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國古代，文人作為知識精英群體，其聚會往往通過縱情山水、飲酒賦詩的方式展開，同時還伴有詩文、繪畫、書法等藝術(shù)作品的創(chuàng)作，故被稱為雅集。雅集在漢代開始確立，經(jīng)過后代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蘭亭雅集、西園雅集及玉山雅集等著名的文人雅集活動。這些雅集活動，以雅作為文化品格，以趣作為精神追求，成為了中國文化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關(guān)鍵詞】文人雅集  雅  趣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人聚會的演進與發(fā)展

文人聚會在先秦兩漢時期得以起源和形成。早在先秦時期，文化知識被貴族階層及士人群體所壟斷，他們在聚會上宴飲賦詩，可視為文人聚會的最早源頭，《詩經(jīng)·小雅》中就有很多詩歌描繪了貴族間的宴飲聚會場景。及至漢代，文人逐漸從士人階層中分化出來，文人群體間的聚會活動才正式出現(xiàn)。西漢初期，采取了分封與郡縣并置的統(tǒng)治策略，各諸侯王為壯大聲勢，紛紛招賢納士，使得大批文人雅士得以聚集，從而為文人聚會提供了條件。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景帝時梁孝王組織的兔園之會，梁孝王“游于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王乃歌北風于衛(wèi)詩，詠南山于周雅”（謝惠連《雪賦》）。兔園之會形成了以鄒陽、枚乘、司馬相如等宮廷文人為主體的聚會活動，他們在聚會中飲酒、吟詩、作賦等行為確立了后代文人雅集的基本范式。

不同于漢代，文學主要是作為經(jīng)學的附庸而存在，魏晉南北朝進入文學自覺的時代，文人群體的主體精神和人生價值得到發(fā)揚，文人雅集開始頻頻登場，并呈現(xiàn)出多姿多彩的樣態(tài)。如建安時期，三曹父子憑借帝王身份和出眾的文才成為文壇領(lǐng)袖，他們與徐干、陳琳、劉楨等人聚集鄴下，“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曹丕《與吳質(zhì)書》），并由此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宴飲詩，成為當時文人雅集的真實反映。又如東晉永和九年的上巳節(jié)，以王、謝等大族為中心的江南名士聚會于會稽山陰的蘭亭。蘭亭雅集將文人聚會和節(jié)日風俗進行了結(jié)合，通過曲水流觴、吟詠賦詩來體玄悟道、暢敘幽情。而這次聚會又經(jīng)過王羲之《蘭亭集序》的書法傳播，成為了文人聚會的典范，在歷史上最負盛名。除此之外，這一時期著名的文人聚會還有西晉時“二十四友”的金谷之會、東晉謝氏家族的烏衣之游、劉宋時竟陵八友的西邸之會等，形成了以門閥士族文人為主體的雅集活動。

唐宋時期，隨著科舉制的實施，門閥士人受到打壓，庶族士人通過考試進入權(quán)力中心，形成了大批的科舉文人群體。這一群體的出現(xiàn)，促進了文人聚會的發(fā)展，使之前以皇族、門閥及文學侍從之臣為中心的雅集，轉(zhuǎn)向了以科舉文人群體為中心的雅集。隨著文人主體的變化，一方面聚會的組織開始涉及到文人群體的各個層面，既有以帝王及上層文人主導的宴飲聚會，如宋徽宗親自創(chuàng)作的《文會圖》反映的就是以皇權(quán)為中心的文人雅集；又有下層文人自發(fā)組織的聚會活動，如唐末五代時期，大量文人隱居廬山，他們經(jīng)常集會唱和。另一方面聚會也更為常態(tài)化和多樣化，不但出現(xiàn)了以科舉為中心的同年、同僚及同鄉(xiāng)間的賞游性文人聚會，各類主題性聚會也越來越多，如曝書會、耆老會、茶會、詩社等。這一時期較著名的文人聚會，如唐代中期白居易與胡杲、吉旼等九老組織的香山雅集（又稱“九老會”），北宋時期駙馬王詵與蘇軾、米芾、黃庭堅、秦觀等著名文人組織的西園雅集等，都是影響深遠的文人聚會，被后人所追慕和效仿。

盡管唐宋以后文人聚會的基本范式已經(jīng)確立，但真正的文人雅集直到元代才形成規(guī)模效應和深遠影響①，出現(xiàn)了著名的玉山雅集。玉山雅集是由元末昆山富豪兼詩人顧瑛主持，“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間者十之八九……其賓客之佳，文詞之富，則未有過于是集者”，其規(guī)模之大、歷時之久、影響之深遠，成為了文人聚會的巔峰，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贊譽為“文采風流，照映一世”。

