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后，全球價值鏈重構成為引人關注且影響日益重大的國際經濟現象。全球價值鏈重構增加了國際競爭參與者，刺激著國家間的戰(zhàn)略競爭行為，促使國際組織形成新的工作重心，引發(fā)國際競爭格局新變化。為應對全球價值鏈重構引發(fā)的新變化與新挑戰(zhàn)，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調整本國對外政策，主要包括凸顯經濟外交重要性、重視區(qū)域經濟與安全平臺建設、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去中國化”、強調價值觀的一致或相近性以及試圖重塑國際制度等。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政策新趨勢對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產生了多方面、多層次的深刻影響，是深刻認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及準確把握中國外部戰(zhàn)略環(huán)境的重要切入點，是在新形勢下開展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牢牢把握戰(zhàn)略主動權的現實基礎。
【關鍵詞】全球價值鏈重構 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 對外政策 國際經濟
【中圖分類號】F11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9.007
【作者簡介】王存剛，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常務理事。研究方向為當代中國外交思想與實踐、國際關系理論與方法、戰(zhàn)略理論與戰(zhàn)略思想史。主要著作有《戰(zhàn)略環(huán)境與國家方略》《全球化與兩大社會制度演進——若干問題研究》《同德問學集》等。
自近代以來，率先走上工業(yè)化、現代化道路的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在國際舞臺扮演重要角色，它們的對外政策對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的基本面貌和總體走向有著深刻影響。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2008年爆發(fā)全球金融危機及2020年全球暴發(fā)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價值鏈重構成為國際經濟關系中引人注目的現象，其基本態(tài)勢對各種國際行為體特別是國家行為體的理念、戰(zhàn)略和行動產生了多方面、多層次的影響。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應對全球價值鏈重構帶來的新變化、新挑戰(zhàn)，并試圖在這一過程中占據優(yōu)勢甚至主導地位，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戰(zhàn)略、策略和行動，從而使它們的對外政策呈現出某些新趨向。系統(tǒng)梳理這些新趨向并深入分析其根源及影響，對于我們準確把握當今國際關系基本特點，深刻認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及準確把握中國外部戰(zhàn)略環(huán)境，從而更好地開展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牢牢把握戰(zhàn)略主動權，具有重要意義。
全球價值鏈重構：值得高度關注的國際經濟現象
自20世紀后半期以來，伴隨經濟全球化進程深入發(fā)展，以及以信息技術革命為核心的新工業(yè)革命的驅動，全球投資和貿易格局發(fā)生了深刻變化，全球生產體系在原有基礎上被進一步細分為不同工序和模塊，且彼此關聯程度空前增強，由此，世界經濟運行方式和整體格局呈現不同于以往的面貌。世界經濟領域的新現象、新特點、新趨勢，需要有新概念加以表達，有新理論加以闡述。在經歷了“價值鏈”（Value Chain, VC）、“商品鏈”（Commodity Chain, CC）和“全球商品鏈”（Global Commodity Chain, GCC）等概念的演化和整合后，“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 GVC）的概念及理論形成。
對于“全球價值鏈”（GVC）這一概念，國際機構和學術界給出了不同界定。[1]其中，聯合國工業(yè)發(fā)展組織（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UNIDO）的如下界定最有影響，“全球價值鏈是指在全球范圍內為實現商品或服務價值而連接生產、銷售、回收處理等過程的全球性跨企業(yè)網絡組織，涉及從原料采集和運輸、半成品和成品的生產和分銷、直至最終消費和回收處理的過程”[2]。從這一界定可以看出，全球價值鏈涵蓋全球產業(yè)鏈（global industry chain）和全球供應鏈（global supply chain）。
像其他社會領域一樣，全球價值鏈發(fā)展也呈現曲折中前行的總體態(tài)勢，其中，在1990～2008年間的發(fā)展最為迅猛。在近20年時間里，與全球價值鏈相關的貿易額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例超過50%，2008年該比例達到52%的峰值。“與20世紀90年代初40%的水平相比，全球價值鏈占全球貿易的比重，在近20年的時間里提高了12個百分點；而在此前20年里，從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這一比重值只提高了兩三個百分點。”[3]這主要得益于兩極對峙的冷戰(zhàn)格局終結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全球化快速發(fā)展所提供的強勁動力。2008年爆發(fā)的國際金融危機中止了全球價值鏈迅猛發(fā)展的勢頭。由于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增速顯著放緩、勞動力成本急劇上升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全球價值鏈出現擴張停止甚至萎縮的趨勢。全球貿易增長速度也呈現低迷狀態(tài)。世界貿易組織（WTO）發(fā)布的數據顯示：2012～2013年，全球商品貿易增長量與全球GDP增長量大體相當；2014～2016年，全球商品貿易增長率低于全球GDP增長量；2017～2018年，全球商品貿易增長量小幅反彈；2019年，全球商品貿易額陷入停滯狀態(tài)，并在當年年底出現下滑。[4]2020年春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圍內對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均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就供給側而言，疫情廣泛沖擊了供應商的生產能力。企業(yè)為有效控制風險、降低管理難度，傾向于縮短供應鏈長度。