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周末年禮崩樂壞，士作為低級貴族從政治結構中被游離出來。在生存壓力之下，士面臨著再就業(yè)的選擇。士再就業(yè)的事實，決定他們必須在自己原有知識基礎之上，根據現(xiàn)實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觀念和解決方案，并在私學的背景之下不斷強化自身獨特的思想立場，從而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促進了軸心時期中國思想的突破。

【關鍵詞】禮崩樂壞 再就業(yè) 百家爭鳴 【中圖分類號】K2 【文獻標識碼】A

可以說，在現(xiàn)代經濟社會的背景下，再就業(yè)是一個極為普遍的現(xiàn)象，它已然是和現(xiàn)代社會飛速發(fā)展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然而，在古代有再就業(yè)嗎？我們一般會認為，再就業(yè)只是現(xiàn)代經濟社會的一種特有現(xiàn)象。這種想法從總體上來說是無誤的，但也并不是絕對的。在中國古代，就曾經發(fā)生過一次極為重要的再就業(yè)選擇行為，并且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發(fā)展，改變了中國思想史的面貌，那就是百家爭鳴。

“禮崩樂壞”與士的生存危機

“禮崩樂壞”是我們通常用來描繪春秋戰(zhàn)國時期社會狀況的詞匯，比如在應劭的《風俗通義》中就指出，“其后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wèi)、宋、趙之聲，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①，很顯然，這里指的狀況就是春秋戰(zhàn)國以來，因周天子權威的下降而導致的社會失序、混亂的狀態(tài)。所謂禮樂，實際上指的就是周代的典章制度和行為規(guī)范，通過周公的制禮作樂，而形成的一整套具備操作性的禮樂制度，將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納入“禮”和“樂”的范疇，從而潛移默化地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舉止，所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諸侯朝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②，這也就是孔夫子所贊嘆的“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③的那種禮樂制度。而禮樂制度的崩壞，則意味著社會面臨巨變。

在《史記》中，司馬遷用了一個非常著名的故事，來形象地說明“禮崩樂壞”的發(fā)生：“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shù)舉烽火。其后不信，諸侯益亦不至。”④這就是“烽火戲諸侯”的故事，當然有很多人會質疑司馬遷這條記載的真實性，因為畢竟在前后的相關史料中，都未曾涉及。但不論它真實與否，司馬遷寫這個故事的時候，實際上是有很明顯的用意的。烽火臺設立的用意是很特殊的，即在戰(zhàn)爭發(fā)生的時候，天子點燃烽火臺，諸侯得到號令來幫助天子，即“勤王”。所以點烽火實現(xiàn)的是一種軍事功能，而這個軍事功能背后，包含著天子強烈的權威感，因此點烽火實際上是一個很神圣的事情。然而，通過周幽王烽火戲諸侯這個事件，可以很直觀地看出，這不僅破壞了天子的權威感，而且也破壞了整個社會秩序，最終造成了禮崩樂壞的局面。

社會秩序的破壞，直接影響的是個體的生存狀況，對于貴族來說，尤其如此。這種影響對于不同層級的貴族來說，會產生極為不同的結果。對于作為高級貴族的諸侯們來說，由于天子權威的下降，即從“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變?yōu)?ldquo;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諸侯們無疑從這個變革中感受到了極大的機遇和發(fā)展空間，春秋戰(zhàn)國之際的諸侯混戰(zhàn)，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對于諸侯們來說，畢竟這個時代給予了更多的可能性。然而，對于作為低級貴族的士來說，就面臨著極大的生存挑戰(zhàn)。顧炎武先生曾在《日知錄》卷七“士何事”條中說：“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為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zhàn)國之君遂以士為輕重，文者為儒，武者為俠。嗚呼！游人而先王之法壞矣！”⑤士原本是屬于低級的貴族階層，由于禮崩樂壞，周天子權威下降，無力維系整個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士的生存首先受到了巨大的沖擊。“游士”即士從政權結構中游離出來，這種現(xiàn)象根據顧炎武先生的考察，是春秋以來的普遍現(xiàn)象，當然，這在顧先生看來，也是對先王之法的破壞，亦即禮崩樂壞。這些從政權結構中游離出來的士，對于中國思想的早期變革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推動。

士以何再就業(yè)

我們通常都會認為中國古代傳統(tǒng)最大的特色就是對于人的重視，而對于人的重視，最為基本的就是對于人的生存的關注。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轉變，也是直接由人的生存問題所激發(fā)的。士基于生存需求而展開的再就業(yè)選擇，引發(fā)了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重要的變革。

如同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那樣，任何人的再就業(yè)都與其自身所具有的知識和能力有密切關聯(lián)，知識和能力的基礎決定了人們可以做怎樣的選擇。對于當初從政權結構中游離出來的士來說，也是如此。那么，士所具有的知識和能力又是怎樣的呢？士從本質上來說就是早期政權結構中的低級貴族。貴族這一身份決定了他們是早期少數(shù)受過良好教育的成員，是具有知識的階層，這是他們所具有的知識和能力基礎。

