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對于新聞事業(yè)的功能，特別是對構成新聞事業(yè)核心的媒介的社會功能，有專門的論述和論證。這種媒介功能觀，成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重要內容之一。圍繞馬克思主義媒介功能觀的提出和發(fā)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分析空想社會主義媒介觀入手提出無產(chǎn)階級媒介觀;列寧從報刊作為政治斗爭工具到對公民進行經(jīng)濟教育工具的轉變，展示了媒介功能觀在新形勢下的提升;毛澤東及其他黨的領導人媒介功能觀的形成和發(fā)展，實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媒介功能觀的中國化;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背景下，實現(xiàn)了對互聯(lián)網(wǎng)媒介功能認識的新發(fā)展。
【關鍵詞】媒介功能觀 功能轉化 馬克思主義媒介功能觀的中國化
【中圖分類號】 G21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1.008
童兵，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新聞傳播理論、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研究。主要著作有《馬克思主義新聞經(jīng)典教程》《理論新聞傳播學導論》《新世紀新聞的觀察與思考》等。
功能者，泛指事物或方法所發(fā)揮的有利的作用。
新聞事業(yè)是由一定社會的經(jīng)濟基礎決定的，又反作用于經(jīng)濟基礎，這種“反作用”，就是新聞事業(yè)的社會功能，也就是新聞事業(yè)對社會所能發(fā)揮的有利的作用，所能實現(xiàn)的效能。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對于新聞事業(yè)的功能，特別是對構成新聞事業(yè)核心的媒介的社會功能，有專門的論述和論證。這種媒介功能觀，成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重要內容之一。學習和把握馬克思主義媒介功能觀，將有助于我們科學地認知媒介在革命、建設、改革歷史時期的功能和作用，充分發(fā)揮當代媒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巨大社會功能。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報刊作為黨的媒介的認知
19世紀30、40年代在法國和德國形成了以布朗基、卡貝、德薩米和魏特林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這些人既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形成作出了貢獻，又對早期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轉變和發(fā)展有直接的、積極的影響，且都是蜚聲新聞界的政論家或報刊活動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稱這些人的思想體系是“工人共產(chǎn)主義”。
“工人共產(chǎn)主義”的第一個代表是布朗基。在1870年9月普法戰(zhàn)爭期間，他創(chuàng)辦了《祖國在危急中報》，人們幾乎每天都能從報上讀到他那充滿戰(zhàn)斗激情的評論。1880年，垂暮之年的布朗基又創(chuàng)辦了《不要上帝、不要老爺報》，為工人共和國的目標辯護。這兩份報紙的出版與編輯，充分表明這位“法國無產(chǎn)階級政黨的頭腦與心臟”對媒介的看重與厚愛。
1840年卡貝在《伊加利亞旅行記》里提出了自己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次年，他將激進主義周刊《人民報》易名為《1841年人民報》，宣傳伊加利亞空想共產(chǎn)主義理想。當時，信仰卡貝學說的人將近50萬，卡貝對于貴族和王室利用“出版自由”出版的報刊進行了激烈的抨擊，而對新的社會制度下出版的新型報刊充滿著憧憬。他認為，理想王國出版的報紙是公眾輿論的代表，而這種輿論是真正的“人間無冕之王”。這里，卡貝第一次把媒介分為貴族的媒介和人民的媒介兩種。他對未來社會報刊理想的描述，是空想社會主義學說中對報刊理想最完整的表述。
魏特林不僅是德國工人運動的組織者，也是德國最早的工人運動的宣傳鼓動者。1841年9月，他創(chuàng)辦了《德國青年的呼吁》（次年易名為《年輕一代》）。這是一份辦給工人看的刊物，文章也由工人撰寫，編得十分出色。他認為，為工人辦報，就是從精神上滿足工人需要的特別有意義的事情。因此，他一生都在為滿足工人對媒介的需要而努力，為辦好工人媒介而盡心。魏特林的報刊工作學說，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jīng)產(chǎn)生過積極影響。