雅：文人聚會的文化品格

一些普通的社會性聚會，往往因為文人的參與而呈現(xiàn)出高雅的格調(diào)，最具代表性的即歲時節(jié)日聚會，如蘭亭雅集就發(fā)生在上巳節(jié)。上巳本是古人到水邊沐浴以祓除不祥的民俗節(jié)日，文人們選擇這一天聚會，對傳統(tǒng)的節(jié)俗活動進行了改造，增加了曲水流觴、宴飲賦詩、玄理清談等環(huán)節(jié)，提升了上巳節(jié)俗的風雅韻味。據(jù)《世說新語·言語》，洛下諸名士上巳節(jié)共至洛水邊修禊事，返回后，樂廣問王衍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仆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洛下名士在上巳節(jié)進行雅集清談，反映出與眾不同的審美旨趣和思辨智慧。除此之外，七夕、中秋、重陽等節(jié)日，也是文人聚會時經(jīng)常挑選的日期，文人群體高雅的參與方式，賦予了民俗節(jié)日以獨特的文化內(nèi)涵。②

文人聚會在模式和內(nèi)容上也處處透露出雅的格調(diào)。一般來說，歷代文人聚會大都會沿襲蘭亭雅集的模式，在環(huán)境優(yōu)雅的山水勝景或私家園林中，眾名士濟濟一堂，他們或飲酒品茗，或吟詩作文，或談玄論道，或琴棋書畫，形成一種自覺的文藝組合。而這些內(nèi)容，本就是君子雅道的重要內(nèi)容，古代有九雅之說，包括尋幽、酌酒、撫琴、蒔花、焚香、品茗、聽雨、賞雪、候月；又有八雅之說，即琴棋書畫，詩酒花茶。可以說，文人聚會的模式雖然大同小異，但基本離不開這些風雅元素，相傳李公麟創(chuàng)作的《西園雅集圖》，就詳細描繪了王詵、蘇軾等十六人雅集的情形，共分五組：“提筆作詩”“展卷作畫”“彈琴靜聽”“題石揮毫”及“談經(jīng)論道”，表現(xiàn)出一種超然物外、迥異塵俗的精神追求。

而文人聚會的雅，有時還體現(xiàn)在聚會時的場景布置中，如酒器、茶器、樂器、盆景插花、文房四寶、古董字畫……古代文人并不追求器物的奢華，卻對器物的材質(zhì)、內(nèi)涵和精美程度要求嚴格，正是因為這些器物可以借助于自身的文化意蘊，提升聚會品質(zhì)、陶冶文人情操。

文人聚會之雅，還表現(xiàn)在眾多文藝作品的創(chuàng)作上。文人聚會時，在與自然山水的接觸中，在推杯換盞的促發(fā)下，很容易激發(fā)創(chuàng)作欲望，于是揮毫潑墨，創(chuàng)作出詩歌、書法和繪畫等大量的文藝作品。而詩、書、畫本為文人之專長，也是文人風雅最直接的體現(xiàn)。故舉凡文人聚會，必定作詩，或同題唱和，或分韻賦詩，像顧瑛的玉山雅集就做到了“會有其人，人有其詩，而詩皆可誦”（李祁《玉山名勝集序》）。而蘭亭雅集的唱和成果《蘭亭集》，不但完整地保存了流傳下來的37首詩歌，王羲之創(chuàng)作的《蘭亭集序》更因其精彩的文字和雋逸的書法，被后人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盡管當時還沒有出現(xiàn)繪畫的創(chuàng)作，但蘭亭雅集卻成為繪畫史創(chuàng)作的重要母體，出現(xiàn)了大量的《蘭亭修禊圖》。文人雅集與詩、書、畫的創(chuàng)作相互成就，共同譜寫了中國文化史上的風雅一脈。

趣：文人聚會的精神追求

文人聚會之目的，或基于某種社會需求，如仕宦與薦舉；或出于對精神生活的需要，單純地追求一種雅趣精致的藝術(shù)化生活方式?？梢哉f，前者帶有一定的功利性目的，而后者是文人雅集的理想形態(tài)。不過，因為文人自身的文化修養(yǎng)，不管哪種類型的文人聚會，都會帶有這一群體的審美趣味，大致來說：