就需求側而言，經濟運行和政策環(huán)境出現更大的不確定性，沉重打擊了投資和消費的積極性，一些國家和地區(qū)進一步降低了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度。此外，隨著貿易環(huán)境惡化，保護主義和各種關稅及非關稅壁壘也在不斷增加。這些都阻滯了全球價值鏈的延伸。全球價值鏈重構由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對于全球價值鏈的未來發(fā)展趨勢，是階段性回調后繼續(xù)擴張，還是不可逆轉地收縮，各方看法并不一致。世界銀行2020年發(fā)布的一份報告認為：只要發(fā)展中國家深化改革、促進參與全球價值鏈，先進工業(yè)國奉行開放、可預測的政策，所有國家重振多邊合作，全球價值鏈就能繼續(xù)促進增長、創(chuàng)造更多就業(yè)機會和削減貧困。[5]由世界貿易組織、亞洲開發(fā)銀行和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研究院聯合撰寫的《全球價值鏈發(fā)展報告2021：超越生產》所作的預測，與世界銀行的報告大體一致。[6]從現實情況看，2008年爆發(fā)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2020年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雖然對全球化進程構成重大沖擊，使得過去30多年基于新自由主義原則運行的“超級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明顯失去動力，裂解力量在全球社會中出現，但“全球化仍在演化而非退化”。[7]先進制造、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的生產技術以及數字平臺等新的分銷技術的出現，盡管帶來了新的風險，但也創(chuàng)造了新的機遇。前述世界銀行報告顯示，2017年，65%的貿易屬于1992年尚不存在的類別。[8]因此可以確認，陸續(xù)產生的新技術總體上對全球價值鏈是有正面推動作用的，全球價值鏈重構及在此基礎上的擴張不會停止。
全球價值鏈重構引發(fā)國際競爭新變化
從本質上講，全球價值鏈重構是全球生產再配置過程，而生產過程通過一系列復雜環(huán)節(jié)對國際經濟關系整體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國際關系和社會生活其他領域。
全球價值鏈重構增加了國際競爭參與者。在傳統(tǒng)生產過程中，各環(huán)節(jié)通常不可分割。這意味著一種產品的比較優(yōu)勢通常包含所有生產環(huán)節(jié)的比較優(yōu)勢，經濟分析家們通常將這種優(yōu)勢稱為“整體優(yōu)勢”。然而，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下，一種產品通常由各國、各地區(qū)投入不同生產要素和中間品聯合完成。相應的，競爭優(yōu)勢由傳統(tǒng)的最終品優(yōu)勢，轉移至所從事的價值鏈環(huán)節(jié)的競爭優(yōu)勢，即經濟分析家所說的“環(huán)節(jié)優(yōu)勢”。國際競爭模式也由“最終品競爭”模式演化為“價值鏈環(huán)節(jié)競爭”模式。在此背景下，即使一個國家或地區(qū)在最終品上不具備比較優(yōu)勢，但只要其在特定環(huán)節(jié)具備比較優(yōu)勢，就可以進入全球生產網絡。這就使得那些不具備整體競爭優(yōu)勢的國家和地區(qū)能夠進入全球生產網絡，尤其是那些原先被排除在全球價值鏈之外或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的發(fā)展中國家“逐漸成為全球價值鏈的關鍵參與者”，它們“在全球價值鏈中發(fā)揮著重要且多樣化的作用”[9]。國際競爭參與者數量的增加勢必加劇國際競爭。既有參與者之間的競爭依然存在甚至進一步強化，既有參與者與新參與者之間以及新參與者自身之間的競爭陸續(xù)形成。
參與全球價值鏈重構的主體除了主權國家外，還包括跨國公司?？鐕臼墙洕蚧漠a物，并參與推動全球價值鏈的形成和發(fā)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國家快速崛起，這些國家的跨國公司數量大幅增加，相應大幅增加了全球跨國公司總數。目前，全球有超過10萬家跨國公司，約為30年前的3倍；其中有超過1／3的世界500強企業(yè)來自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10]全球價值鏈重構是左右跨國公司戰(zhàn)略選擇的關鍵因素之一，而這些全球經濟活動積極參與者的戰(zhàn)略選擇，以及它們與主權國家的互動，又勢必影響全球價值鏈重構的未來。
全球價值鏈重構刺激國家間的戰(zhàn)略競爭行為。在國際體系中，一國為維持或提升自己的地位，通常會根據特定時期的內外形勢而制定和實施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特點的競爭戰(zhàn)略（competitive strategy），由此引發(fā)國際關系中的戰(zhàn)略競爭（strategic competition）現象。在當今國際經濟關系中，那些處于全球價值鏈高端的國家為了維持自身高階地位并獲取壟斷利潤，先后制定各種發(fā)展先進技術的國家戰(zhàn)略。美國自2008年以來陸續(xù)推出了“先進制造伙伴計劃”（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先進制造業(yè)國家戰(zhàn)略計劃”（Nat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和“美國先進制造領先戰(zhàn)略”（Strategy for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持續(xù)聚焦下一代先進制造技術，全力捍衛(wèi)美國制造的全球競爭力。德國自2013年起實施“工業(yè)4.0”戰(zhàn)略，主要以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和務聯網（internet of service）為基礎，以新一代互聯網技術為載體，加速向制造業(yè)等工業(yè)領域的全面滲透。深感“一流工業(yè)強國”地位遭遇嚴重挑戰(zhàn)的法國也從2013年起實施“新工業(yè)法國”計劃，涵蓋環(huán)境保護和新能源、醫(yī)療和健康、前沿技術三大類別。英國則在2008年推出“高價值制造”（High Value Manufacturing）戰(zhàn)略，鼓勵本國企業(yè)在本土生產更多世界級高附加值產品，以確保高價值制造成為英國經濟發(fā)展的主要推動力。上述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制定和實施高新技術發(fā)展國家戰(zhàn)略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進行“技術鎖定”（technology-locking），即抑制那些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國家的技術進步，阻止它們向全球價值鏈高端環(huán)節(jié)攀升。
