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政治家十分注重運用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理論，服務于國際國內的政治決策。在國際政治交往中，我們只有了解熟悉這些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才能對西方國家的各種政治和軍事行動迅速作出正確的判斷和及時的反應，破除被動局面，搶抓先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發(fā)展迅速，成就巨大，但對社科基礎理論研究卻還不夠重視，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是相輔相成的，只有把政治、社會、文化等各種現象的發(fā)展和變化規(guī)律研究清楚，才能更好地指導實踐，為決策科學化服務。

【關鍵詞】人文社科 基礎理論 理論研究 決策科學化

【中圖分類號】C12 【文獻標識碼】A

決策在我們黨治國理政中具有基礎性、關鍵性意義。決策科學化是政治文明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傳統(tǒng)社會，重大決策往往是少數執(zhí)政者根據歷史經驗和主觀判斷而作出。但在現代社會，科學決策要以充足的事實為依據，按照事物的內在聯(lián)系對大量的資料、數據進行分析和計算，遵循科學的程序，進行嚴密的邏輯推理，從而作出正確決策。在這其中，人文社科基礎理論發(fā)揮著重要的影響作用。

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具有多種功能，最主要的有三種：一是解釋的功能，即根據理論對已經存在或發(fā)生的事物或現象作出解釋；二是預測的功能，即根據理論推測某種事物或現象的發(fā)展趨勢或對尚未發(fā)生的事物或現象作出預測；三是指導決策的功能，即在解釋和預測的基礎上，對已發(fā)生并馬上要解決的問題作出科學的判斷和決策。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界十分重視基礎理論研究，并把研究成果提供給政治家去應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對現實政治決策影響深遠。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除了加強政治建設之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需要借鑒國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能放棄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對豐富多彩的世界，我們應該秉持兼容并蓄的態(tài)度，虛心學習他人的好東西，在獨立自主的立場上把他人的好東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們自己的好東西”。因此，了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理論與政治的關系，吸取其有益的成分，對我國的政治文明建設是很有借鑒意義的。

西方政治家十分注重運用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理論，歷史上許多重大的軍事戰(zhàn)爭決策都是以某種理論為根據來進行部署的，因此我們要熟悉西方政治家慣用的各種理論和手段

一百多年來，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提出過眾多的理論，有許多理論直接用來指導實踐。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十分注重吸收人文社會科學家提出的各種理論，并運用到現實的國際國內政治中。

西方國家的政治學理論對政治和軍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例如，1972年美、蘇簽訂的反導條約《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tǒng)條約》規(guī)定：雙方保證不研制、試驗或部署以海洋、空中、空間為基地的，以及陸基機動反彈道導彈系統(tǒng)及其組成部分。這項條約通過禁止雙方發(fā)展全國性的反導系統(tǒng)，來確保對對方的核威懾，用所謂的“核恐怖平衡”來避免核戰(zhàn)爭。其理論支柱是著名的美國蘭德公司政治學學者沃爾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在1959年提出的“核均衡理論”。其核心論點是：因為核武器破壞力太大，理性的政治家都不會輕易使用，由于害怕在軍力上處于弱勢，美、蘇都爭取自身掌握的核武器摧毀力量與另一方的對等，惡性競爭的結果是所謂的“恐怖均衡”?？夏岬险?ldquo;確保摧毀”戰(zhàn)略，其實質就在于保證美、蘇雙方都有能力消滅對方，誰也不敢輕舉妄動，從而達到相互牽制的目的。

民族性或國民性理論（學術界一般稱“文化與人格”理論）是20世紀20—30年代由美國學者提出來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這一理論對美國軍事當局產生重要影響。美國軍方在作出是否向廣島投放原子彈決策時，參考了人類學家提出日本人的“處境行為”這一概念，他們認為，只有改變處境才能使日本人考慮投降。原子彈的投擲可能使數十萬人死亡，但只有原子彈的威力，才能徹底改變整個戰(zhàn)局，也就是改變日本的處境，否則繼續(xù)進行曠日持久的常規(guī)戰(zhàn)爭，將有幾百萬美日士兵陣亡，數百萬甚至數千萬日本平民將會傷亡，以千萬人之數來比數十萬眾，美國軍方認為投放原子彈是值得做的事，以求戰(zhàn)爭早日結束。所以，美國政府從來不承認投放原子彈是錯誤的決定。