人類新聞傳播活動的發(fā)生是出于社會化生產(chǎn)活動的需要?？障肷鐣髁x者正是從這里開始揭示人際交往及信息傳播的意義。空想社會主義關于傳播媒介的獲取、保護和發(fā)展，推動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重視工人媒介，并開始研究和發(fā)展空想社會主義學說中的媒介功能觀。馬克思開展新聞傳播研究就是從爭取人民大眾的出版自由權利破題的。他最初的一些觀點，如“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認可”、“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xiàn)”，都是同媒介創(chuàng)辦權、保護權、使用權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恩格斯指出，“我們自己所屬的物質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現(xiàn)實的；而我們的意識和思維，不論它看起來是多么超感覺的，總是物質的、肉體的器官即人腦的產(chǎn)物”[1]。在他和馬克思看來，報刊是人的眼和耳通過大腦對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報刊是關于對象的反映，是人們表現(xiàn)現(xiàn)實世界的精神世界。馬克思說，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來觀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鏡子，“它是從真正的現(xiàn)實中不斷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財富洶涌澎湃地流回現(xiàn)實去的思想世界”[2]。由此他得出結論，報刊自己并不是對象本身，而只是關于對象的意見。報刊作為媒介存在的本質，馬克思在這里講得十分深刻和到位。
馬克思談到報刊工作者的認識活動時，一方面要求報刊工作者客觀公正、實事求是地認知和反映現(xiàn)實世界，另一方面又強調一定的外部條件的必備性。他在分析摩塞爾地區(qū)的農民對報刊的需求時指出，既然已經(jīng)證明，一定的現(xiàn)象必然由當時存在的關系所引起，那就不難確定，在何種外在條件下這種現(xiàn)象會真正產(chǎn)生，在何種條件下即便需要它，也不能產(chǎn)生。農民之所以迫切需要報刊反映他們的貧苦狀況，就是因為他們的處境太悲慘了。這種農民的需求和欲望，是促使自由報刊去報道摩塞爾地區(qū)現(xiàn)實的“外在條件”，這種條件是促使報道主體記者反映“現(xiàn)實客體”農民的動力。
新聞報道作為主體對客體反映的產(chǎn)物，同客體本身是不一樣的。它是物質狀態(tài)的客體（對象），變成了精神狀態(tài)的思想產(chǎn)品。所以，馬克思說，“使報刊變成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強大杠桿的，正是報刊可使物質斗爭變成思想斗爭，使血肉斗爭變成精神斗爭，使需求、欲望和經(jīng)驗的斗爭變成理論、理性和形式的斗爭”[3]。出于對報刊這種極其重要特征的認識，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強調要排除外部條件的桎梏，廢除書報檢查，實行出版自由，疏通內部機制，保障主體能夠正常運行，并有效地反映客體。這樣，報刊作為主體反映客體的媒介功能就能得到真正的實現(xiàn)。
列寧提出黨的媒介必須堅持的原則
報刊對于列寧來說，是他和他的政黨最重要的工具和武器。在建黨、奪權和建設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列寧把報刊運用得得心應手、順利有效。在建黨時期，列寧在《迫切的問題》一文中首先指出，著手建立和鞏固黨的機關報，就是建立和鞏固黨本身。在他看來，只有依靠政治報紙這種特殊的媒介，才能取得對黨“真正的領導權”。列寧著名的黨報功能論指出，“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從宣傳員和鼓動員來說，列寧強調黨報這種“特殊的黨的媒介”，可以“傳播思想，進行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同盟軍”，而發(fā)揮黨報的“組織者”作用，是因為“除了利用全俄政治報紙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強有力的政治組織”。由于俄國的情況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時期的德國不同，列寧在使用黨報這一無產(chǎn)階級特有媒介的過程中，提出了用好黨媒的三個原則。
第一，按馬克思主義方針辦報。必須本著嚴正的明確的方針辦報，這個方針就是馬克思主義。對有覺悟的工人來說，每一個機關刊物最重要的首先是它的原則性。
第二，直接展開同志般的論戰(zhàn)。全俄政治報的使命是從思想上統(tǒng)一全黨的認識，在組織上集合黨的隊伍。為求思想上的統(tǒng)一，不是下個命令就能辦到的，而必須讓各種理論和各種觀點展開論戰(zhàn)，最后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克服其他種種理論和觀點。
第三，從理論上闡明事件。黨的報刊要在宣傳和鼓動中處理好經(jīng)濟斗爭和政治斗爭的關系，要堅持從理論上闡明每一個事件，不能因為經(jīng)濟斗爭而忘掉了政治斗爭，那就是背棄了全世界社會民主運動的基本原則。