與此同時，那些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的國家為避免本國陷入“產業(yè)空心化”困境，特別是被長期鎖定在中低端環(huán)節(jié)的不利局面，也主動采取發(fā)展高端制造業(yè)和高端服務業(yè)行為。2005年，印度政府發(fā)布《印度制造業(yè)國家戰(zhàn)略》白皮書，稱其每年需要在農業(yè)以外創(chuàng)造700～800萬個就業(yè)崗位，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yè)被視為唯一能夠實現如此規(guī)模就業(yè)機會的來源。但是近年來，面對數字經濟的巨大沖擊和國際競爭的空前加劇，印度政府調整了本國的產業(yè)政策，開始將芯片制造列為國家戰(zhàn)略產業(yè)，并在財政和政策上大力扶持。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代表，中國政府于2015年5月發(fā)布《中國制造2025》，提出了實現制造強國目標的戰(zhàn)略任務和重點工作。近年來，中國政府加大對戰(zhàn)略性新興產業(yè)的扶持力度，推動相關產業(yè)融合化、集群化、生態(tài)化發(fā)展。截至2019年，中國戰(zhàn)略性新興產業(yè)企業(yè)在世界500強榜單中已占有29個席位，數量較2015年增加11個。[11]中國在高端裝備制造領域取得專利數量年均增速超過30%，追平了一些發(fā)達國家。[12]由此，新興經濟體國家與那些處于全球價值鏈高端的發(fā)達國家之間的發(fā)展戰(zhàn)略競爭加劇。
國際組織將全球價值鏈治理列入戰(zhàn)略性議題。國際組織特別是全球性國際經濟組織是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組織者和協(xié)調者，面對全球價值鏈重構引發(fā)的新變化，國際組織在運作過程中形成新的關注點和工作重心。2013年召開的聯合國貿易和發(fā)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就將“全球價值鏈：促進發(fā)展的投資與貿易”確立為會議主題，并發(fā)布《世界投資報告》，專門探討全球價值鏈的形成與發(fā)展問題。2015年召開的二十國集團（Group of 20, G20）峰會提出“構建互利共贏的全球價值鏈，通過全球價值鏈推動經濟全球化”。2016年召開的G20峰會提出“重構包容性全球價值鏈，促進全球貿易和投資強勁增長，提升價值鏈效率，實現全球經濟創(chuàng)新、協(xié)調、包容發(fā)展”的倡議并達成共識。這些有重要影響的全球性國際組織對全球經濟治理的廣泛參與，強化了全球價值鏈重構中的組織整合，對其成員的行為自然具有規(guī)約作用。
一些地區(qū)性國際組織同樣重視全球價值鏈重構問題。2014年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領導人會議，在主辦國中國的積極努力下，達成了《促進亞太地區(qū)全球價值鏈發(fā)展戰(zhàn)略藍圖》和《全球價值鏈中的APEC貿易增加值核算戰(zhàn)略框架》。前者旨在為亞太地區(qū)全球價值鏈發(fā)展合作確立政策指南和合作框架，是世界上首份全球價值鏈政策的綱領性文件；后者旨在通過對亞太地區(qū)全球價值鏈的分析和對貿易增加值的核算，更好地揭示亞太地區(qū)各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經濟表現，從而推動亞太地區(qū)貿易投資便利化和供應鏈互聯互通，降低系統(tǒng)性風險，強化亞太地區(qū)制造中心地位，增強貿易投資對亞太地區(qū)發(fā)展的動力。
全球價值鏈重構引發(fā)國際競爭格局新變化。國際競爭參與者數量的增加、各國戰(zhàn)略競爭行為的實施以及國際組織的廣泛介入，自然會對國際競爭格局產生全方位、多層次的深刻影響。不僅如此，全球價值鏈重構本身所蘊含的經濟邏輯也在影響國際競爭的基本態(tài)勢。這是因為，全球價值鏈分工要求各國充分利用國內資源，選擇最優(yōu)生產模式進行特定環(huán)節(jié)的生產。這樣做理論上可以實現各環(huán)節(jié)的“規(guī)模效應”，而將分散的“規(guī)模效應”整合起來，則可以實現最終品的“整體規(guī)模效應”。然而，客觀情況是，各國和各地區(qū)的要素稟賦有所不同，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巨大差異，因而它們在現實的全球價值鏈上的不同環(huán)節(jié)具有不同比較優(yōu)勢。全球價值鏈重構有可能形成產業(yè)集群化效應，即那些勞動力相對豐裕的國家和地區(qū)將吸引更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資本相對豐裕型的國家和地區(qū)將吸引更多的資本密集型產業(yè)，而技術發(fā)達的國家和地區(qū)則將聚集更多的技術型產業(yè)。從整體上看，這種狀況可以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形成新的國際產業(yè)格局，進而產生新的國際競爭格局。
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政策新趨向
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維護和拓展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在當代，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在更加頻繁因而也更加復雜的國際互動中實現國家發(fā)展目標，而在國家發(fā)展目標中，經濟目標是核心。從現實情況看，全球價值鏈重構所引發(fā)的國際競爭格局的諸多新變化，對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目標乃至整個國家發(fā)展目標的實現無疑構成重大挑戰(zhàn)。為應對這種挑戰(zhàn)，并在新的國際競爭格局中占據有利地位甚至獲得主導地位，近年來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先后制定和實施新的發(fā)展戰(zhàn)略。為保護這些戰(zhàn)略的順利實施并達到預期目標，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對外政策方面進行諸多調整，從而呈現以下新趨向。
凸顯經濟外交的作用。重構全球價值鏈以及在國際互動中實施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均屬于經濟范疇，它們與外交的交集是經濟外交。從歷史上看，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始終重視經濟外交，[13]重構全球價值鏈行為則進一步強化了這一特點。
在美國，奧巴馬執(zhí)政時期經濟是其施政重點，這一時期美國對外政策促進經濟發(fā)展、保護和拓展美國經濟利益的特點極為鮮明。約翰·克里在任國務卿期間曾表示，美國如果希望繼續(xù)成為全球領導國家，就必須理順自己的財政局面，“外交政策即為經濟政策”。[14]特朗普執(zhí)政期間挑起與中國激烈的貿易戰(zhàn)，美國經濟外交的負面作用空前彰顯，對美國全球價值鏈產生了諸多嚴重的消極影響。拜登上臺后，對美國對外政策整體上進行回調，經濟外交被視為維護美國權力的頭號工具。拜登強調，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認為外交政策與國內政策之間沒有明顯界限，并提出了所謂的“中產階級外交”（middle-class foreign policy），意在全面提升美國國際競爭力、制定經濟全球化新規(guī)則以及團結“民主國家”經濟體。[15]
