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氣候變化已經由一個科學事實問題演變?yōu)榻洕驼卫娌┺膯栴}以及倫理價值問題，日益成為經濟學、政治學和倫理學的研究對象。應對氣候變化的經濟學路徑存在嚴重的局限性，也存在許多難以克服的倫理問題；氣候變化引發(fā)了政治學領域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對資本主義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氣候變化正引起深刻而重大的倫理問題，它折射出的是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困境。如果人類的政治體制、價值體系和行為方式等才是引發(fā)氣候危機的根源，就需要從倫理層面對氣候變化進行反思。
關鍵詞:全球氣候危機 氣候經濟 氣候政治 氣候倫理
【中圖分類號】X2 【文獻標識碼】A
氣候變化會對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以及人類社會造成沖擊，而應對氣候變化僅僅通過科學技術手段是不夠的，它還需要人類的經濟系統(tǒng)、政治結構以及價值觀念作出調整。氣候變化已經由一個科學事實問題演變?yōu)榻洕驼卫娌┺膯栴}以及倫理價值問題，日益成為經濟學、政治學和倫理學的研究對象。
氣候經濟研究的貢獻與不足
經濟學是最早涉足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人文社會學科之一，因為在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需要進行大量的經濟數據計算。經濟學的成本效益分析計算方法也成為各國制訂應對氣候變化戰(zhàn)略時借助的最主要工具。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認為，“看不見的手”完全可以有效調控溫室氣體排放行為，樂觀地把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寄希望于科學技術和自由市場的無所不能。另一些經濟學家則寄希望于經濟調控工具，如碳稅、總量控制與交易等。正是經濟學的數學方法和對策措施的相對可操作性，使經濟學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促進了減排行動，是制定氣候政策的有力工具；通過數學計算將氣候變化的威脅成本化，用經濟損失的數據警醒人們（“經濟人”）極端氣候事件的嚴重后果。氣候經濟政策還會影響消費者的行為選擇，例如，對石油征收更高的稅收有助于減少汽車的使用，從而降低車輛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氣候經濟政策也會影響企業(yè)的行為，例如，對投資清潔能源技術提供大量財政補貼會激勵產業(yè)轉型升級，或對傳統(tǒng)化石能源企業(yè)征收更高的碳排放稅有助于限制高污染、高排放企業(yè)的擴張。各類量化減排目標的推出也是經濟學的重要“功勞”——氣候經濟學為減排設定了清晰的量化目標，并推進了各類減排政策的出臺。
雖然經濟學家們進行了大量的計算，但是，氣候經濟學家的努力并不一定能夠取得預期的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氣候經濟學的計算結果難以獲得政府、科學家與公眾的完全信服。人們常常對其計算結果表示質疑：如何可能將復雜的現(xiàn)象計算清楚？如何將所有的社會價值都進行量化和貨幣化？如何在不同的科學研究數據和社會發(fā)展趨勢中做出取舍？
經濟學的計算理性阻礙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應對氣候變化本來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責任，但在經濟學“當道”的過程中，各國自算自賬、充斥著利己主義，使得全球一致的應對氣候變化方案遲遲無法形成。經濟學把個人看成是只顧個體利益的“經濟人”，也會自然地把國家當作只考慮本國利益的“經濟國家”。在這種“經濟理性”至上的情況下，如何克服全球環(huán)境的外部性？如何促成全球一致的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如何形成能得到各國一致認可的氣候協(xié)定？
應對氣候變化的經濟學路徑本身存在許多難以克服的倫理問題?；诮洕鷮W路徑的氣候變化政策可能會違背正義原則和忽視人權。市場能積聚財富，也會把環(huán)境成本傳遞給社會，還會剝削工人?；诔杀拘б娴慕洕鷮W分析而制定的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存在許多倫理問題，一切都用貨幣來衡量也引發(fā)了諸多爭議，因為決策者需要考慮的不僅僅是經濟數據，還需要特別關注公平、正義、權利等倫理問題。盡管基于經濟學路徑的氣候變化政策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人類總體福利，但卻可能與正義原則相抵觸。正義原則要求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本和收益應該根據公平或其他相關倫理準則而不是效率進行分配。
以經濟數據量化應對氣候變化會導致嚴重的道德問題。經濟學將世界數量化、貨幣化，認為一切自然與社會構成要素都可數量化，并能計算出其貨幣價值。將一切事物數量化、貨幣化可能引發(fā)嚴重的道德問題，例如將人類生命與健康的價值數量化、貨幣化，就可能導致人的“物化”，在這種計算基礎上制定出的公共政策可能是“反人類”的政策。并且在真實的世界中，有些要素是無法計算的，人類的大多數行為不可能呈現(xiàn)出觀察者可以直接檢測到的規(guī)律性。經濟學家所量化的世界并不是既定的客觀事實，而是出于人類頭腦的主觀建構。例如人的欲望與貪婪就無法量化，社會和諧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價值也無法量化。將所有要素都量化為經濟數據，忽視了世界本質的一面，而只關注量化的、可計算的方面。這種經濟學計算認為無論整個世界有多紛繁復雜，都可以通過量化和通約的手段而變得整齊劃一。
