的三句話，“不只是自己的工作要求，而且是提出了歷史工作上的中心問題，并且他作出了空前的成就，為此后的歷史學者指出了途徑、提供了學習的榜樣”。而“通古今之變”又是其中最核心的要求。

更令我們感嘆的是，在距離司馬遷時代兩千多年后的今天，當我們邁入新時代，思考著如何對傳統(tǒng)學術精華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如何推進中國特色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的現代學術語境下，從學者層面到黨的領導人，都對司馬遷的經典警句再三引用，并且屢屢賦予新義。2015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致第二十二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賀信中說：“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指出司馬遷在兩千多年前提出的任務，對于今天的歷史學仍然有著根本性的意義。2019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又在祝賀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中提出要求：“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fā)思想之先聲，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以此鼓勵新時代史學工作者既能繼承中華文化優(yōu)良傳統(tǒng)，又能體現當今時代前進要求，撰成能夠激勵億萬民眾推動社會前進的優(yōu)秀之作。由此更加證明，司馬遷的歷史思想蘊含著超越時空的真理性價值，因而在現代學術中仍然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

“通古今之變”是中華文明長期連續(xù)發(fā)展的思想結晶

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杰出思想形成的根本條件，就是華夏文明幾千年的連續(xù)發(fā)展，而且華夏民族活動的疆域幾千年前后連續(xù)而從未改變，這在世界各大文明古國中也是獨一無二的。世界幾大文明古國中，古代希臘有著名的歷史著述，后來沒有了。古代埃及先后被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所征服，這期間沒有自己的歷史著述，埃及古代史上有許多無法解決的疑問，連著名的《伊浦味陳辭》究竟是說明古王國末還是說明中王國末的情況，至今學者們還弄不清楚。古代印度只有宗教經典和傳說，而幾乎沒有歷史記載。所以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國絕不可能像中國這樣產生“通古今之變”的偉大思想，至于其他缺乏久遠傳統(tǒng)的國家、民族就更加無從談起。時至今日，我們必須確立司馬遷的這一光輝命題是中華民族壯闊歷史道路的結晶這一觀點，才能對其思想的深刻哲理內涵和久遠生命力有真切的理解和恰當的評價。

司馬遷撰成中華民族第一部成功的通史巨著有其深厚的憑借，他本人對此有充分自覺的認識?！短饭孕颉肥窃谒瓿伞妒酚洝啡珪罂偨Y的文字，其中明確講他著史所擁有的充分條件。司馬遷強調了兩項重要憑借，一是華夏民族歷代相遞嬗的政治實體、上下相承的歷史傳統(tǒng)，他所處的漢代就是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yè)的久遠傳統(tǒng)而建立的。二是在文獻上，西漢立國以后，百年之間，經過不斷努力，大規(guī)模搜求典籍，廣開獻書之路，終于改變了因秦朝焚書而致典籍嚴重缺乏的狀況，擁有了記載我們民族久遠歷史活動的各類文獻。“通古今之變”，就是在華夏民族長期連續(xù)發(fā)展、跌宕曲折的客觀歷史進程基礎上所作的哲理概括，并具體地體現于十二“本紀”的綱領性記載。

“通古今之變”，就是司馬遷本人從歷史哲學高度對此進行的概括。“古”和“今”，總括了華夏民族歷史演進的漫長年代，即上下范圍；“變”是尤其重視推動社會發(fā)展的歷史變革，也包括歷史的局面不斷出現變化，民族融合范圍逐步推進的變化；“通”是強調上下貫通，既指史家要講清楚歷史盛衰成敗之故，又指緊緊把握華夏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不斷向前發(fā)展這一歷史主線。正因為司馬遷站在這樣的高度來觀察歷史、記載歷史，所以《史記》在撰成之后不久的東漢初年，便被著名史家班彪父子譽為“實錄”。

“通古今之變”思想產生的時代機遇

我們還應當注意到，司馬遷“通古今之變”這一杰出思想的形成，還有賴于他所處的特殊時代機遇。華夏先民具有發(fā)達的歷史智慧，先秦時期即有《尚書》的殷鑒思想，《周易》所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孔子關于后代制度對前代制度“損益”的觀點，孟子所總結的標志著華夏文明進步三大關鍵事件的觀點（《孟子·滕文公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以及戰(zhàn)國諸子論述變法、改制的主張。到了西漢初年，論述歷史時勢變化的言論更為活躍，有陸賈、賈誼、晁錯、賈山等人關于治國方針應依據歷史時代變化而勇于改變的深刻論述。司馬遷正是在充分吸收歷代賢才智慧的基礎上，才能鍛造出這一閃耀著哲理光芒的歷史學經典箴言。西漢前期又被稱為中華民族歷史的“英雄時代”，封建制度正在成長，經濟發(fā)展、國力增強，思想文化領域猶存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的余波，社會精英敢于“引大義忼慨”，對于大是大非問題勇于陳言，這些精英人物，相信適應時勢發(fā)展而采取“變”的策略能夠帶來社會的進步。司馬遷著史及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杰出思想，正是西漢時代精神在史學上的光輝展現。“太史公言”影響極其深遠，為其后具有卓識的史家如班固、杜佑、司馬光、鄭樵、馬端臨、王夫之、章學誠等所繼承和發(fā)展，形成中國史學上具有引領意義的“通史家風”。

總之，站在當今時代高度，對于上述問題進行創(chuàng)造性闡釋，就能推進我們的認識：正是由于中華民族如此走過連續(xù)發(fā)展、氣勢恢宏的道路，正是古代先民有如此發(fā)達的歷史智慧，正是西漢時期有如此昂揚蓬勃的時代精神，加上司馬遷本人的雄奇創(chuàng)造力，才能產生“通古今之變”這一揭示出歷史學的根本任務和核心觀念的思想。也只有如此，才能理解司馬遷的經典箴言為何有如此久遠的生命力，到了兩千余年后的今天還能發(fā)揮出指引、激勵史家進取和創(chuàng)新的力量！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