在法國，奧朗德任總統(tǒng)期間，為重振低迷的法國經濟，“有活力的經濟”成為法國外交政策的四大目標之一，[16]經濟外交被確立為對外政策的最重要部分，法國政府甚至提出了“一切服從經濟外交”的口號。奧朗德還與時任外交部長洛朗·法比尤斯一起在外交部設立專門機構，負責向國際社會推介“法國制造”，并為法國中小企業(yè)“走出去”創(chuàng)造更多機會。馬克龍執(zhí)政后，經濟外交仍是其治下的法國政府參與全球和地區(qū)博弈的重要手段。自2017年以來，意在推介法國經濟吸引力的“選擇法國”（Choose France）峰會已連續(xù)舉辦5屆，廣邀全球各大金融機構和跨國企業(yè)領導人與會。此外，法國總統(tǒng)府每年都組織外國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及相關領域專家為法國“吸引力戰(zhàn)略”（attractive strategy）建言獻策。上述舉措取得了不俗成績。據法國商務投資署統(tǒng)計，2017～2020年間，法國總共接納了5300項外國投資。雖然2020年法國外國投資項目數量因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下滑，但在2021年迅速反彈，并超過了2019年創(chuàng)下的記錄。安永公司（Ernst & Young）發(fā)布的《全球資本信息晴雨表》也顯示，在2019～2020年，法國是歐洲最大外國投資目的地。[17]
在日本，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歷屆內閣均大力推進經濟外交，并將重點放在與更多國家締結“經濟合作協(xié)定”和“自由貿易協(xié)定”、加快推進基礎設施和技術出口等重構全球價值鏈方面。高調的經濟外交被視為“安倍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側面。[18]岸田文雄就任日本首相后，提出了一項總額高達數十萬億日元的經濟提振計劃，并將其稱為“新的日本型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轉化”。這一思路被認為是對“安倍經濟學”的繼承。[19]日本政府重視經濟外交，既與經濟全球化進入深度調整期、中美關系持續(xù)緊張所引發(fā)的全球和地區(qū)局勢有關，也是當今日本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地位的必然要求。
重視地區(qū)經濟和安全平臺建設。全球化與地區(qū)化是兩個并非根本沖突的歷史趨勢，在全球化趨勢因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暫時放緩的背景下尤其如此。也因此，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對區(qū)域平臺建設給予特別重視，以適應全球價值鏈區(qū)域化趨勢[20]以及地緣政治爭奪的新特點[21]。
作為歐盟領頭羊，法國近年來十分重視將地緣政治與新興技術關聯起來，積極倡導新興技術的地緣政治理念并努力將其制度化。進入2022年后，法國借擔任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國之機，推動歐盟擬投資80億歐元發(fā)展“歐洲共同利益重大項目”（IPCEIs）。法國還推動歐盟技術生態(tài)良性發(fā)展，提出要在2030年前組建資產總額約1000億歐元的10個大型技術巨頭。為此，法國與其他17個歐盟成員國創(chuàng)立了總額100億歐元的傘形基金。[22]在法國的大力推動下，歐盟近年來相繼出臺《數字服務法》和《數字市場法案》，以加強對谷歌、蘋果、亞馬遜、臉書等進入歐盟市場的美國科技巨頭的監(jiān)管。
與法國相比，美國尤為重視對地區(qū)安全平臺的打造，以實現其安全護持經濟的目的。這一點在亞太地區(qū)最為突出。自奧巴馬政府開始，美國基于“世界重心已經轉移”的戰(zhàn)略判斷，對亞太地區(qū)的重視程度日益增強，圍繞“重返亞太”（Pivot to Asia）這一戰(zhàn)略目標，出臺了名目繁多的亞太戰(zhàn)略，宣稱將在該地區(qū)投入更多外交與安全資源。特朗普執(zhí)政后，美國利用“四方安全對話”（QUAD）機制進行全方位布局。2021年9月，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三國聯合宣布，將組建一個新的印太伙伴體系——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關系（AUKUS），在遠端精確制導武器、網絡能力、人工智能技術、量子技術，以及深海技術等高端技術領域進行合作。美國還不惜得罪法國，宣布將幫助澳大利亞獲得核潛艇。此舉被普遍解釋為旨在建立新的印太地區(qū)軍事聯盟，以對包括中國南海在內的遠海事件施加有效影響。[23]不僅如此，美國還采取了一種被稱為“區(qū)域拆解”的地緣戰(zhàn)略。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美國將其視為中國重組全球貿易路線的雄心，認為其既具有地緣經濟和全球戰(zhàn)略的企圖，也是中美戰(zhàn)略競爭的重要維度。特朗普政府先后采取一系列外交、輿論和經濟舉措，阻撓或干擾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拜登政府則采取了既可以壓制中國以使其改變現行政策又為相關國家提供替代選項的新策略：將重點放在可以單獨或與所謂的“志同道合國家”合作，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可信的替代方案，領導解決這些國家的債務危機，提倡堅持所謂的“高標準的貸款條件”；加強經濟外交，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宣揚所謂的“環(huán)境和經濟成本”，以此維護和拓展美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政治和安全利益。
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試圖“去中國化”。隨著社會主義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基于意識形態(tài)考量并由于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記憶，開始把中國作為主要對手進行全方位打壓。