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前提假設會導致人類福利水平的倒退。應對氣候變化的經濟學路徑延續(xù)了傳統(tǒng)經濟學對增長的崇拜與迷戀，認為經濟增長是解決包括氣候變化問題在內的一切問題的最佳路徑。氣候經濟學家們時刻不忘傳統(tǒng)經濟學家的核心假設，即以GDP為首要指標的經濟增長必定會增加人類福利。經濟學還假設，由于經濟增長是通過礦物燃料的使用來維持的，因此削減礦物燃料的使用將減少人類的福利，這種福利超過了任何降低未來適應氣候變化的成本所產生的潛在利益。氣候變化研究專家斯特恩估計，未來氣候變化的成本可能占目前消費水平的20%，這會導致福利的減少。當前，許多政府和政府間機構繼續(xù)根據經濟增長就等同于增加福利這一傳統(tǒng)經濟學假設采取行動，甚至聯(lián)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也在其估計減輕氣候變化成本的模型中采用這一核心經濟假設。然而，以GDP為主要指標的經濟增長會增加人類福利的假設也存在諸多問題，因為它忽略了生態(tài)資源轉變?yōu)楣I(yè)生產的商品和服務過程中所產生的生態(tài)破壞與浪費。只顧追求經濟增長而忽視其他社會與環(huán)境目標的社會，其福利水平往往會發(fā)生倒退。
氣候政治研究的焦點議題與局限
早在20世紀90年代，氣候變化就被納入了政治議事日程。氣候變化不僅重塑著21世紀的世界經濟秩序，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著21世紀的國際政治格局，應對氣候變化將導致國際關系格局的重大調整（張海濱，2009）。從政治學視角來看，甚至IPCC都不是一個科學研究機構，而是一個吸收了氣候科學家的政治機構（強世功，2009），因為它所發(fā)布的評估報告涉及了大量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要素，會極大地影響全球政治與經濟格局。在氣候政治中，各國處于典型的“囚徒困境”中：雖然各國可以從合作中獲益，但它們同時又都有自由行動的動機。
氣候變化研究的政治工具化需要警惕。2009年的“氣候門”事件讓人們質疑氣候科學家已經成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或是將氣候變化這一科學問題有意夸大，引起公眾和政府關注，從而有利于他們獲取科研經費。美國前副總統(tǒng)戈爾通過宣傳氣候變化和環(huán)境保護而獲得諾貝爾獎，使氣候變化問題成為其總統(tǒng)競選拉票的工具。有人甚至懷疑IPCC都在偽造數據，以阻止發(fā)展中國家享受化石燃料帶來的發(fā)展（邁克爾·諾斯科特，2010）。就連神學家們也發(fā)現(xiàn)氣候變化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與《圣經》中諾亞方舟的故事有相似之處，因此宣揚氣候變化有助于基督教獲得新的證據。這些都使氣候變化從純粹的科學問題演變?yōu)檎螌ぷ鈫栴}，使“科學政治化”。雖然氣候變化問題可能會被政治利用，但即使氣候變化的結論被誤導、誤用，甚至可能是錯誤的，為氣候變化而進行的減排和環(huán)境保護還是能夠使人類受益的。氣候科學本身應當是價值中立的，但人們如何對待氣候變化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倫理價值問題。
氣候變化引發(fā)了政治學領域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質疑和批判。氣候變化對資本主義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戰(zhàn)，認為氣候變化是資本主義民主固有的缺陷所導致的。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和自由主義不僅不能夠對環(huán)境危機做出充分的反應，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它們起的是催化劑的作用。資本主義并不像看上去那樣靈活有效，實際上，它會有力地扼殺變革，并加重我們在氣候變化上的無所作為；資本主義需要摒棄自由市場的核心意識形態(tài)，重建世界經濟，重構政治制度，以此來緩解、應對日益嚴峻的氣候變化（Naomi Klein，2014）。全球變暖是資本主義迅速而不平衡的發(fā)展帶來的間接損害，并且資本主義缺乏使其了解和適應氣候系統(tǒng)的感官（塞維斯·斯托姆，2013）。資本主義的捍衛(wèi)者們則否認氣候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并且聲稱資本主義完全可以通過自由市場和技術創(chuàng)新來應對氣候變化，而無需改變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試圖將市場與技術的合理性變成政治的合理性。他們把氣候危機當成了資本主義利潤增長的新機會，甚至宣稱全球變暖的挑戰(zhàn)給資本主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投資和增長回報的最大機會。資本主義希望技術能夠消除地球的極限或推遲極限的到來，并提高地球承載力。在資本主義社會，技術作為解放者就是一個虛構的謊言，正如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所預言的那樣，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不是生產的力量，而是破壞的力量”。當前國際氣候政治在本質上延續(xù)了“生態(tài)帝國主義”邏輯，也是阻礙全球氣候治理的內在障礙（郇慶治，2016）。可見，氣候變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如果社會主義制度能夠較好地解決氣候危機，必將進一步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
