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飯圈”是近幾年人們對粉絲群體組織化后的稱呼，多次因群體性事件而成為社會文化熱點。組織引導下的價值觀錯位是飯圈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原因，背后的結構動因是在日本養(yǎng)成文化和韓國應援文化的影響下，明星和粉絲之間的關系從崇拜的單向關系向養(yǎng)成的雙向關系嬗變，深層原因是資本與平臺的工業(yè)化逐利收割體系。“飯圈”群體的存在對當下互聯(lián)網治理、文化治理乃至社會治理提出了挑戰(zhàn)。“飯圈”文化及其治理，需要各方協(xié)調配合、形成合力。

【關鍵詞】“飯圈”   娛樂工業(yè)化  粉絲群體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偶像崇拜自古就有，追星行為本身沒有原罪。但隨著“飯圈”越來越低齡化，追星過程中出現諸多亂象，如顏值崇拜、拜金攀比、網絡暴力、宣揚仇恨、相互攻擊等，讓追星變了味，使得“飯圈”成為負面的代名詞和亟待解決的社會性問題。

圍繞明星崇拜的粉絲文化現象和產業(yè)鏈存在已久，粉絲的形態(tài)以明星年代為標志物，隨著技術進步和時代更迭而慢慢演變。就國內粉絲文化而言，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歌星紅透大江南北，在國內掀起一股追星狂潮，“追星族”這個以學生為主體的群體開始走入人們的視野。需要注意的是，追星族雖然是一個群體，也會有聚集的行為，但其行動往往以個人為主。第二階段以2005年湖南衛(wèi)視和天娛傳媒舉辦的《超級女聲》為標志，追星族不再是原子化的個體，而是變成了擁有投票權和一定影響力的群體組織。第三階段大概是在2014年以后，隨著韓國應援文化的傳入，“流量明星”開始走紅，“飯圈”文化逐漸形成。飯圈內部擁有一定的規(guī)則和話語體系，也擁有一定的資金運作規(guī)模。這一階段的“飯圈”和前一階段的“粉絲群體”有著質的分野，即其是規(guī)?；?、結構化、組織化、制度化的緊密組織。

從追星族、粉絲群體過渡到“飯圈”，反映了粉絲和明星之間關系的變化——由單向的“追星”到參與式的“造星”。在追星時代的單向關系下，明星創(chuàng)造文本，粉絲解讀文本；但在造星時代的參與文化下，粉絲直接參與文本的創(chuàng)造，甚至直接參與明星的塑造。著名傳播和媒介研究學者亨利·詹金斯稱現在的粉絲為“文本盜獵者”，即圍繞明星基礎進行二次創(chuàng)造，如創(chuàng)作大量的段子、表情包等。參與式的“造星”甚至可以直接影響明星的選擇。這種關系的嬗變直接推動了粉絲的形態(tài)變化，由一個個狂熱的原子化個體發(fā)展為有目標、有職能、有組織的緊密圈子，且其內部有嚴格的職能劃分，任務工作分配明確，組織行動整齊劃一。

爭議現狀：亂象及其背后

對偶像的追逐，可以說是青少年不夠成熟時的一種情感寄托。這種情感寄托隨著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和生活圈子的日漸豐富，最終會被放下。在理智或者成熟階段表現為喜歡，是對過往生活的回憶與念想，這些都是理性的、健康的。而“飯圈”則把利益作為組織目的性，把組織的主觀利益凌駕個人喜好之上，偏離了本意。近年來，“飯圈”因各種群體事件頻頻占據社會熱點，總結當前“飯圈”生態(tài)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主要可以歸納為三種。