美國重構全球價值鏈行動具有最鮮明的針對中國的目的。這一點在特朗普執(zhí)政時期尤為突出。這一時期的美國對中國實施“脫鉤”（decouple）政策，并聚焦于貿易、科技和產業(yè)鏈三大領域，意欲對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構成全方位打擊。[24]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后，特朗普政府加快重構全球價值鏈格局的步伐，并于2020年4月宣布了一項名為“經濟繁榮網絡”的計劃（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該計劃成員國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等美國傳統(tǒng)盟友和印度、越南等美國在亞太地區(qū)的主要合作伙伴，內容覆蓋商貿、投資、能源、數字經濟、基礎設施、醫(yī)療衛(wèi)生、教育研發(fā)等廣泛領域。“經濟繁榮網絡”計劃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成員國能夠形成不同的價值鏈方陣，且彼此間優(yōu)勢互補。二是成員國在全球價值鏈上都與中國存在一定競爭關系。由此可見，美國精心制定該計劃的目的，就是尋求在亞太地區(qū)這個新的全球戰(zhàn)略重心重組價值鏈，以實現所謂的“去中國化”（De-Sinicization）目標。拜登政府上臺后，改變了特朗普政府對中國一味打壓、瘋狂圍堵的粗暴做法，在交替使用單多邊方式對華施壓基礎上，更強調對美國自身投入，以鞏固其贏在未來的實力基礎。2021年6月，拜登政府發(fā)布名為《重建彈性供應鏈、重振美國制造業(yè)和促進廣泛增長》[25]的報告，認定美國在半導體制造及封裝、電動汽車電池、稀土等關鍵礦產及其他戰(zhàn)略原材料、藥品和活性藥物成份等4個關鍵供應鏈存在漏洞和風險，強調美國必須通過重建生產和創(chuàng)新能力、提升產業(yè)鏈可持續(xù)性、加大政府采購和支持力度、強化國際貿易規(guī)則、加強盟友伙伴合作、監(jiān)控供應鏈中斷情況等方式，修補關鍵供應鏈漏洞，夯實長期產業(yè)基礎。雖然這份報告表面上看起來“就事論事”，并不明確針對中國，但報告幾乎每個章節(jié)都提到了中國，并對中國在相關領域的做法提出了尖銳批評。
歐盟及其成員國重構全球價值鏈行動同樣有明顯針對中國的成分。為實現所謂的價值鏈“安全性”目標，歐盟采取內部“本土化”與外部“多樣性”相結合的方式。[26]就中歐關系而言，由于兩者在經濟領域依存度很高，且從發(fā)展趨勢看，兩者在全球價值鏈上的競爭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因此，歐盟近年來試圖擺脫對中國的價值鏈依賴，力圖在雙方技術競爭中保持既有優(yōu)勢。為此，一方面，歐盟在貿易和技術領域對中國的態(tài)度逐漸強硬。歐盟委員會在2019年12月發(fā)布的《歐盟—中國：前景展望》（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報告中，明確將中國定義為“經濟競爭者”和“系統(tǒng)性對手”。2021年9月，歐洲議會通過《新歐中戰(zhàn)略報告》（A new EU-China strategy），雖然承認中國是歐盟的合作與談判伙伴，但仍認為中國正日益成為歐盟的“經濟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呼吁歐盟成員國制定更加自信、全面、一致的對華戰(zhàn)略，塑造符合歐盟價值觀的對華關系。另一方面，歐盟又在全球范圍尋求合作對象建設自由貿易區(qū)（FTA），以進一步重構全球價值鏈。迄今為止，歐盟已經與哥倫比亞、秘魯等南美國家以及越南等亞洲國家簽署了自貿協(xié)定，這些國家和地區(qū)隨之成為歐盟全球價值鏈中的新伙伴。由此，歐盟可以減少其對中國在原材料、中間貿易品和投資等方面的依賴。與此同時，歐盟還與日本、加拿大、韓國等國家簽署自貿協(xié)定，由此，又可以減少其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日本重構全球價值鏈行動也有明顯針對中國的考量。中國是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日本則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對象國，[27]日本在全球價值鏈上對中國高度依賴，其程度超過日本的盟國。岸田文雄內閣發(fā)布的《2021年世界經濟潮流》報告以2019年數據為例，對比了日本與主要發(fā)達國家以及中國的貿易結構，結果顯示，與美國和德國相比，日本從中國進口商品種類更多。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后，日本政府更加深刻地認識到維護自身產業(yè)鏈安全的重要性，進而在全球范圍內更為積極地推動價值鏈多元化進程。[28]2020年4月，日本政府發(fā)起一項總額高達2435億日元的“百億補貼”計劃，號召日本企業(yè)改革自身供應鏈，將企業(yè)或遷回日本本土，或轉至東南亞地區(qū)，總之要離開中國。但令日本執(zhí)政當局失望的是，這項看似有吸引力的計劃卻應者寥寥。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日本國內市場持續(xù)萎縮；另一方面，日本企業(yè)對中國的經營環(huán)境總體上是滿意的。
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刻意強調價值觀的一致或相近性。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國家快速崛起的大背景下，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價值鏈重構的合作中尤為強調價值觀的一致性或相近性。2018年6月，法國與加拿大聯合提出“人工智能宣言”，呼吁在七國集團框架內建立“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組織”。同年8月，該組織正式成立，成員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澳大利亞、美國、日本、韓國等15個國家，重點關注合理使用人工智能、數據管理等四個領域的發(fā)展。2020年2月，歐盟委員會發(fā)布《塑造歐洲的數字未來》（Shaping Europe's digital future）、《人工智能白皮書》（the White Paper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和《歐洲數據戰(zhàn)略》（European Data Strategy）三份數字戰(zhàn)略文件，希望歐洲社會的數字技術賦權根植于共同價值觀，強調歐洲價值觀和道德規(guī)則以及社會和環(huán)境標準必須適用于數字空間。2020年9月，美國在臺協(xié)會與歐洲經貿辦事處、“日本臺灣交流協(xié)會”等機構，在中國臺灣地區(qū)舉辦“重組供應鏈：促進理念相近伙伴間韌性”論壇。此次論壇刻意強調要在理念相近的優(yōu)先區(qū)域強化供應鏈韌性，并公開鼓勵合作伙伴將供應鏈撤離中國大陸，根據共享價值和標準發(fā)展新的供應鏈，以確保供應鏈的安全不受政治的脅迫。2021年6月，美國與歐盟聯合宣布成立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著眼于制定21世紀的標準和規(guī)則。在同年9月舉行的首次會議上，TTC聲稱將以“共同的民主價值觀”為基礎，在投資審查、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半導體供應鏈、全球貿易挑戰(zhàn)等五大領域加強合作。[29]