列寧在建黨過程中提出了報刊的黨性和報刊工作的黨性原則。他強調，對于社會主義無產(chǎn)階級來說，寫作事業(yè)不能是個人或集團的賺錢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與無產(chǎn)階級總的事業(yè)無關的個人事業(yè)。寫作事業(yè)應當成為無產(chǎn)階級總的事業(yè)的一部分，成為全體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列寧明確指出，全部社會民主主義出版物，都應當成為黨的出版物，而黨的出版物是有黨性的，決不允許創(chuàng)辦不接受黨的領導和監(jiān)督的報刊。黨的一切報刊工作者必須堅持黨性原則，這個原則就是他們必須接受黨的領導和監(jiān)督。黨報工作者接受黨的領導和監(jiān)督的同時，又被賦予充分的批評自由和討論黨的決議的權利，而且這兩個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二者結合好了，黨的報刊作為黨的媒介的突出代表，才能發(fā)揮積極的作用。
列寧后期領導黨的報刊實行了媒介功能的變革，這是因為，蘇維埃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報刊的主要功能已經(jīng)不再是對敵斗爭的工具、軍事斗爭的工具，而是對公民進行經(jīng)濟教育的工具。在這個全新的變動之中，列寧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也不同于其早期的報刊任務和媒介功能。第一，在新的國家和黨的任務面前，黨和國家的媒介要少談政治，多談經(jīng)濟。“少談政治，多談經(jīng)濟”，是列寧為使蘇維埃報刊成為社會主義建設工具而最早對報刊工作者提出的要求。第二，少發(fā)些知識分子的空泛議論，多登些生產(chǎn)建設的實際材料。少唱政治高調，多注意些極平凡的但是生動的、來自生活的、被生活檢驗過的共產(chǎn)主義建設事實，多用些生活中的生動的具體的事例和典型來教育群眾。第三，少報道一些領導人的活動，多一些群眾活動和勞動組織內部的公開報道。第四，設立“黑榜”，揭露錯誤。報刊應該成為我們加強勞動者的自我紀律、改變資本主義社會陳舊的、完全無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懶方法的首要工具。我們的報刊要公開揭露經(jīng)濟生活中的一切毛病，呼吁勞動者通過輿論的力量來根治它們。第五，組織競賽，運用“榜樣的力量”激勵建設新生活的熱情。
列寧期待通過以上五個方面的舉措，實現(xiàn)報刊由對敵斗爭的武器到建設新社會工具的“偉大的過渡”。黨和國家的報刊所肩負的媒介功能，在新時代實現(xiàn)了徹底的轉換。在探索和踐行媒介功能轉變的過程中，列寧還就黨對于社會主義新聞工作指導思想的調整，提出以下幾個方面的思考。
第一，日常的宣傳和鼓動必須具有“真正的共產(chǎn)主義性質”。列寧強調加強報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強調蘇維埃報刊必須成為戰(zhàn)斗的機關刊物。
第二，社會主義報刊依然具有宣傳鼓動和組織的社會功能。列寧強調，報刊是宣傳鼓動和組織的強大武器，是影響最廣大群眾的無可代替的工具。
第三，公開報道的原則。列寧把公開報道視為黨報同資產(chǎn)階級報刊的一個重要區(qū)別，作為報刊“有力量”的一個標志。他強調，只有群眾知道一切，能判斷一切，自覺地從事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有力量。
第四，講真話的原則。列寧強調，講真話，反映真實情況，如實報道我們的錯誤缺點，是社會主義新聞工具的一個基本的、重要的原則。他特別強調，真實性不應當依據(jù)其該為誰服務而變化。我們允許組織好對事實的選擇，但必須做到事實完整而真實。
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到列寧主義階段，又一種新型的新聞媒介——無線電廣播誕生了。列寧以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的高瞻遠囑與政治敏感，以極大的革命魄力和火一般的熱情，歡呼與支持這一人類傳播史上的奇跡的出現(xiàn)，并且指出無線電廣播是不要紙張、沒有距離的報紙，是千百萬人的群眾大會。列寧對新媒介的態(tài)度、認識和做法，值得我們學習和傳承。
毛澤東同志對媒介的重視和中國特色媒介政策的構建
包括媒介功能觀在內的毛澤東新聞觀，是在20世紀40年代全面形成的。它的提出、形成和發(fā)展，同下面幾個方面的歷史與文化條件是密不可分的。
第一，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經(jīng)久影響。毛澤東一生好學，閱讀不倦。青少年時代，近代中國進步思想家的著作，從孔孟儒學、朱明理學到王船山、顔習齋，從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到孫中山，從赫胥黎、斯賓塞的進化論、康德的二元論和18、19世紀歐洲的民主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到托爾斯泰主義，他都進行了系統(tǒng)的研究。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毛澤東的影響最深刻、最持久。第二，研讀馬列著作。毛澤東探索中國之變化時，正是中國社會思想文化戰(zhàn)線新舊交替、激烈動蕩的時期。接觸了這些繁雜的來自東西方的學說和著述，他的思想變得雜蕪起來。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的時候，毛澤東正在北大圖書館工作。在這里，他同馬克思主義先驅者李大釗接觸，閱讀后者發(fā)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以及陳獨秀等先進分子的文章，同時，與學生運動左翼領袖和工人群眾深入交談。這一切有力地推動著毛澤東思想的轉化，并且有助于他接觸和思考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新聞觀，建構自己的媒介觀。