對氣候變化與人權關系的探討是氣候政治領域關注的重點之一。這一問題在2007年的巴厘島會議上被小島國聯(lián)盟（AOSIS）正式提上國際氣候合作議程。太平洋島國圖瓦盧宣布其將因海平面上升而放棄家園。聯(lián)合國人權理事會于2008年著手進行“氣候變化與人權關系”的相關研究。從人權視角看氣候變化背景下的生存排放權，這種權利應當按人口平等分配（Henry Shue，1993）。從國際法律制度層面，對氣候難民遷徙權的保障，是享有生命權、健康權和人格尊嚴權等重要人權的基礎（孫華玲，2013）。碳排放權是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環(huán)境權利，既不容許個人獨占，也不容許一個人剝奪他人的這種權利（黃小喜，2012）。將碳排放界定為一種人權，有助于弱勢群體的保護，也有利于維護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益。然而，每個人需要多少碳排放權？如果剩余的大氣安全排放空間無法滿足所有個體的碳排放權，那么該如何分配這種權利？
國際關系和國家安全問題也是氣候政治的關注領域。氣候變化會對中國的國家安全產生廣泛的影響，因此，中國應當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框架下統(tǒng)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董勤認為（2009），政府首腦更替、對環(huán)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權衡都不是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的真正理由，對安全利益的權衡才是美國拒絕《京都議定書》的重要因素，并且安全利益將繼續(xù)成為影響美國氣候變化方面的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國際氣候合作已經深化為一種政治博弈，其中充斥著對“國際氣候話語權”的爭奪。在國際氣候合作的政治機制問題上，羅伯特·基歐漢認為（2016），美國的帶頭行動是促使中國減排的必要條件。國際氣候合作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國際政治信任不足，而協(xié)商民主機制可以擴大、加深或鞏固國際政治信任，從而為國際氣候合作提供制度基礎（蘇向榮，2016）。國際氣候合作機制政治學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過于注重國際關系與政治博弈的策略分析，認為僅僅依賴國際氣候合作程序與機制的設計與制度的重組，就足以解決當前的國際氣候合作困局，卻忽略了造成國際氣候政治沖突背后的倫理價值因素。
應對氣候變化的氣候倫理研究
作為一種對人類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進行系統(tǒng)道德反思的學科，倫理學當然也不能將氣候變化問題置之度外。從西方智慧的源頭開始，倫理學就一直因為缺乏實踐意義而遭受批判。其實，這是對倫理學的誤解，倫理學的價值不在于直接給出解決問題的答案，而在于為實踐提供基礎性的倫理反思與方向性的價值指導。氣候變化涉及無數人的生死，我們對待氣候變化的態(tài)度就是我們對待人類痛苦的態(tài)度。我們可以“把頭埋進沙子里”，繼續(xù)無拘無束地高消費、高污染、高排放行為，也可以“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積極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念、經濟模式與生活方式?？梢?，氣候變化問題本質上也是一個倫理問題，它折射出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困境。如果人類的政治體制、價值體系和行為方式等才是引發(fā)氣候危機的根源，就需要從倫理層面對氣候變化進行反思。我們的社會與生活需要作出改變，而需要最先改變的則是我們的價值認知。
氣候變化引出了正義問題：氣候變化是發(fā)達國家歷史排放的結果，這些歷史排放使其達到如今的福利水平，但是發(fā)展中國家卻未享受到這些排放所帶來的收益，并且可能是未來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國家。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群體常常是由于不公正的全球化或殖民主義體系而致貧的非洲農民，他們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責任最小，但在氣候變化中的處境卻最不安全，也最缺乏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氣候變化挑戰(zhàn)人類的道德，造成了公地悲劇，強化了富國對窮國、當代人對未來人的剝削，引發(fā)代際正義與代內正義問題?？梢姡脚c正義是達成任何有效的國際氣候協(xié)議的核心。
氣候倫理研究的局限
應對氣候變化的經濟學路徑會遭受倫理學的挑戰(zhàn)，同時，氣候倫理研究也會遭受經濟學的挑戰(zhàn)。對經濟學家而言，氣候倫理研究的局限主要體現(xiàn)在：
第一，正義、權利等倫理要素無法量化，難以執(zhí)行。曾有氣候經濟學家要求筆者給出一套可用于氣候經濟模型計算的“氣候正義指標體系”。換言之，由于缺乏公認的道德公式以精確地規(guī)定何種分配是正義的，從而缺乏指導具體氣候政策選擇的實踐意義。