當然，由于各國要素稟賦不同，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方式各異，因而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也是不一樣的。為保持并提升自身的比較優(yōu)勢，它們彼此間同樣存在激烈爭斗。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后，由于全球價值鏈本土化趨勢增強，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進一步加劇。2020年2月，《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IRRMA）在美國正式生效。這是自2007年出臺《外商投資與國家安全法案》（FINSA）后，美國首次對其外資安全審查制度進行立法改革。此次改革雖然有完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內部機制的考量，但主要還是為了滿足應對所謂的“外部安全威脅”的需要。[30]這種威脅既來自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也來自于美國盟國與合作伙伴。[31]有研究顯示，在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貿易摩擦中，歐盟、韓國這些盟國未能幸免。[32]就歐盟與美國的關系而言，雖然歐盟“隨美起舞”的慣性短期內難以改變，但多年來與美國交往的經驗特別是特朗普執(zhí)政期間所遭受的粗暴對待，已使歐盟充分認識到，要實現戰(zhàn)略自主、建立強大歐洲，就不能過度依賴美國。有學者就注意到，自2017年起，保衛(wèi)“歐洲經濟主權”的輿論在歐盟成員國內部明顯增多。[33]2019年6月，歐洲外交關系委員會（ECFR）與歐洲國際經濟學領域頂尖智庫布魯蓋爾（Bruegel）聯合發(fā)布名為《重新定義歐洲的經濟主權》（Redefining Europe's Economic Sovereignty）的政策報告，認為歐盟具有決定自身經濟命運的集體經濟的規(guī)模和能力，但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大國正在使這種能力受到置疑。[34]前述歐盟委員會發(fā)布的三份數字戰(zhàn)略文件，在整體性勾勒歐盟數字化轉型戰(zhàn)略的核心要素和路線圖時，強調維護“技術主權”（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包括確保歐盟數據基礎設施、網絡和通信的完整性和恢復力，減少歐洲在關鍵技術方面對全球其他地區(qū)的依賴，加強歐洲在數字時代定義自身規(guī)則和價值觀的能力。因此，美國與歐盟在全球價值鏈重構特別是發(fā)展新技術及制定相關規(guī)則方面的競爭以及隨之產生的沖突難以避免。
對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打拉結合方式有新花樣。新興經濟體國家在全球價值鏈的關鍵作用，使得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在與這些國家交往時不得不改變長期以來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在外交策略和外交形式上進行某些調整。對于那些價值觀不同或差異甚大的國家，特別是被視為戰(zhàn)略競爭對手的國家，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仍然主要采用“打”的方式。中國既是社會主義國家，又是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代表，因而被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視為最強勁的戰(zhàn)略競爭對手。這些國家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特別強調對中國的“戰(zhàn)略脫鉤”。2020年9月，日本、澳大利亞聯手主要新興經濟體國家印度，啟動“彈性供應鏈倡議”（SCRI），[35]聲稱旨在創(chuàng)造自由穩(wěn)定的貿易和投資環(huán)境，增強印太地區(qū)供應鏈彈性，并呼吁包括東盟國家在內的域內國家積極參與以開展區(qū)域合作。該倡議實質上是一項針對中國的地緣戰(zhàn)略，即試圖打破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占優(yōu)勢地位的格局。
對于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特別是那些價值觀一致和相近國家，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則主要采用“拉”的手段。拜登政府上臺后，推出所謂的“民主供應鏈聯盟”，其最顯著特點就是采用“供應鏈+價值觀”的驅動模式，強調供應鏈合作伙伴擁有“共同價值觀”。拜登政府還在國際關系中刻意挑起價值觀之爭，試圖營造所謂的“民主國家聯手對抗中國”的壓倒性局面。2021年12月，美國牽頭舉辦“世界領導人民主峰會”（Summit for Democracy），邀請全球各地區(qū)100多個國家線上參會，但卻沒有邀請聯合國安理會兩大常任理事國中國和俄羅斯。會議主題聚焦反對威權主義、腐敗和保護人權。拜登在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宣稱，“面對世界各地民主和普世人權面臨的持續(xù)和令人震驚的挑戰(zhàn)，民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捍衛(wèi)者”。他還宣布了一項“總統(tǒng)民主復興倡議”（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Renewal），提出將與美國國會合作，提供高達4.244億美元的“對外援助”資金，以便“在全球范圍內加強民主和人權”，包括支持自由和獨立媒體、打擊腐敗、支持民主改革者、促進有助于民主的技術，捍衛(wèi)自由和公正的選舉與政治進程。[36]2020年舉行的“重組供應鏈：促進理念相近伙伴間韌性”論壇也特別強調，要在理念相近的區(qū)域優(yōu)先強化供應鏈的韌性，例如南亞的印度、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以及中東歐的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ád Group）成員。
試圖重塑國際制度。國際制度[37]是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是提供國際公共產品、降低交易成本和塑造預期結果。面對全球價值鏈重構引發(fā)的諸多新變化，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試圖通過重塑包括國際經濟制度在內的整個國際制度，構建新形勢下有利于自身的國際秩序。