第三，接受新聞教育，投身報刊實踐。與同為報刊活動大師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不同，毛澤東還接受過一個學期的新聞學教育。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他參加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系統(tǒng)地學習徐寶璜主講的新聞學基礎知識和邵飄萍主講的新聞采編業(yè)務知識。這使他有機會全面了解新聞學的理論與業(yè)務，日后在同報刊工作的實踐經(jīng)驗結合中形成自己的新聞思想。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新聞和宣傳工作所發(fā)表的論述、指示、談話，僅收入《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就有120多篇。在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他為新華社等撰寫和修改的新聞稿及評論文章超過200篇，其中以新華社社論、評論形式收入《毛澤東選集》三、四兩卷的，共18篇。他一生還主辦、編輯了許多報刊，撰寫發(fā)刊詞，擬定出版方針和出版計劃。
從媒介觀的視角考察，毛澤東認為報刊是一種上層建筑，是一定社會的經(jīng)濟基礎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換言之，報刊是運用新聞手段反映社會經(jīng)濟的產(chǎn)物。這一分析比先行者更加深刻，視野也更加廣闊。毛澤東不僅高度重視媒介的功能，對于中國特色的媒介政策的研究和構建，也頗有建樹。
毛澤東始終強調，黨的報刊的作用，就是迅速廣泛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為此，他強調報刊宣傳應注重研究實事和真理，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也為此，為了掌握和運用好黨手中的媒介，就要發(fā)動群眾參加報刊工作，于是他擬定和提出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的方針。同時，在把報刊作為一切有力的輿論工具的思考之中，他又提出了“輿論一律又不一律”的輿論工作方針。毛澤東還特別提出“政治家辦報”的方針，反對“書生辦報”的主張。由此，毛澤東對報刊這一黨手中特殊手段的媒介的性質、功能和運作機制，作出了更為全面、更具新意的概括和總結。
中國共產(chǎn)黨在毛澤東之前和之后的各屆領導人，對黨領導下的新聞媒介的功能都有關注與評述，取其要者有：
李大釗說，新聞是現(xiàn)在新的、活的、社會狀況的寫真。歷史是過去、舊的、社會狀況的寫真?，F(xiàn)在的新聞，就是將來的歷史。我以為新聞事業(yè)，是一種活的社會事業(yè)。這些論述，深刻地揭示了新聞媒介與社會活動的關系，即新聞媒介是社會生活的載體。
劉少奇強調，報紙每天把黨的政策告訴群眾，黨又依靠報紙把人民的活動和情緒反映給黨。千座橋、萬條線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報紙。劉少奇把居于黨委領導和人民群眾之間的媒介的這種特殊的社會生活中介、政治生活中介的這種特殊地位、特殊作用，十分明確地點了出來，并作了恰當?shù)恼撟C。
鄧小平在談到黨和媒介的關系時，有一段特別深刻又富含新意的論述。他說，同資產(chǎn)階級之政黨相反，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談到媒介的社會功能，鄧小平深刻地談到中國社會生活中應該避免大民主，實行小民主的重要性。他說，所謂“大民主”，就是大規(guī)模的風潮和鬧事；所謂“小民主”，就是認真執(zhí)行我國憲法所規(guī)定的民主制度，使人民自由發(fā)表意見的權利和其他民主權利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鄧小平說，如果沒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來大民主。群眾有氣就要出，我們的辦法就是使群眾有出氣的地方，有說話的地方，有申訴的地方。這種“小民主”的辦法，包括讓民眾自由利用我們國家的媒介發(fā)表意見。鄧小平如此深刻地論述媒介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與非凡作用，振聾發(fā)聵、入木三分。
習近平總書記對媒介功能的新認識和媒介政策的創(chuàng)新建構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這些日子，是黨和國家發(fā)展進程中極不平凡的歲月。面對世界經(jīng)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fā)，全球性問題加劇的外部環(huán)境，面對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進入新常態(tài)等一系列深刻變化，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持穩(wěn)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迎難而上、開拓進取，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歷史性成就。