首先，以主觀喜好代替客觀評價，對不符合其利益的人群進行無理性、無底線互撕。“飯圈”為了爭奪流量，現場應援、轉發(fā)投票、刷瀏覽量，組織粉絲積極打榜，對不符合利益的其他人群進行攻擊、謾罵，甚至侵犯個人隱私、進行人肉搜索，嚴重損害他人的人身權益和精神健康。其次，為愛癡狂不顧他人，甚至妨礙公共秩序，如“粉絲接送機致航班延誤”“粉絲機鬧”等事件。據統(tǒng)計，僅在首都國際機場3號航站樓，2017年至2018年上半年，有記錄的粉絲警情就有27起。2018年12月，在香港飛往韓國的航班上，4名粉絲成功給偶像拍照后要求下機并全額退款，造成航班延誤。最后，在產業(yè)鏈條的推波助瀾下，粉絲突破自身能力做一些無意義的事情。2008年之前的追星行為基本包括搜集偶像資料、購買相關產品、觀看演唱會、參加各類活動包括明星公開活動等，但現今的追星行為涵蓋了太多的被引導后的新方式，如與其他粉絲交流、為偶像進行宣傳，甚至還存在購買行星命名權、買斷大幅廣告、送昂貴奢侈品等，助長了非理性消費。

事實上，“飯圈”出現種種亂象的主要原因是價值觀偏差引發(fā)群體非理性的集合行動。一方面，鼓勵盲目崇拜和排他性的絕對信仰的價值觀，造成群際互動中的沖突。圈層內部的最高真理，就是不惜一切維護自己的偶像，其秉持的邏輯思維是非此即彼，即“我的愛豆最好，其他的都不好”的對立思維，并在幕后規(guī)則制定、個體和群體的推波助瀾下走向極端。另一方面，沒有處理好自我與他人的關系，且沒有樹立正確的對待規(guī)則的態(tài)度。對于明星的喜愛確實是正常的情感表達，但也需要顧及他人感受、遵守規(guī)則秩序。在進行自我行動時考慮他人感受、遵守規(guī)則秩序，才是群體生活的應有之義。但個別“飯圈”鼓勵觸犯規(guī)則和突破底線，造成公共秩序混亂。

價值觀失當和非理性行為的背后是養(yǎng)成文化和應援文化模式下粉絲與明星關系的嬗變，由此帶來了群體組織極端化的團體動力學。飯圈進入2.0時刻，粉絲與明星之間的關系不僅僅是崇拜的單向關系，更是“我愿意為你付出”的養(yǎng)成關系。這種關系的嬗變促使粉絲與粉絲之間關系發(fā)生嬗變，即粉絲不再是原子化的個體，而是擁有一定社交關系的社會人。同時，因為粉絲擁有共同的目標——養(yǎng)成和應援明星，所以組成團體進行有戰(zhàn)略性的行動成為最好的選擇。由此，粉絲凝聚成團體作戰(zhàn)，并在不斷交往中，形成具有一定等級關系的嚴密組織，進一步結構化、規(guī)則化、職能化。在高頻率的互動中，粉絲還發(fā)展出了一套自己的話語體系和規(guī)則體系。事實上，“飯圈”組織類似于管理學劃分的職能型的組織結構，內部可以細分為應援部門、打投部門、反黑部門、宣傳部門以及公益部門等。在這樣的組織和邏輯下，聯(lián)合行動和等級制運作就必不可少了。為了最大程度地攫取粉絲的價值，資本在制定規(guī)則時，將部分表層權力移交到“飯圈”手中，比如直接關涉明星去留的投票等。“飯圈”組織通過這些規(guī)則的運作，不斷強化粉絲“自己的付出會直接影響偶像命運發(fā)展”的觀念；通過一次次集體行動，不斷強化粉絲的認同感和忠誠度，最終達成粉絲對團隊灌輸的價值觀不加批判地接受的結果。但正是這種完全信任增加了資本邏輯的煽動性，基于榨取“飯圈”剩余價值的觀念往往會誘發(fā)諸多錯誤甚至極端行為。