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于1993年提出的“文明沖突論”對美國的政治和軍事也起到很大的影響。該理論認為，冷戰(zhàn)后，世界沖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tài)，而是文化或文明方面的差異。“文化社會”正在取代“冷戰(zhàn)集團”。文明的差異是人類各種差異中最為根本的，而且基本上是不可消除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國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國家正在分離。由意識形態(tài)和超級大國關系界定的聯(lián)盟正在讓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聯(lián)盟。因此，亨廷頓認為，一個“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未來主宰世界的沖突主要是“文明的沖突”。在21世紀，西方文明與非西方各種文明的關系及其對抗程度有相當大的差別。按其程度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屬于其所謂的“挑戰(zhàn)者的文明”，即與西方文明傳統(tǒng)最遠的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這兩種文明可能會聯(lián)合起來，向西方挑戰(zhàn)。第二類是屬于“中間文明或搖擺文明”，即俄羅斯、日本和印度三國的文明，這些文明與西方文明既有合作也有沖突，時而與挑戰(zhàn)者（中國和伊斯蘭）站在一起，時而又與西方站在一起。第三類是“弱勢文明”，即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這兩種文明相當程度上依賴于西方，與西方文明的沖突將會很少。

“9·11”事件之后，美國本土安全受到極大的威脅，布什政府根據這一“文明沖突論”調整了世界戰(zhàn)略。由于恐怖主義分子主要來自伊斯蘭教國家，而且恐怖分子又把自己的恐怖活動與伊斯蘭信仰聯(lián)系在一起，因此，布什認定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文明密切相關，并認為要徹底消除恐怖威脅，就必須以西方文明改造伊斯蘭文明。因此，阿富汗戰(zhàn)爭結束之后，美國便把改造伊斯蘭文明、消除恐怖主義生存的土壤作為若干年甚至十幾年的戰(zhàn)略目標。要達此目的，首先必須征服最強硬的反美國家伊拉克，然后再向伊朗等其他伊斯蘭國家延伸，也就是把西方文明作為“普世價值”，以西方的制度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思想改造伊斯蘭世界。

布什于2002年6月1日在西點軍校提出了“先發(fā)制人國家安全戰(zhàn)略”，以代替冷戰(zhàn)時期實施了40多年的“遏制”“威懾”“封鎖”等戰(zhàn)略。這一理論認為，冷戰(zhàn)時期實行的戰(zhàn)略對“無賴國家”和恐怖組織不起作用，必須重新制訂新的戰(zhàn)略。預防恐怖威脅的最佳手段是對“被認為危險的國家”采取先發(fā)制人的戰(zhàn)爭，即搶在它們擁有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之前采取行動。美國不能滿足于像過去那樣做出反應，而是要采取直接連續(xù)的行動，用一切手段保護美國在本土和世界上的利益，發(fā)現并消滅這種威脅。而這一戰(zhàn)略理論并不是布什個人首創(chuàng)，而是美國“新保守主義”政治學家提出來的，其中，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弗里德伯格是積極鼓吹者。

還有一個重要的案例，為什么2003年在伊拉克問題上法、德兩國與美國意見嚴重分歧，并未派兵參戰(zhàn)？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北約已經沒有像冷戰(zhàn)時期一樣強大的敵對勢力了，北約內部聯(lián)合也不再那樣團結。沖突理論認為，群體間沖突越激烈越持久，就越有助于在以前無聯(lián)系的群體間形成聯(lián)系；群體間激烈沖突的威脅越是延長，沖突各方的聯(lián)合就持久。冷戰(zhàn)時期，以美蘇為首的北約和華沙兩大集團，面臨激烈沖突的威脅長達50年，因而，兩大集團的內部聯(lián)合也就相當穩(wěn)定。冷戰(zhàn)結束，華沙解體，北約失去了沖突方，內部也不像冷戰(zhàn)時期那樣團結緊密。20多年來，歐盟與美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摩擦和分歧就沒有停止過。近年來，美國又通過各種方式制造新的“冷戰(zhàn)”，企圖恢復美蘇冷戰(zhàn)時期西方各國步調一致、共同對外的聯(lián)盟，遏制、圍堵中國的發(fā)展。因此，我們應弘揚古代中國的智慧，沉著應對各種挑戰(zhàn)，剛柔并濟，以柔克剛，斗而不破。

