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今天的學界仍時常有人把魯迅看作中國近現代史上“全盤西化”的一位代表人物，但我認為這是不公平的。如果我們仔細考察魯迅的翻譯實踐，就不難看出，魯迅的翻譯涉獵十分廣泛，遠遠超出了西方世界，包括不少東歐的小民族文學以及東方的日本文學。許多在西方學界名不見經傳的作家正是經過魯迅的翻譯介紹，其作品才得以在中文的語境中獲得新生。而且魯迅的翻譯生涯也很長，在1903年至1936年的33年里，他共翻譯了俄蘇、日本、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波蘭、羅馬尼亞、芬蘭、西班牙、奧地利、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美國、英國16個國家、13個語種、110位作家的251種（部、篇）作品，總計330萬字的外國文學作品。[19]根據王家平的概括，魯迅的翻譯分為這樣幾大塊：“（1）歐美大國作品20種（部、篇），其中英、美兩國作品分別為1篇，法國作品7篇（部），德國作品11篇，占魯迅譯作總篇數的7.97%。（2）歐洲小國作品26種（部、篇），其中捷克、波蘭、羅馬尼亞、比利時作品分別為1篇，保加利亞、芬蘭作品分別為2篇，匈牙利、奧地利、荷蘭作品3篇（部），西班牙作品9篇，占魯迅譯作總篇數的10.36%。（3）俄蘇作品105種（部、篇），其中俄國作品48篇（部），蘇聯(lián)作品57篇（部），占魯迅譯作總篇數的41.85%。（4）日本作品99種（部、篇），占魯迅譯作總篇數的39.46%。”[20]由上述量化數據所示，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魯迅絕不是一個西方中心主義者，他在號召學習西方的同時，也通過自己的翻譯實踐有力地解構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勢，使廣大中國讀者和研究者認識到，世界文學并不僅僅是由那些主要的西方國家的文學組成的，廣大弱小民族和東方國家的作家及其作品也應當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占據應有的一席。

毋庸置疑，以魯迅為代表的一大批中國現代作家所受到的影響和得到的啟迪更多是來自外國作家，而非本國的文學傳統(tǒng)。例如，魯迅本人就曾形象地描繪過自己開始小說創(chuàng)作的過程：

但我的來做小說，也并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里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憑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y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21]

但熟悉魯迅創(chuàng)作生涯的人都知道，魯迅本人的中國文化功底十分深厚。正是由于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了解得太深刻了，所以對其缺陷才有所認識。因此，他在批判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劣根性的同時，號召中國作家和人文知識分子學習包括西方在內的外國文學和人文學術思想。這應該說是魯迅高于那些全盤西化論者的獨特之處。

筆者曾在一些場合指出，世界文學應該是一個“雙向的旅行”概念，也即世界文學早已經旅行到了中國，并對中國文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和啟迪，中國文學也應該走向世界，并成為世界文學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這樣才能徹底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文學格局。[22]應該說前者是十分成功的，包括魯迅在內的一大批五四作家、翻譯家和人文學者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從而使得世界文學大家的主要作品都有了中譯本，有些作家甚至在中國出版了作品全集；而坦率地說，后者則是不那么成功的，除了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外文出版社投入大量人力和財力翻譯了一些中國文學大家的名著外，其余的古典和現當代中國文學作品的譯介完全依賴國外漢學家的努力。這方面的譯介不僅缺乏系統(tǒng)性，更不用說與外國文學在中國的翻譯介紹相比擬了。如果說文學作品還有一些市場的話，那么中國人文學者的著作在國外被翻譯并得到出版者則寥寥無幾。因此，世界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系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單向的旅行，這其中與西方中心主義的作祟不無關系。但平心而論，我們自己的努力也是遠遠不夠的。從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到當代學者和翻譯者，在大量譯介國外的，尤其是西方的文學作品及人文學術著作的同時，卻忽視了將中國自己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和人文學術著作譯介到國外，因而客觀上助長了西方中心主義在中國翻譯界和學術界的盛行。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為我們提供了文化學術交流的平臺，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個平臺來推動中外文化學術交流。

因此，我們今天在中國的語境下重新討論世界文學問題，就應該立足中國的立場和世界的視野，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局限，大力弘揚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非西方文學，從而為重新繪制世界文學的版圖而貢獻中國智慧和提供中國方案。當然，要達到這樣一個目標，可以通過下列三種途徑來實現：第一，立足中國本土的立場和觀點，就國際學界的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話題發(fā)出中國的聲音，貢獻中國的智慧，并提出中國的方案；[23]第二，在國際學界大力弘揚中國文學和文學理論，用中國的文學理論概念來嘗試著解釋世界文學現象，從而改變國際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界長期一直風行的“以西釋中”的西方中心主義模式；第三，由中國學者提出一個全新的話題，引領國際同行就此展開討論甚至爭論。如果我們能夠在這三個方面都有所突破的話，可以肯定，國際學界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定勢至少會受到限制進而最終得到根本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