一是雅趣。前文已經(jīng)提及，文人雅集無外乎借飲酒、品茗、賞花、撫琴、賦詩、作畫、談玄等內(nèi)容來實現(xiàn)。而這些內(nèi)容，恰恰是文人雅趣之所在。以飲酒為例，常人飲酒，往往無所節(jié)制，但文人在雅集時飲酒卻別有風味，經(jīng)常設(shè)置諸多項目來增加趣味性，如曲水流觴就是古人舉行祓禊后，端坐水溪兩邊，在上游放置酒杯，任其順流而下，酒杯停到誰面前，誰就一飲而盡，并即興賦詩一首。而那些不能賦詩的，就要罰酒，像蘭亭雅集時，有四十二人參見聚會，但“前余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文人雅集時，還有酒令的設(shè)置，可以用于佐酒助興。文人酒令又稱雅令，包括字詞令、詩語令、酒籌令等，白居易《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后期》有云：“閑征雅令窮經(jīng)史，醉聽清吟勝管弦。”因文人酒令多以詩詞和經(jīng)史典故為題，故稱“窮經(jīng)史”，目的在于考察文人的才華和機智。酒令之外，還有茶令，是隨著文人茶會逐漸發(fā)展起來的一種文字游戲，像唐代著名的《五言月夜啜茶聯(lián)句》，就是顏真卿等人在聚會時以聯(lián)句的方式即席創(chuàng)作的茶詩。這些項目的設(shè)置，大大增加了文人聚會的趣味性，在“爭強好勝”的情緒狀態(tài)中，激發(fā)了文人的創(chuàng)作欲望。

二是閑趣。張潮《幽夢影》云：“人莫樂于閑，非無所事事之謂也。閑則能讀書，閑則能游名勝，閑則能交益友，閑則能飲酒，閑則能著書。天下之樂，孰大于是。”雅集本就是文人閑適時光的重要活動，其組織或在公務之余，以追求片刻之閑，如唐代“凡曹司休假，例得尋勝地燕樂，謂之旬假，每月有之”③；或多在文人退休隱居之際，主動追求閑適時光，像白居易《香山寺》詩云：“空門寂靜老夫閑，伴鳥隨云往復還。家醖滿瓶書滿架，半移生計入香山。”就寫出了白居易等九位長者在香山隱居雅集時的閑適狀態(tài)。而后代效法白居易香山雅集的更是不乏其人，據(jù)《澠水燕談錄》載，司馬光晚年，優(yōu)游洛中，不屑世務，自稱齊物子，他與富弼聚集洛中士大夫賢而老自逸者，置酒賦詩，時人呼之為“洛陽耆英會”。文人在追求安閑自適的雅集樂趣之外，也非常注重內(nèi)心的自由與愉悅，像玉山雅集的組織者顧瑛有詩《題錢舜舉浮玉山居圖》云：“無官落得一身閑，置我當于丘壑間。便欲松根結(jié)茅屋，清秋采菊看南山。”便是文人看破名利辭官歸隱，在自然山水之間探尋清閑之趣，從而覓得內(nèi)心的舒適與安閑。

三是逸趣。文人的雅集活動多選擇風景宜人的自然勝境，將參與者安置在一種悠然自得，與自然相通的氛圍之中，然后再通過詩酒風流來激發(fā)文人之逸趣?！妒勒f新語·任誕》就載，阮籍、嵇康等七人聚會時，“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正是在舒暢和諧的情緒環(huán)境中，文人們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獲得精神上的自由，激發(fā)感官上的體悟，享受超越現(xiàn)實的逸興，像《蘭亭集序》就寫到：“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王羲之在宇宙的無限中觀察人生之有限，以人生之悲苦來體味宇宙的曠達，最后得出“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的結(jié)論，故“雖蒼涼感嘆之中，自有無窮逸趣”④。

綜而言之，雅集作為文人交流的獨特形式，其以雅作為文化品格，以趣作為精神追求，在實現(xiàn)情感交流的同時，還產(chǎn)生了大量的文藝精品。如果沒有文人雅集這種活動，中國文學史和藝術(shù)史都將大為遜色。

（作者為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湖北文學理論與批評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樂經(jīng)》衍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1BZW080）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黃仁生：《論顧瑛在元末文壇的作為與貢獻》，《湖南文理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第32頁。

②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7頁。

③[明]胡震亨：《唐音癸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4頁。

④[清]吳楚材、吳調(diào)侯編選：《古文觀止（解題匯評本）》，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419頁。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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