我們黨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提出一系列新觀念新思想新戰(zhàn)略，出臺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生歷史性變革。這些歷史性變革，對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包括新聞事業(yè)的全方位發(fā)展和新聞觀念更新進步，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jīng)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行動指南，必須長期堅持并不斷發(fā)展。習近平新聞輿論工作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在當代中國的新發(fā)展。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新聞輿論工作，他認為，輿論歷來是影響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力量，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最重要的是要堅持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正確政治方向。他指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職責和使命是：高舉旗幟、引領導向，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團結人民、鼓舞士氣，成風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謬誤、明辨是非，聯(lián)接中外、溝通世界。要承擔起這些職責與使命，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是重要前提和首要條件。
習近平總書記很早就重視使用報刊等傳統(tǒng)媒介，并對傳統(tǒng)媒介的特征和運作機制進行了積極探索，新媒體和互聯(lián)網(wǎng)問世后，又對其特點與機制進行了深刻總結。在談到互聯(lián)網(wǎng)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xiàn)在，互聯(lián)網(wǎng)越來越成為人們學習、工作、生活的新空間，越來越成為獲取公共服務的新平臺；并強調，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進入新常態(tài)，新常態(tài)要有新動力，互聯(lián)網(wǎng)在這方面可以大有作為。當今世界，信息化發(fā)展很快，不進則退，慢進亦退。我們要加快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強化信息資源深度整合，打通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信息“大動脈”。我們要以信息流帶動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物資流，促進資源配置優(yōu)化，促進全要素生產(chǎn)率提升，為推動創(chuàng)新發(fā)展、轉變經(jīng)濟發(fā)展方式、調整經(jīng)濟結構發(fā)揮積極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同世界先進水平相比，同建設網(wǎng)絡強國戰(zhàn)略目標相比，我們在很多方面還有不小差距，特別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創(chuàng)新能力、基礎設施建設、信息資源共享、產(chǎn)業(yè)實力等方面還存在不小差距，其中最大的差距在核心技術上。他強調，互聯(lián)網(wǎng)核心技術是我們最大的“命門”，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我們最大的隱患。我們要掌握我國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主動權，保障互聯(lián)網(wǎng)安全和國家安全，就必須突破核心技術這個難題，爭取在某些領域、某些方面實現(xiàn)“彎道超車”。
在對發(fā)展局勢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新形勢下媒介功能的認知有了新的提升，對媒介新功能有了新的思考，從而把馬克思主義的媒介功能觀推向了新的高度。首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黨媒姓黨的新觀念。他說，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必須抓在黨的手里，必須成為黨和人民的喉舌，“黨報黨刊一定要無條件地宣傳黨的主張”。無論時代如何發(fā)展，媒體格局如何變化，黨管媒體的原則和制度不能變。其次，新聞媒體要把自己在新時代的功能履行好，就必須按照媒體自身的特點，針對新的傳播環(huán)境和傳播要求，扎扎實實地落實、執(zhí)行。特別要注意，新聞媒介要把對黨負責和對人民負責統(tǒng)一起來，把服務群眾同教育群眾結合起來，把滿足需求同提高素質結合起來，更好地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變?yōu)槿嗣袢罕姷淖杂X行動，及時把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的經(jīng)驗和面臨的實際情況反映出來，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最后，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從輿論引導的高度來認識與安排媒介的功能。