第二，與經濟學家一樣，倫理學家之間也從未停止過爭論。不同的倫理學家會提出不同的分配減排義務與收益的倫理原則，這會讓人無所適從。
第三，不管我們如何強調倫理道義，有時還是要輸給強大的市場經濟制度本身，這意味著倫理學有時難以有效解決現(xiàn)實問題。
這些挑戰(zhàn)也恰恰表明了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跨學科屬性，沒有哪個學科可以單獨解決問題?；蛟S一種可能的現(xiàn)實路徑是：在經濟學的指標選擇中融入倫理因素，如使用凈經濟福利指標；在倫理學的價值選擇中加入經濟要素，如幸福GDP。政府在制訂氣候變化政策時，可以將效率最大化的經濟目標與社會公平的倫理目標結合起來。
氣候倫理研究的緊迫性與重要性
在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基于氣候變化的環(huán)境倫理與正義問題顯得比任何其他全球性問題都更為緊迫也更為復雜。原因在于，氣候變化及其可能給人類生存造成的災難是毀滅性的。在某種意義上講，由氣候變化所引發(fā)的危機歸根結底還是人自身的危機，是人類思維方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政治經濟制度的危機。對氣候變化問題的倫理追問不僅涉及人的生存意義的問題，更涉及人類應當如何共同生存的問題。這就決定了我們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過程中必須對現(xiàn)有的政治經濟制度、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以及行為方式等進行變革。
功利主義和道義論是過去幾個世紀道德哲學中兩種最重要的倫理理論，但它們所分析的對象僅僅局限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且是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人們之間的關系（Christian U. Becker，2012）。這種分析框架已經無法用于分析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環(huán)境問題。傳統(tǒng)的環(huán)境倫理學主要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和當代人與未來人的關系問題，其主要著眼點在于作為整體的“人”（我們），所講求的是對“我們”的一種道德勸導和倫理規(guī)范，并寄希望于“我們”道德境界的提升。例如，強調人要對自然、動物、我們的后代承擔責任。但“氣候變化危機”已經遠遠不是普通的環(huán)境倫理問題，本質上是一個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如何“合作”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講，氣候倫理不僅擴展了傳統(tǒng)環(huán)境倫理學的研究視域，使之跳出國家邊界探討環(huán)境問題，也使環(huán)境倫理研究變得更加緊迫與重要。
氣候倫理研究的關鍵倫理價值問題
應對氣候變化涉及兩個問題：怎樣才算對氣候系統(tǒng)的危險干擾？我們應當如何應對氣候變化？這兩個問題不僅涉及自然科學研究與經濟學計算，更涉及人類的價值判斷與利益取舍。碳排放引發(fā)氣候變化這一科學事實會引發(fā)我們對這些倫理價值問題的思考：
既然氣候變化是由于人類大量生產、大量消費所排放的溫室氣體造成的，那么，我們人類自身不斷膨脹的消費欲望是否應當得到限制？窮人為生存而排放的溫室氣體也應當受到限制嗎？每個人應當得到多少碳排放權？一部分人的高排放傷害了另一些人，無辜的受害者是否應當得到補償？
既然氣候變化是人類工業(yè)化進程的結果，那么，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哪個應當承擔更多的減排責任？減排責任應當根據什么原則進行分配？發(fā)展中國家是否有權利過上與發(fā)達國家相同的“高排放”幸福生活？
既然經濟發(fā)展必然造成碳排放，而氣候變化使碳排放受限，那么，相對于所剩不多的排放空間，我們應當如何分配這一極度稀缺的資源才是公正的？發(fā)達國家是否要對解決氣候變化問題負有更大的責任？發(fā)展中國家是否可以在一段時期內獲得更多的排放空間？
既然人類目前的工業(yè)化進程主要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實踐過程，那么，自由市場模式應該為氣候變化負責嗎？信奉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們是否有可能解決氣候危機？氣候經濟學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否存在倫理缺陷？
既然氣候變化與工業(yè)革命以來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那么，我們是否能夠完全依賴“以技術克服技術”的路徑？為拯救地球于危難，充滿風險與不確定性的氣候地球工程是否值得一試？氣候地球工程的可能性是否會成為阻礙我們減排的借口？
既然最有可能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人可能還沒有出生，當代人所做出的氣候決定可能會影響未來世代的生活，那么，當代人是否因碳排放而對后代負有責任？代際氣候正義是否可能？當未來人的利益與當代人的利益發(fā)生沖突時，應當如何抉擇？值得我們警惕的是，當代西方學者大量探討代際氣候正義，卻有意回避對氣候變化歷史責任的討論，其中是否存在這樣一種道德陷阱：對發(fā)達國家的歷史排放責任既往不咎？發(fā)達國家的歷史排放是否可因其對溫室效應和氣候變化的“無知”而被“寬恕”？代際氣候正義是否具有對代內氣候正義的優(yōu)先性？是否要求當代所有國家，無論貧富都負有對未來世代相同的減排責任呢？