管理：引導和治理雙重路徑

“飯圈”出現的種種問題，對線上的互聯(lián)網公共空間和線下的公共生活空間均產生了巨大影響。對于“飯圈”的管理，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意見領袖：加強道德自律。“飯圈”是一個嚴密的組織，內部會形成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意見領袖，而意見領袖的影響流會伴隨信息流在組織內部流轉，對粉絲群體產生強大的情感和行動號召力。因此，意見領袖必須要加強道德自律。最重要的意見領袖無疑是明星個人，“飯圈”是圍繞明星而凝聚的團體組織，雖然在當下產業(yè)鏈的運作機制中，明星并不是獨立自主的絕對意見領袖，但也與“飯圈”構成雙向互動的關系。因此，明星會直接影響到粉絲群體的話語和行為。正是因為明星個人的言行舉止具有巨大的示范和引導作用，所以其應加強道德自律，為粉絲群體尤其是青少年群體樹立良好的價值導向：不僅要引導粉絲群體關心公共事務、熱心公益，而且也要提醒粉絲群體不要一味采取非此即彼的對立姿態(tài)。除此之外，“飯圈”內部也有自己的意見領袖。當下的“飯圈”組織已經發(fā)展出較為成熟的組織架構，內部的運行具有一定的等級性，按照消息掌握的程度和投入的時間精力可以劃分為核心粉絲和普通粉絲。核心粉絲擁有一定的管理權限，可以在團體組織中發(fā)聲，并且掌握輿論走向。且核心粉絲與經濟公司、內容運營公司等存在多維度的互動和資源交換。可以說，組織內部的意見領袖是粉絲群體直接接觸的人，掌握著大量的信息源和影響源，所以其也應該提高自律水平，樹立良好的價值導向。

平臺：加強對言行的約束。粉絲群體在錯誤價值觀的引導下出現種種錯誤行為，因此有必要對其進行教育引導，使其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在多元化時代，生活在任何一種絕對價值觀的引導下都會出現問題，所以當今時代的重要議題是如何基于社會平等追求最大公約數?；诖?，價值導向可以探討如何在尊重彼此觀念和追求的前提下進行理性交流和平等交往。平臺不能推卸和罔顧責任，也不能基于短期的利益而放棄自身的責任。對于平臺上的不良言行，甚至是觸犯法律的言行，要進行及時的疏導和治理。

娛樂業(yè)：回歸自身，拒絕過度娛樂化。受日本造星文化和韓國應援文化的雙重影響，現在的造星規(guī)則讓娛樂業(yè)出現“收割經濟”傾向，即明星不再依靠實力和作品出現在大眾面前，而是依靠粉絲進行資本游戲，整個娛樂產業(yè)走向異化。這種“造星經濟”在2005年的《超級女生》中就已經出現，近些年在《偶像練習生》《創(chuàng)造101》《創(chuàng)造營2020》《青春有你》等選秀節(jié)目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其可以直接造就流量偶像）。資本利用、制定、篩選規(guī)則來推動形成粉絲群體，讓大家以“自居”的心理結構參與造星過程，并進行狂歡。由此，粉絲自然而然地聚集成圈層，進行集體行動。為了自己的“愛豆”能夠出圈，粉絲換上應援頭像，隨時處于應援狀態(tài)，每個時段應該做什么、怎么做，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甚至還有組織成員專門制定詳細攻略。為了“愛豆”購買會員成為最初級的行為，有些粉絲甚至每日都要完成一定的任務，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當然，更多的是財力。在這樣的規(guī)則下，受益的不僅是平臺，更多的是品牌贊助方。

總之，“飯圈”群體的存在，對當下互聯(lián)網治理、文化治理乃至社會治理提出了挑戰(zhàn)。當前盛行的造星模式直接導致了娛樂業(yè)的異化，以主觀的所謂喜歡來代替明星的實力，是一切亂象的本源。未來，“飯圈”治理需要各方協(xié)調配合、形成合力，把規(guī)矩立起來，把紅線樹起來，把言行規(guī)范起來。

（作者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廣告與傳媒經濟系教授；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李偉娟對此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中心科研項目“人工智能時代新媒體廣告發(fā)展趨勢：概念、載具、受眾與新形態(tài)研究”（項目編號：MXG202006）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胡岑岑：《從“追星族”到“飯圈”——我國粉絲組織的“變”與“不變”》，《中國青年研究》，2020年第2期。

②呂鵬、張原：《青少年“飯圈文化”的社會學視角解讀》，《中國青年研究》，2019年第5期。

③[美]亨利·詹金斯著、鄭熙青譯：《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④田豐：《網絡時代社會治理的反思與對策——以抗擊疫情的“飯圈女孩”為例》，《青年探索》，2020年第2期。

⑤《人民網三評“飯圈”之一：頻惹眾怒，整治刻不容緩》，人民網，2020年7月16日。

⑥肖春鳳：《飯圈1.0到2.0：論媒介技術演進與粉絲文化的關系變遷》，《文化與傳播》，2019年第6期。

責編/孫渴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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