新聞媒介是社會輿論的發(fā)射器，也是社會輿論的放大器。為使互聯(lián)網(wǎng)更好發(fā)揮作用，要增強網(wǎng)絡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懾能力，保障網(wǎng)絡媒體的各項功能得到充分發(fā)揮。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的傳統(tǒng)媒介和新興媒體的各種功能都有了新的整合和優(yōu)化配置。與此同時，黨的媒介政策水平和媒介科學研究能力也有了新的提升。這一切，從理論同實踐的結合上有力地拓展了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魄力與活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作為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定盤星”，引導廣大新聞輿論工作者做黨的政策主張的傳播者、時代風云的記錄者、社會進步的推動者、公平正義的守望者。中國共產(chǎn)黨百年歷史告訴我們，要切實忠誠地掌握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自己的新聞理想和新聞實踐，要切實肩負起“傳播者、記錄者、推動者、守望者”的歷史使命，既當好黨和政府的，又當好廣大人民群眾的“耳目喉舌”，是極其不易的。我們要以時代賦予我們的新目標、新任務、新規(guī)范為擔當，把百年成就和經(jīng)驗作為新的出發(fā)點，不懈努力、刻苦攀登，把新時代的媒介新功能開創(chuàng)好、發(fā)揮好，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第二個輝煌百年走好第一步，奪取開門紅！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7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9頁。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oncept of Media Function
Tong Bing
Abstract: The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have a special discussion and demonstration on the function of journalism, especially the social function of media that constitutes the core of journalism. This view of media func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Marxist news view. Focusing on the propos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view of media function, Marx and Engels put forward the proletarian view of media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utopian socialist view of media. Lenin's transformation from taking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s a tool for political struggle to a tool for providing economic education to citizens show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view of media func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iew of media function of Mao Zedong and other CPC leaders realized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Marxist view of media functi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enable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media function view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Keywords: view of media function, journalism,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media function view
責 編／張 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