在沒有熱戰(zhàn)沖突的和平年代，人文社會科學理論依然有助于政治家對某種事件進行科學的分析判斷，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從而作出正確決策

在電視上我們時?？梢钥吹?，一些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在召開議會時，各黨派議員有時會大吵大鬧，相互攻擊，甚至大打出手。在一般人看來，會誤以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議員們不講文明、粗野成性。其實，了解本質的人能夠看出他們是在臺上“表演”，這種“表演”是以提高知名度獲得民眾支持為目的的一種手段。會議結束后，在會上激烈爭吵的議員完全是另外一張面孔，有的如兄弟一樣親熱。如果熟悉美國學者戈夫曼提出的“戲劇論”，就不會被這種“表演”所蒙蔽。戈夫曼引用沙士比亞的話說：“世界是個大舞臺，每個人都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這種表演是在社會互動中形成的，既包括自我的表演、感情的表達、信息的發(fā)出，也包括周圍人對這些動作、符號的理解。西方國家的議員在臺上“表演”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給選民看的，以此來保持自己的支持率。

戈夫曼還根據表演者目的的不同，將表演區(qū)分為“誤解的表演”和“神秘的表演”。誤解的表演目的是通過表演給人一種假象，比如，“窮人扮富，富人裝窮”的現象就是誤解表演的案例，而所謂神秘的表演目的是故意與別人保持一定距離，給人以一種神秘的印象，從而使別人產生崇敬心理。在西方國家軍隊里，軍官與士兵各有各的食堂，保持一定距離，以防止官兵太熟悉不分上下，到打仗時士兵不聽軍官的話。再如封建王朝帝王與官員、上級與下級都有一定距離，有些官員不隨便說話，使人感到不可捉摸。

近些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一些政治家炮制“中國威脅論”“中國滲透論”，其目的除了抹黑中國、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煽動各國調整對華政策、遏制甚至圍堵中國的崛起外，還為了緩和國內矛盾、加強國內的凝聚與整合的目的。后者是受德國著名學者G·齊美爾（Georg Simmel，1858—1918）和美國著名學者L.A.科塞（Lewis A. Coser）的“沖突功能理論”（Functional Conflict Theory）的影響。沖突功能論認為，國際之間的沖突有助于國內凝聚和整合，可以把國民的不滿情緒引向國外，緩和國內矛盾。因此，對于政治家來說，外部沖突的停止或對敵人的勝利并不總是好事。為了維持和增強群體團結，領袖必須不斷地誘發(fā)外部沖突。這種外部沖突并不一定要真正出現，虛構出的外部敵人同樣能達到這種效果。因此，美國等西方國家制造“中國威脅論”，具有戰(zhàn)術上的意義。2001年10月，筆者在英國倫敦訪問時，一些學者也告訴我們，英國存在的問題很多，如交通、衛(wèi)生和失業(yè)問題等。現在由于英國國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阿富汗戰(zhàn)爭，所以內部矛盾成為次要問題。阿富汗戰(zhàn)爭結束之后，內部的矛盾又將凸顯出來。2003年，美國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其目的之一也是把國內矛盾引向國外，消除美國人對國內經濟不景氣的不滿情緒，增加布什2004年競選連任的資本。

此外，炮制“中國威脅論”、把中國視為“假想敵”的另一目的是激發(fā)美國等西方國家國民的危機意識，增加壓力，使民眾不滿足于現狀，以免被中國等發(fā)展中國家趕上或超過。為了保持國民的競爭狀態(tài)，必須制造“假想競爭對手”。一些西方國家的學者和政治家危機意識很強，如德國學者斯賓格勒于1918年首版的二冊的《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書中預言，西方文化很快便會衰亡，他認為在20世紀初期，西方文化正處于“衰老期”，這種文化形態(tài)就像中國的“戰(zhàn)國時期”或“從拿破侖主義到凱撒主義的過渡”時期一樣。他預言，“戰(zhàn)國時期”之后是“帝國時期”，這個時期將在2000年到2200年出現，也許那時將出現更為優(yōu)越的文化。斯賓格勒寫該書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西方國家的政治家敲響警鐘，不斷地進行改革和創(chuàng)新，保持文化的活力，以避免衰落。