二戰(zhàn)結束后，美國長期運用國際制度護持自身霸權，并隨著自身相對實力的變化不斷調整相關策略。冷戰(zhàn)結束后，隨著美國相對實力持續(xù)下降、一大批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國際制度特別是國際經濟制度出現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點，一些全球性國際制度在美國反對的情況下仍然成功建立起來。[38]美國對多邊主義和國際制度的態(tài)度隨之逐漸發(fā)生變化，全球價值鏈重構進一步加快了這種變化。特朗普執(zhí)政時期，完全拋棄美國長期奉行的多邊主義政策，轉而奉行以“美國優(yōu)先”原則為核心的單邊主義政策，強調國際交往中要獲取明確可見的實際利益。對于那些被認為無益于美國利益的國際規(guī)則和國際組織，特朗普政府采取直接退出方式。在特朗普上臺執(zhí)政后第一年，美國迅即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宣布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xié)定》《全球性難民和移民協(xié)議》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二年又宣布退出《伊朗核問題全面協(xié)議》《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關于強制解決爭端的任擇議定書》《美蘇消除兩國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以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并啟動退出萬國郵政聯盟。對于那些運行良好的國際經濟協(xié)議，特朗普政府則采取威脅退出并重新談判的方式。這方面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美韓自由貿易協(xié)定》等。對于既有國際組織，特朗普政府或癱瘓其職能，或降低其活動能力。前者如世界貿易組織（WTO）。美國的相關行動導致新任WTO總干事遴選一度陷入僵局，爭端解決機制自2019年12月至今一直處于癱瘓狀態(tài)，無法對國際貿易爭端作出裁決。后者如聯合國。2018年9月，特朗普在聯合國大會的演講中公開表示：“我們永遠不會把美國的主權拱手交給一個非經選舉產生的不負責任的官僚機構。”[39]特朗普政府強調美國對聯合國的直接主導，主張以競爭性姿態(tài)謀求美國在聯合國的領導地位，并赤裸裸地運用所謂的“錢袋子力量”實現這方面的政策目標。拜登政府上臺后，強調美國將重新回歸多邊主義，奉行所謂的“基于規(guī)則的多邊主義”，并重新加入特朗普政府退出的所有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在對待WTO和聯合國等全球性國際組織方面，拜登政府雖然回歸合作性博弈立場，但仍維持特朗普政府時期的某些做法。因此，從本質上說，拜登政府奉行的仍是“美國優(yōu)先”的利己主義。
其他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重塑國際制度方面也采取具有自身特點的政策與行為。長期以來，歐盟對國際制度和多邊主義總體上持積極立場，并曾誓言成為“國際機制的主要照管者”和“多邊主義的先行者”。[40]面對英國脫歐后歐洲一體化進程出現的新局面，以及國際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新挑戰(zhàn)，歐盟對待國際制度和多邊主義的態(tài)度發(fā)生某些新變化。2021年2月，歐盟委員會發(fā)布與歐洲議會和理事會的聯合通訊《加強歐盟對基于規(guī)則的多邊主義的貢獻》，重新定義了歐盟的多邊主義立場和戰(zhàn)略重點，闡述了歐盟加強多邊體系的行動方向和計劃。包括：重建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全球衛(wèi)生系統(tǒng)及供應鏈，推動綠色、數字化、包容、可持續(xù)的全球復蘇等；推進在民主、國際稅收、數字合作、綠色技術等新的全球治理問題中的國際規(guī)范建立和國際合作等。[41]與美國相比，雖然上述立場和戰(zhàn)略的建設性色彩更多一些，但仍然是試圖以自身理念塑造國際制度，并維護自身利益。
結語
全球價值鏈重構背景下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上述新趨向，在對全球生產體系和貿易體系產生多方面、多層次深刻影響的同時，也對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產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響。準確把握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政策新趨勢，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國際環(huán)境中的新矛盾新挑戰(zhàn)，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有助于我們在長期“一球兩制”下更好地運籌大國關系，推動構建總體穩(wěn)定、均衡發(fā)展的大國關系框架，推進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和建設；更有助于我們在復雜多變、不確定性不穩(wěn)定性更加凸顯的國際環(huán)境中始終保持戰(zhàn)略定力，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在應對挑戰(zhàn)中趨利避害，穩(wěn)步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
注釋
[1]相關情況參見喬小勇、王耕、李澤怡：《全球價值鏈國內外研究回顧——基于SCI/SSCI/CSSCI文獻的分析》，《亞太經濟研究》，2017年第1期。
[2]UNID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02/2003: Competing Through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https://open.unido.org/api/documents/4692446/download/UNIDO-Publication-2002-4692446.
[3]史丹、余菁：《全球價值鏈重構與跨國公司戰(zhàn)略分化——基于全球化轉向的探討》，《經濟管理》，2021年第2期。
[4]"Global trade rebound beats expectations but marked by regional divergences,"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21_e/pr889_e.htm.
[5]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Chains,"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dr2020.
[6]"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 Beyond Production,"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00_gvc_dev_report_2021_e.pdf.
[7]朱云漢：《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第137頁。
[8]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Chains,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dr2020.