既然氣候變化及其風險是去邊界的、跨國家和跨代際的，那么世界各國是否應當放棄“以鄰為壑”的價值觀，把應對氣候變化當成每個人、每個國家自己的事情，盡其所能地貢獻力量？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不盡相同，這種能力是否應當（像新冠疫苗一樣）拿出來共享？如果后發(fā)國家只能通過走傳統(tǒng)的高污染、高排放的發(fā)展老路才能積累低碳發(fā)展所需的資金和技術，那么，發(fā)達國家是否應當向它們提供援助（而不是將自己淘汰的落后技術和污染產業(yè)轉移出去）？
這些“倫理價值問題”的凸顯使得“科學事實問題”和“經濟利益計算問題”變成了次要問題，因為盲目地使用科學技術和經濟手段應對氣候變化，不僅無助于氣候問題的解決，反而會使問題變得更糟糕。例如，新能源技術可以降低汽車的單位里程能耗，財政補貼或稅費優(yōu)惠可以鼓勵人們購買更節(jié)能的汽車，但卻都不能降低汽車的擁有量、使用率、行駛里程等，反而可能促使人們更多地購買和使用汽車，使汽車的碳排放總量大幅增加。氣候科學家能告訴我們氣候為什么會變化以及會如何變化，但我們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卻取決于我們的價值觀，取決于我們對好與壞的價值判斷，以及我們對不同價值選項的取舍。
結論
氣候變化正成為深刻而重大的倫理問題，其原因在于：氣候變化及其影響存在全球不均衡性——雖然所有國家都會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但最貧困的國家和最弱勢的人群由于自身適應能力的匱乏而會受到最為嚴重的傷害；溫室氣體的最大排放者與受到氣候變化傷害最為嚴重的國家與人群之間存在錯位性；碳排放與全球變暖的傷害之間存在時間上的滯后性，一些人引發(fā)了氣候變化，卻不平等地傷害了另一些人，這是不正義的?？梢?，氣候變化不僅僅是一個科學技術問題，只依賴科學技術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氣候危機。氣候變化根本上是一個倫理問題，它理應得到倫理學和其他人文學科的普遍重視。我們無法僅憑科學知識采取行動，因為我們的所有選擇與行為都涉及價值判斷。
【本文作者為暨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實驗室“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實驗室”首席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20AZX018）、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1&ZD057）、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規(guī)劃項目（19YJA720012）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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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董惠敏／美編：石 玉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n Address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Shi Jun
Abstract: Evolving from a scientific issue to a game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an ethical issue, climate change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object of study in economics, politics and ethics. The economic path to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has serious limitations and insurmountable ethical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science, climate change has triggered criticism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skepticism over the rationality of capitalism. Moreover, climate change is raising profound and significant ethical issues, which reflect the dilemma of human values and behavior patterns. If it is the political system, value system, and behavior patterns of humans that are the root causes of the climate crisis,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climate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Keywords: global climate crisis; climate economics; climate politics; climate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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