中國早期的教育制度非常完備，這當然是出于政治統(tǒng)治的需要，《禮記·學記》中很清楚地概述了這種教育體制：“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yè)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⑥當然，這樣的教育更多側重于對貴族統(tǒng)治人才的培養(yǎng)，從而以有利于“化民易俗”?？梢哉f，一直到周代為止，傳統(tǒng)的教育體制是由政府所掌控的，貴族壟斷了知識，各級官員有具體而又明確的分工，教育被限制在貴族系統(tǒng)之內，這也就是傳統(tǒng)所謂的王官之學。王官之學，因其事實的需要有著不同的層次，鄉(xiāng)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為地方教育，供普通低級貴族子弟上學。在諸侯一級則稱“泮宮”，而天子一級稱“辟雍”。王官之學的教育是以六藝為中心的，培養(yǎng)的是貴族的六種基本政治素養(yǎng)，嚴格地來說，有小學六藝和大學六藝之差異（小學六藝：禮、樂、射、御、書、數(shù)；大學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其教育體系的基本特征是學在官府，王官之學，官師合一。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對于士的生存選擇來說，他們的再就業(yè)顯然是以他們在官學系統(tǒng)中所習得的知識（即六藝）為基礎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六藝”對于中國思想文化的重要意義。馬一浮先生曾主張以六藝統(tǒng)攝中國傳統(tǒng)學問，“六藝者，即是《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余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藝之支流。故六藝可以該攝諸學，諸學不能該攝六藝。今楷定國學者，即是六藝之學，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⑦。士的這種知識基礎的同源性，也決定了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的融合性和互補性的問題。

士再就業(yè)的影響

由于禮崩樂壞的事實，士被迫從政權結構中游離出來，這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最為典型的特征，也構成了中國古代思想第一次重大轉折的社會基礎。士需要在一個混亂的時代生存，就要面臨再就業(yè)的挑戰(zhàn)。士再就業(yè)的事實，對于中國早期社會思想史來說，具有重要的影響。

首先，它帶來的是社會階層的流動。如果說在周代所設定的禮樂制度之下，社會基本上處于一種相對穩(wěn)定的狀態(tài)，而權威的解體，士的游離，對于整個社會階層來說，帶來了變化的可能，《管子》中有一段很直接的描述：“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不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⑧“農之子常為農”（同理，士之子常為士、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這是在正常的禮樂制度下的安排，但是，這里也很清楚地說明，農之子中優(yōu)秀的人可以成為士。這表明，階層不再是固定不變的，農可以成為士，士自然也可以變?yōu)檗r，這種流動性對于士來說，自然意味著生存壓力的增大，當然，從總體上來說，它為整個社會的自由和活力提供了重要的空間。正因如此，士才能獲得更多的思想和社會的空間。

其次，這種變動最為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私學的興起。如前所言，學在官府的狀態(tài)被打破，有知識的士從政權中游離出來，對于他們來說，其再就業(yè)的直接選擇就是以他們從官學系統(tǒng)中所習得的知識來進行，即通過傳授自身的知識從而獲得再就業(yè)，這在中國教育史上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私學首次進入了中國社會的舞臺，并且深刻影響了中國思想傳統(tǒng)。孔夫子在《論語》中，曾經很直接地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⑨，我們在通常意義上也是把孔子視為中國的第一位老師，這也是就私學的意義來說的。其實對于先秦諸子來說，何嘗不是如此呢？從本質上來說，面對再就業(yè)的壓力，諸子百家必須要不斷地堅持并強化自身思想的特點，才能夠吸引更多的追隨者，才能夠在生存競爭中占得優(yōu)勢地位。如果以私學為中心來考察先秦諸子百家的發(fā)展，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現(xiàn)象，那就是先秦諸子思想的繁榮是以私學的興起為開端的，其終結也是以私學的廢除為結束的，這樣的事實，多少提醒我們在考察思想形態(tài)的時候，應當給予教育制度本身更多的關注，思想就是教育的產物。

最后，再就業(yè)的精神實質就是多元思想的涌現(xiàn)。這種多元的思想，對于早期中國思想史來說，就是軸心時期中國思想的突破。我們需要注意到的是，由于私學的興起，同樣也促進了學術思想的人間性特征的形成和發(fā)展。先秦諸子出于現(xiàn)實生存狀態(tài)的需要，其思想的基本要求是必須要解決現(xiàn)實中的問題，惟其如此，才能獲得更多的現(xiàn)實支持和發(fā)展。于是，關注現(xiàn)實問題、關心人的基本生存狀態(tài)，幾乎成為了諸子百家關注的焦點，這也與私學的現(xiàn)實存在狀態(tài)有著密切的關系。

由于禮崩樂壞導致士的再就業(yè)需求，從而促進私學的興盛，無論是后世諸子百家的稱謂也好，還是九流十家的說法也好，都表明了這一時期中國思想的豐富程度。中國思想由此實現(xiàn)了突破，并因而確立了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基本精神價值，從而塑造了國人的精神世界。

（作者為浙江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導）

【注釋】

①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67頁。

②孔穎達：《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088-1089頁。

③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65頁。

④司馬遷：《史記》（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148頁。

⑤黃汝成：《日知錄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第336頁。

⑥王文錦：《禮記譯解》，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514頁。

⑦馬一?。骸短┖鸵松綍Z》，《馬一浮全集》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頁。

⑧黎翔鳳：《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401頁。

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94頁。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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