[9]［美］加里·杰里菲等：《全球價值鏈和國際發(fā)展：理論框架、研究發(fā)現和政策分析》，曹文、李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3、168頁。
[10]史丹、余菁：《全球價值鏈重構與跨國公司戰(zhàn)略分化——基于全球化轉向的探討》，《經濟管理》，2021年第2期。
[11]國家發(fā)展改革委：《戰(zhàn)略性新興產業(yè)形勢判斷及“十四五”發(fā)展建議》，國家發(fā)展改革委，https://www.ndrc.gov.cn/xxgk/jd/wsdwhfz/202101/t20210104_1264124.html?code=&state=123，2021年1月4日更新。
[12]肖婷、蘇錚：《推動高端制造業(yè)創(chuàng)新發(fā)展》，《人民日報》，2021年9月3日，第9版。
[13]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經濟權力的戰(zhàn)略運用是大國崛起過程必不可少的手段。”參見白云真：《美國崛起過程中經濟外交及其啟示》，《教學與研究》，2015年第3期。
[14]吳成良：《美國新思路：外交政策即經濟政策》，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220/c40531-20539345-3.html，2013年2月20日更新。
[15]參見刁大明：《拜登政府的“中產階級外交”》，《現代國際關系》，2021年第4期。
[16]［法］洛朗·法比尤斯：《法國對外政策的優(yōu)先方向及其意義》，《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
[17]《第五屆“選擇法國”峰會：吸引40億歐元外商投資》，歐洲時報網，http://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france/2022-01-17/932700326442971136.html，2022年1月17日更新；《“法國吸引力”獲證實2021年外國在法投資項目數再創(chuàng)紀錄》，歐洲時報百家號，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7262751258266799&wfr=spider&for=pc，2022年3月14日更新。
[18]賀平：《后安倍時代的日本經濟外交》，《日本學刊》，2020年第5期。
[19]郭霽瑤：《“后安倍時代”來臨 岸田文雄如何布局日本經濟外交？》，《中國經濟周刊》，2021年第19期。
[20]余南平：《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價值鏈結構調整特征與未來挑戰(zhàn)》，《國際關系研究》，2021年第1期。
[21]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術以及第五代人工移動通訊為代表的新興技術領域，已取代傳統(tǒng)的海洋、“大陸心臟”和“邊緣地帶”，成為當今世界地緣政治爭奪的重要戰(zhàn)場。參見劉國柱：《地緣政治視野下的新興技術與美國技術民族主義》，《當代世界》，2020年第10期。
[22]朱小麗：《法國擬推動新興技術地緣政治化？》，《中國國防報》，2022年4月18日，第4版。
[23]美國在印太地區(qū)的行為刺激了歐盟及其成員國。歐盟委員會于2021年4月發(fā)布《歐盟印太合作戰(zhàn)略報告》（The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法國、德國、荷蘭等歐盟成員國也先后出臺本國的“印太戰(zhàn)略”。歐盟及其成員國希望通過加強與東盟以及日本、印度等印太國家的合作，推動自身供應鏈的多樣化，并增強其在地緣政治中的地位。
[24]J. Wu; J. Wood and X. Huang, "How Does GVC Reconstruction Affect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Analysis of USA–China Decoupling,"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5, No.1, Mar. 2021, pp. 67-81.
[25]"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100-day-supply-chain-review-report.pdf.
[26]參見黃鄭亮：《新冠疫情下歐盟對全球價值鏈參與路徑的調整與結構重塑》，《國際關系研究》，2021年第1期。
[27]田正：《疫情沖擊背景下日本產業(yè)鏈重構政策及影響》，《日本問題研究》，2021年第5期。
[28]此前，日本政府已實施“中國+1”戰(zhàn)略，加強其在印度尼西亞、泰國、越南、柬埔寨、緬甸等中國周邊國家的業(yè)務，以避免在全球價值鏈上過度依賴中國。
[29]《2021年9月美歐貿易與技術理事會發(fā)表聯合聲明》，中國出口管制信息網，http://exportcontrol.mofcom.gov.cn/article/gjdt/202111/406.html，2021年12月30日更新。
[30]參見漆彤、湯梓奕：《美國〈2018年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介評》，《經貿法律評論》，2019年第3期。
[31]有統(tǒng)計表明，2013～2015年，CFIUS共審查了39個國家或地區(qū)的387宗受管轄的交易，被審查交易最多的四個國家依次為中國、加拿大、英國和日本，占該期間所有被審查交易的比重約為65%。參見鄒曉梅、徐文舸：《美國外資安全審查：流程、重點、趨勢與啟示》，《中國經濟導刊》，2018年7月下。
[32]參見雷少華：《超越地緣政治——產業(yè)政策與大國競爭》，《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5期。
[33]參見余南平：《歐洲強化經濟主權與全球價值鏈重構》，《歐洲研究》，2021年第1期；忻華：《歐洲經濟主權與技術主權的戰(zhàn)略內涵分析》，《歐洲研究》，2020年第4期。
[34]M. Leonard; J. Pisani-Ferry and E. Ribakova et al., "Redefining Europe's Economic Sovereignty," https://www.bruegel.org/2019/06/redefining-europes-economic-sovereignty/.
[35]日本是“彈性供應鏈”（Resilient Supply Chain）這一概念的首倡者。
[36]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Announcing the 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Renewa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2/09/fact-sheet-announcing-the-presidential-initiative-for-democratic-renewal/.
[37]對于何謂“國際制度”，學術界存在不同看法。本文采用如下定義：所謂國際制度，是指那些“事關國際體系、體系中的行為體（包括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以及它們的行為的一系列相對穩(wěn)定、相互聯系的構成性、規(guī)范性和程序性的規(guī)范和規(guī)則”，參見J. Duffield, "What Ar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9, No.1, 2007, pp. 1。
[38]參見劉宏松：《為什么冷戰(zhàn)后國際制度的形成不由美國所愿》，《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8期。
[39]參見毛瑞鵬：《特朗普政府的聯合國政策》，《國際問題研究》，2019年第3期。
[40]參見［英］卡羅琳·布沙爾、［英］約翰·彼得森、［意］娜塔莉·拓茨：《歐盟與21世紀的多邊主義》，薄燕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扈大威：《走向“有效的多邊主義”——試析歐盟與聯合國的伙伴關系》，《國際問題研究》，2005年第5期。
[41]"On Strengthening the EU's Contribution to Rules-Based Multilateralism", 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n_strategy_on_strengthening_the_eus_contribution_to_rules-based_multilateralism.pd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Reconstruction and the New Trend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ang Cungang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especiall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global value chain re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 growingly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henomenon. It has increased the participant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stimulated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havior among countries, promp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find a new focus of work, and created changes in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hanges and challenges caused by the global value chain reconstruction,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have adjusted their foreign policies, mainly including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diplomacy, paying attention to build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platform, decoupling with China, emphasizing the consistency or similarity of values and trying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se new trends of foreign policy of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many areas and at many levels. They are the important fulcrum for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great worl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accurately grasping China's exter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 They are the realistic basis for carrying out a great struggle with new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irmly grasping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Key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reconstruction,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economy
責 編／桂 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