美國社會學結構功能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默頓（R. K. Merton）提出將社會功能劃分為顯功能（manifest function）和潛功能（latent function）。顯功能即有意識地要達到的結果，亦即可預期的、可觀察的功能。而潛功能不像顯功能那樣容易覺察，往往要過一段時間才能發(fā)現。甚至有時當一事物不存在了，人們才發(fā)現它曾經完成某種潛功能。比如，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通過科舉制度，達到維護封建統(tǒng)治、保障社會穩(wěn)定的目的。因為古代組織讀書人考科舉，其顯功能是創(chuàng)造讀書作官的途徑，潛功能是把民間的精英的主要精力都吸引到讀書考科舉上，消除了思想上的異端和潛在的民間敵對勢力。因為民間精英的存在是挑動沖突的重要因素。再如，清政府在蒙古地區(qū)實行“興黃教而安蒙古”政策，其顯功能是滿足蒙古人的宗教生活的需要，潛功能是弱化蒙古人的強悍的民族性格并使蒙古族人口銳減。因為清政府十分害怕蒙古鐵騎的驍勇善戰(zhàn)，便利用宗教和聯(lián)姻等措施進行控制。而佛教是一種溫和的宗教，主張行善、積德、不殺生等，大力推廣藏傳佛教，可以大大削弱蒙古人意志和戰(zhàn)斗力。而且，很多成年男性出家當喇嘛，不結婚生子，可以一定程度上減少蒙古人口。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齊美爾認為，沖突的目標越明確，沖突的強度就越小，沖突的時間也就越短。利益表達越清楚，沖突的目標就越集中。有了清楚表達的目標，就有可能把沖突當作達到目標的手段之一，沖突就不可能十分激烈，往往以討價還價和妥協(xié)的辦法，以達到既定目標。相反，沖突的目標和利益越不清楚，沖突往往越激烈。沖突理論也可以用來科學認識兩類不同性質的沖突：現實問題和非現實問題的沖突。沖突理論認為，因明確的現實問題而引發(fā)的群體沖突，容易達成解決問題的折中方案，因此沖突強度較小。例如，上世紀90年代的下崗工人潮，就是現實問題，只要解決了再就業(yè)和吃飯困難，問題就會得到很快解決。但如果沖突因非現實問題而引發(fā)，則沖突介入的情感越強，沖突的強度也就越大，沖突的時間也會越長。非現實問題包括核心價值觀、信仰、意識形態(tài)以及階級利益等。例如，民族分裂問題、宗教問題等，都是非現實的問題，一旦發(fā)生沖突，將是激烈的，持久的。例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沖突就是非現實問題，包含了很多的歷史、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所以沖突的時間很長。因此，對于非現實問題而引起的沖突，必須高度重視并且及時解決。因為非現實問題具有波動性，如民族沖突或宗教沖突事件一旦發(fā)生，會刺激很多同一民族成員或同一宗教信徒的情緒，形成情感互動和連鎖反應，從而導致多地爆發(fā)沖突的浪潮。

只有了解熟悉更多的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才能對西方國家的各種政治和軍事行動迅速作出正確的判斷和及時的反應，主動識變求變應變，搶抓先機

總的來說，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十分注重運用人文社會科學家提出的各種理論，將其用于現實的國際國內政治決策中。在國際政治交往中，如果不了解、不熟悉這些與政治有關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就不能對西方國家的各種對外政治和軍事行動迅速作出正確的判斷及恰如其分的反應，因而也就有可能錯過時機，處于被動的局面。如果熟悉西方政治家慣用的各種理論和手段，就能迅速透過現象看本質，看清其行動背后的真正目的，并采取相應的對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發(fā)展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研究現實問題的學者往往就事論事，僅就某一問題提出解決的建議或意見。不可否認，無論是學術研究機構還是政府部門，對基礎理論研究都不夠重視。有些人認為，基礎理論研究對現實政治沒有意義，這種看法是不科學的?；A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是相互關聯(lián)的，只有把各種社會和文化現象的發(fā)展、變化規(guī)律研究清楚，才有可能更好地指導實踐。因此，應加強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研究，更好地為決策科學化服務。

【參考文獻】

①何光海：《弗里德伯格：中美關系的“楔子”》，《參考消息》，2003年6月5日第15版。

②劉易斯·科塞著、孫立平譯：《社會沖突的功能》，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

③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

④喬納森·H·特納著、吳曲輝等譯：《社會學理論的結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⑤李亦園：《人類學與現代社會》，臺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1984年。

責編/谷漩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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